【推荐】发展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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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见，已什么样的发展观指导发展模式，具有非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损失赔偿、保险代理。这还不包括亲属探视伤者、传媒新闻报道、工人整理行道树木等，所有这些都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所谓的GDP却增加了。而GDP正是我们现在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穷惯了，改革开放后一看外面的花花世界，知道并没有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等我们去解放，未免心浮气燥，自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三步走\"、\"翻两番\"成为国家战略目标，加上我们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于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的指标就大行其道，经济发展很容易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凡事不管客观情况都先定指标。于是产生了\"任务经济\"，收税是层层下任务，完不成就由纳税大户到小户补充；产生了\"任期经济\"，只求任期风光，不管下任死活；产生了\"标志崇拜\"，都要建第一某某，第一大道，第一广场，第一高楼，（君不见历史上第一高楼树起之日，往往是经济危机开始之时：纽约帝国大厦—30年代大萧条；芝加哥西尔斯大厦—70年代石油危机；马来西亚双塔—90年代金融危机）。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以GDP为例，卖假药的人让GDP增长，吃坏身体的人去看病也让它增长；征地拆迁可以让它增长，拆迁过后的豆腐渣工程也可以让它增长，还可以拉动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增长；同样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增加不良贷款、招商引资的\"让利竞赛\"，也都可以使GDP增长。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考察欧洲国家后指出：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发展速度不快，但是财富积累很好。比如欧洲，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5年或者10年看着不顺眼了，又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发展速度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我们可以看到，发展存在着两种模式：恶性的发展和良性的发展。前者是财富掠夺型的，后者是财富积累型的。前者凭借权贵对穷人的掠夺、通过人对自然的掠夺取得，后者依靠技术创新，管理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前者是通过财富本身的转移和再分配来达到数字报表上的增长，比如房屋拆迁，被拆迁户利益受损了，实质是转移到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手里，但这个过程中却有惊人的\"经济增长\"。又比如前苏联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用剥夺农民来发展军工业，使上世纪90年代的粮食产量还少于沙俄时期，但其畸形经济却发展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掠夺自然型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如三门峡水库上马给国人带来的灾难。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以大量穷人的被剥夺被挤压和大量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财富积累型发展则是一种穷人与富人、人与自然\"共同增益\"型增长。因此前者是片面的，结构失衡的，难以持续的发展，后者才是现在提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幸的是，我们的发展是偏向前者的。

　　　当我们陶醉于经济数字的辉煌（姑且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虽然罗斯基等西方学者提出过疑问），\"中国制造\"的泛滥，高速公路的宽敞，第一高楼的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以下事实：

　　　1、中国人均资源占有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冬天全国都在缺电，专家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建议。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笔者曾在发电设备制造行业工作过，有个数字可以告诉大家：中国发电装机总容量是日本的1.7倍，而GDP是日本的四分之一。中国环境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而我们过去25年的发展是以大量能源的消耗，是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环境成本，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了经济的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这也是我们的出口为什么低价的一个原因，企业不用考虑环保，不用考虑生态资源的成本，这样的低成本是外国政府计算不出来的。

　　　2、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扩大内需成了扩大投资。在政府主导下，倚重于扩大投资的方式，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大搞开发区，城市建设大大优先于技术改造和劳动力培训；依靠财政投资输入，大规模借债，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水库；不断向国有企业输血，将金融资源向它们倾斜，哪怕其设备闲置；对一些不发达地区，通过国债项目投资，进行公益性项目建设；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进行工资性转移支付。其结果是人民银行称中国银行坏帐占20%以上，1998年四大银行转到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帐下的坏帐就有一万四千多亿；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中央政府也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赤字，从1979年到2001年的24年中，只有1981、1985年两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22年均为赤字，赤字金额从1979年的135亿元增至2001年的2517亿元，2002年又增至3098亿元。财政赤字有其积极作用，但长期看则存在较大隐患和风险。

　　　3、外商直接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不容忽视，但开放依存度过大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资本流动的规律与人体血液的流动正好相反，人体的血液是从心脏把营养送到身体各方；资本是把它流过的地方\"养料\"带到流出的地方。资本转移总是寻找着最大利益的空间，没钱赚资本来做什么？拉美国家引进外资高速发展后目前的经济动荡就是前车之鉴。设想某个地区从国外引进了一家企业，资本全部由外商投资，产品技术含量很高，雇佣当地劳动力很少；由于高价进原料和组装件、低价向国外销售，公司在名义上亏损。当地政府得不到所得税，由于进价太高和出价太低，增值税也会少收。于是，我们GDP的相当部分反而形成了这家外国公司的收入。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而且引进外资对中国绝对重要。苏州是引进外资的样板，但按照苏州目前经济的增长要求，每年需新增项目用地6万亩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以目前14%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苏州工业用地就没有余地了。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到时候苏州靠什么来维持持续的发展令人忧虑。

　　　4、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巨大，但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量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被美国政府调查的多起反倾销案件，固然有美国政府的政治因素，但我们同样思考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低价有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因素，但更多的因素是我们的低工资，大量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好的工资防护，甚至是在牺牲他们健康的情况下换来了我们出口的增长。城市户口的人力成本里包含了我们常说的三金，而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但他们同样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面临着看病的问题，面临着住房的问题，面临着没有工作的问题。如果按1000元工资计算，他们应该获得约200元左右的保障，按2亿农民工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接近于我们国家今年的GDP增加值。我们用透支的社会保障来换得了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50年后尤其明显，而现在的农民工就是50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我们透支了50年后的中国经济换来了现在的繁荣。

　　　5、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称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其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基本上全部依靠公共资源，即使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基础教育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公共资源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5％以上，中国政府目前对基础教育的预算拨款在基础教育的总投入中仅占57.9％，在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中却占了50.7％。中国的教育体制与财政体制仍不协调，面向最多数人的基础教育过度依赖财力最为薄弱的县乡财政，从而导致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极不合理。另一方面，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列倒数第四。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也普遍得到改善，但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6、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率低于2.25%时，失业率将上升，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上升半个百分点。中国GDP年均增长超过7%，失业率却居高不下。\"三农问题\"也成了老大难问题。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达到2.5亿人的规模。不平等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25上升到目前的0.45左右。而我们认为贫富悬殊的美国和印度才0.3和0.37，欧洲国家一般都是零点一几。而且这种不平等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小趋势，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扩大。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的3.1倍。这一比值在1997年至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地区差别同样令人瞩目。2002年，最富裕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人均GDP是最穷的省份（贵州）的12.9倍。中国财政部科研所课题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可见没有了公正、公平和社会保障的发展，发展的受益者，就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广大劳动者。拉美和南亚前车不远：能够实现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

　　　我们第一代领导人的\"一大二公\"是公平大于效率的价值取向。第二代领导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明显效率优于公平的价值取向。\"三个代表\"应该说是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我们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25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也应该转移到\"以人的建设为中心\"。即以保障人的权利，追求人的幸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所以国家建设的中心，只能是以人为本。否则必将陷入\"发展的异化\"——虚假无效的发展，短期行为的发展，不能持续的发展，结构失衡的发展，配置失灵的发展，机会主义的发展，偏离公正的发展，危害稳定的发展。当我们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而欢呼时，是否也应感到\"高处不胜寒\"。

(8/22/2005 0:52)

具体评说有空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