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学术”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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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我国计划经济的地盘越来越小，“计划学术”的领土却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就人文社会学科来说，从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到各省市、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闹闹热热、红红火火、势不可挡。一方面，经过计划并完成的许多课题，确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学术积累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另一方面，面对每年一度、几度的课题申报，学术界的埋怨声却也越来越多，质疑声也越来越高。特别有以下几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

　　一是资源浪费和人格伤害。省市以上的社科规划，课题指南中不少学科每每都有美妙的“计划”，越是重大课题，资助的经费越多，诱惑力也越大。由于评职称、报硕点博点、评硕导博导、领年薪、建基地、各类评估等等功利要求与目的（有的甚至以经费多少来衡量），拿项目和完成项目成了重要条件和标准。相关单位于是又鼓励又奖励，学者们于是一哄而上，被迫或自愿地去打一场浩浩荡荡的课题争夺战。相同项目只有一个，学者却何止千万，这里面造成时间的浪费、精力的浪费、资源的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尤其可怕的是，到底谁能拿到项目，公正性何在？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探测到的黑洞。公开的条文掩饰了许许多多的不公平，但学者们仍然要争先恐后，在课题的铁索桥上蜂拥前进。因为不冲锋，那就只有在打着饱嗝儿的侦察蜂后面忍饥挨饿。为什么？花只有一朵啊！本是充满精神原创力的青年、壮年和老年的学者们，在此过程中变得慌慌忙忙、恍恍惚惚、唯唯诺诺；而靠学者个人力量发表和出版的学术精品，在学术评价中如同庶出，低人一等，总不如所谓“项目”来得冠冕堂皇。“命题”学术或“遵命”学术，使学者的文格和人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二是嘲弄了人文社会学科独立研究和独创的精神。理工学科的学术研究，合作攻关者，成功范例在在不少，历年的生物、化学、物理等诺贝尔奖，就是明证。但人文社会学科之研究，带着学者的理想、兴趣、习惯、积累、发现、睿见甚或成见与偏见，有着极强的个人性、主观性与隐秘性，精神性探险更多，独立性要求更高。自古以来，凡创造精深伟大之人文社会学科成就者，孤胆学雄屡见不鲜。但如今那些繁琐的表格却规定，人文学者不能单独申报项目，要有参加者，结成团队，才有被批准的可能。这不仅造成了很多项目的拉郎配、拉友配；项目侥幸过关了，“郎”、“友”也往往独立了或改嫁了，成了浪友或怨友。因文人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独创，不仅是独立不倚的创造精神，前无古人的学术见解，也是无牵无挂的独往独来。被“计划”好的合作队伍，很多变成一盘散沙，甚至不欢而散。这过程中的许多人被嘲弄了，更嘲弄了人文学术的“独创”价值。事实上，人文学术之高下不能以著者之多少来期待和评判，甚至著者愈众，杂乱低劣的可能性愈大。

　　三是时限等的紧箍咒，极大地影响了出精品、出巨著。因为害怕资源浪费或言而无信，各级各类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都要倒计时：基础研究一般要在二至三年内完成；应用研究要求在一年甚或半年内截稿。应用乃应急，快而有用或许有道理，就不说了。基础之基，可十年，可百年，兴许千年万载不可替代，如《论语》、如《老子》《庄子》、如《史记》者也。现在说“十年磨一剑”，也许不合时宜，但真正的人文学术之伟构，没有五年、十年或更多，不符合规律，也经不起时光的淘洗。本是学术人，相逼何太急？又学者一般有自己稳定的研究领域，也有长期的写作规划，但由于灵感、由于兴趣转移、也许还由于同行的剌激等，他或她可能停下手头的工作，移情而别恋，或许可能创造出学术界喜出望外的硕果。这是人文社科研究中并不少见的灵活应变机制。但头上套有金箍的人，该如何是好？又如何应对中期检查和结项？在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项目的操作中，学者们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因为你翻来跃去都在“项目”的手掌里。

　　还有种种疑惑：那些计划的项目，或一般，或重大，领走了，完成了，它们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就真的如项目本身一样，“一般”了和“重大”了吗？学术评价是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公共的历史性平台上，才能最终完成的，一拨人或一个机构，就真的能判断一个时代学术的大小好坏吗？小课题就真的做不出大学问吗？申报表中的推荐意见和单位意见，真的实事求是，没有人情和本位吗？而项目的审阅，说来说去是“审表”，是真正的“表上谈兵”，又有谁能保证某个项目一定会有高质量的回报？

　　学术是生命的创造。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需要更宽松的环境、更自由的心灵和更独立的人格。该是改革计划课题、项目申报的时候了。应将所有基础研究全部放开，让学者们自愿选题、自由探讨、自己管理。不管用多长时间，只要拿出了好成果——手稿或成品（而不是好表格），就可以被认可，并获得经费支持。在春风化雨中，让我们的学术生态更平衡、更健康、更美好，让民族的学术生命之树，根系发达、枝繁叶茂、花果飘香！

　　（作者：喻大翔　为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