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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校教授聘任中的唯学历倾向——兼谈博导称谓的误导性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高等学校的教师职称中，教授无疑属于最高层次。博导是博士学位候选人指导教师岗位的简称。教授和博导，一个是学术职称，另一个是教学和研究工作岗位，两者之间本来不存在学术层次上的高低区别。但是，我国自恢复职称评定和博导遴选制度以来，一度出现了在教授聘任中的唯博士学位不聘的唯学历倾向，出现了在博导遴选中非教授不聘甚至非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不评的现象；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又将博导视为高出教授一等的特殊职称，从而形成来自主管部门和主流媒体对文化教育和社会各界的严重误导。
今天，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围绕教授聘任和博导遴选的折腾、学术队伍中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一些学有所长的优秀学者的无奈出局、博士研究生培养的不正常“跃进”和博士教育“产业化”及“博导”利益集团的形成、以至学术水平的滑坡趋向和高级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趋势，在相当的程度上都与此不无关系。
一、教授为何必需具备博士学位？
教授聘任必须具备博士学位吗？改革开放后我国教师聘任制度初始阶段的情况并非如此，但近年来情况却发生了突变，一些重点高校带头迫不及待地推出今后教授聘任必需具备博士学位的硬性新规定。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5月8日通过的《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基本条件的规定》宣称：“195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从2002年起年份每年递减一年直至1950年)，必须具有博士学位”。笔者出于公心，当时著文从九个方面对1955年以来出生的教授都必须具有博士学位的规定提出了质疑。[1]文章提到虽然这一规定有利于学校现有博士产业经济的大发展，但是，第一，进一步滋长了职称评定中的重学历、轻真才实学的“唯文凭化倾向”。第二，政策缺乏连续性，连续性影响了党的威信，侵犯了中青年教师申报教授的合法权益，挫伤了1995年以来出生、虽没有博士学位但一直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在职优秀教师的积极性。第三，助长了现任教师在职和脱产攻读博士生风，对于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带来冲击。第四，违背了党的人才政策，助长了单一化人才模式倾向。文章说：“按照《规定》的思路，在高校的教授聘任将只有一种人才模式，即清一色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学位当然是件好事，但唯博士学位、排斥不拥有博士学位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补充进教授岗位，却绝不是一件好事。在中外真才实学的人才中，没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陈寅恪、华罗庚、启功没有博士学位，比尔•盖茨也没有博士学位。要是把他们放在2002年的北师大，对不起，他们连申报教授的资格也没有了。”第五，人为扩大了博士点和非博士点教师参评的不平等竞争。笔者以为：“在高校学术职称评定工作中，重学位可以，但不能唯学位；在教学职称申报面前，人人机会平等，‘唯文凭化倾向’应坚决改变”。[2]这篇文章在当时由北京师范大学主管的技术部门负责技术服务的学术交流网上发表，显然得罪了使劲推行快速中青年教师“博士化”的学校当局，很快笔者主办的术交流网站也遭到封杀。[3]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过去了三年。现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世纪之交，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全国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优势的某些重点高校、甚至某些头几批博导利益集团的相互需要，因而突出强调了新近教授的聘任必须具备博士学位，而规定参评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的年龄则各个学校五花八门，有规定1955年出身的，也有的规定稍晚于1955年后出身的，所有这些全是经过人事部门按照利益需要精心策划后由学校权威部门的会议通过的，表面上公平、公正，而在程序上则是典型的暗箱操作。这些规定不仅凸显了唯学历论，违背了我党历来强调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策，而且对一批有着真才实学的担负繁重教学科研任务的年轻学术骨干但不可能脱产或在职谋得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来说，无疑是断了他（她）们在重点高校继续展现学识的可能。
比如，三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职称评定工作中引发极大争议的规定，使得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等100多中青年教师成为这一“唯学历者”管理者及其学校“法令”制定的扼杀对象，尽管他多次质疑这一规定的不公平、不合法性，但是还是成为显示学校领导“无比正确”和“无可非议”的牺牲品。北师大当局将杨玉圣挤走，成为当时一个突出的负面例子，而中国政法大学按照正确的人才政策以北京市优秀人才引进，并很快聘他为教授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两个学校只有一河之隔，但人才观不同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后果。现在的影响已经凸显，北师大在中国美国问题研究界多年来不失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学和研究基地，由于杨玉圣的被迫离开，历史学系不仅无力开设急需的美国史课程，而且也难以再招收美国史研究生，这一学术变化对于北师大历史学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来作为学术评论前沿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也由于学术批评网主持人的离开而黯然失色。加上郭小凌教授调任史学所所长、杨宁一教授调往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刘北成教授调往清华大学历史系，北师大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偏瘫和滑坡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本已具备学科前沿发展的势头也因“必需博士”的硬规定而突然被人为地打断。反观中国政法大学，由于美国史专家杨玉圣的加盟，不仅在全校开设了广受学生欢迎的“美国历史与文化”课，而且成立了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n Politics & Law），开办美国政治与法律网，并正在筹办《美国政治与法律》（集刊）。这一反一正，两相对照，难道不能引起人才主管部门的深刻反思吗？[4]
就全国来说，教育部门和一些高校刮起的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风，犹如一股强势的潮流兴起了脱产读博、在职读博风，而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这样的著名文学教授读博，不管本人出于什么意图，但在客观上确实助长了这股读博风，[5]大有言必称读博、文必扬博导之意。很清楚，读博的需求是由“教授必须博士”引发的，而源源不断的读博潮自然带来博士产业的兴旺和博士生产业化的跨越式发展，这个博士产业的最大得益者自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有关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点的单位和博导们，他们恰恰掌握着博士产业和博导队伍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我国的博士教育大跃进是博士产业大发展的自然延续，是名副其实的名利双收。
今天看来，对教授的聘任或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规定带来的后果是如此之大，恐怕本来就是政策制订者的深谋远虑，当然也许是他们的始料未及的。至于大量材料披露近年来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滑坡和博士学位中的非学术因素及不规范情况，申报和评审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中的腐败现象，则已经不是什么公开的秘密了。
教育主管部门申辩称，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是为了确保质量并和国际接轨，这种借口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不少发达国家并无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的规定，尽管相当一批教授具有博士学位，不过这是多年来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为的大跃进的政策规定。前几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中科院院士杨卫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位与研究生工作会议上说，“调查显示，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师生比例失调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导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已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博士生导师仍要带5.77名博士生，远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6]这表明，在博士学位培养上人为“跨越式”发展对质量下滑带来的后果。而“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求来自主管部门的“教授必须博士”的规定。
第二，和国际接轨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我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市场经济运行接轨况且如此，作为文化教育形态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更加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设想要求数以万计的博士生都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全国所有对口的核心期刊，即使一年四期改为六期全部刊登博士生文章，也是难以满足要求的。我们姑且以全国500家核心期刊推算，每年四期，每期发表10篇博士生论文，总共发表博士生论文20000篇，如果当年博士生为20000人，则平均每人只能发表一篇，也达不到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篇要求。而那么多前沿课题研究全由垄断博导群体的人们来指导，其中有些是他们并不熟悉或者根本不懂的研究题目，博士大量招收，博导成了瓶颈，于是形成博士班以至加强排，博导年均招收量猛增而对博士生的指导量少得可怜，甚至连开题报告、论文初稿和答辩的论文都来年不及仔细看看，其结果使不少论文确保质量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尽管口口声声和国际接轨，但就是迟迟不和副教授也可以带博士生这一条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既然明名知美国等国在培养博士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何又不接轨呢？恐怕还是经济利益驱动所致，因为博士生培养产业是块大蛋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垄断蛋糕的心态被一层“确保质量”的高论所笼罩，显得更加冠冕堂皇。
二、博导为什么一定是教授？
去年新华网2004年9月12日发表署名网友孙正龙的文章《“博导”为什么不是教授？》，称“武汉大学17名副教授日前被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这些副教授连‘博导’都选上了，难道做教授还不够格吗？为什么不先行不拘一格选教授呢？”“多少年来，只有教授职称才能有资格去做‘博导’，这表明‘博导’决不是谁想当就当的。一般来说，做硕士生导师的至少要是副教授，做博士生导师的要是教授。”文章认为“在‘博导’和教授的推选程序上，应该是先有教授而后有‘博导’。”还说“职称评定中的‘霸王条款’早已被人们指出，其危害也被不断披露。这种现象又一次从副教授评上‘博导’的错位中暴露出来。如果这些副教授在教授晋级中，能够破格晋升，就不会出现如此程序倒置的现象。”
笔者曾在当时发表了持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博导”为什么一定是教授？》[7]。笔者以为，博导和教授之间并无必然的程序上的关联，就是说博导并不一定要求是教授职称。这是因为：
第一，教授是高等学校的最高学术称职，而博导只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职务并非教学职称，两者并无职称上的关联，不存在博士生导师在职称上高于教授的问题。以为博导高于教授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有的媒体报道学者的教授身份嫌不够份量,还要增加他是否博导的报道，这实在是一种害人不浅的误导。
第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教授还是博导没有必然关系，一个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因人而异，有草包教授，也有草包博导。绝不能说某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平一定低于某一位博士生导师，或者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教授，这种例子实在太多。因为当今博士生导师的遴选首先取决于该校的专业是否拥有博士点授予权，有了授予权还得有各种非学术因素的条件和机遇，否则这位教授的学术水平再高也不能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职务。像武汉大学美国史权威刘绪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史权威郭预衡教授、已故北京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权威刘宗绪教授、已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权威陈旭麓教授，都不是博导，但并非学术水平所致，而是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当时的机遇对他们不利。比如，谁都清楚郭预衡教授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的造诣，无论在北师大或者在全国，均堪称一流，但他不是博导，因为最先评聘博导时嫌他“年龄小了些”，以后再评时则又嫌他“年龄大了些”，终于成了以年龄划线的牺牲品，显然是“年龄”因素使他与博导无缘，怎能归至于学术水平不达标呢？在我国，这种以年龄划线的牺牲品的，又何止几百上千位学者，而从以年龄划线中的获利者比起牺牲品恐怕更多。
第三，在当今学术官僚化、教育产业化和高校大跃进的情况下，博士点授予权和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和“权”、“钱”紧密相连，存在着太多的非学术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干扰下，实际上不具备博士点授予权资格的单位有可能“打造”成博士点获得单位，不具备博士资格的教授也可能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同时为了确保博士点授予权，在教授职称缺位的情况下，当然也可能“突破”不是教授不能当博士生导师的传统模式，武汉大学是否属于这类情况不得而知，但不排除有些单位为“争”博士点而出奇招。在这里笔者还可补充一个例子，全国直属重点高等学校主要是由教育部管理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则归属于文化部，博士导师授予权的工作挂靠在教育部名下，只要比较一下由于两个不同归属而在享有博士点的比例上存在着和业务水平很不相称的反差，以红楼梦研究为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云集全国一流的红学专家和研究成果，是全国公认的红楼梦研究的领航基地，但他们并没有博士授予权点，因而出不了“博士生导师”，也无权培养博士生，然而许多高校的古典文学专业享有博士授予权点，因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博导（其中有些博导的教授职称就是由红楼梦研究所的研究员评审的），也出产了一批又一批以红楼梦研究为课题对象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人们看得很清楚这里的决定因素绝非学术因素所能制约的。真正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研究员比不上一张拥有博士生授予权的批示。
第四，在国外，例如美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有博士点授予权的研究型学术单位，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都有可能成为博士生导师，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胜任导师工作，如果博士学位论文对口即使是副教授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导师，如果不对口或者说没有能力指导，即使是教授也不能成为导师。按笔者之见，这才是实事求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在国内，即使专业不对口，或者导师对于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目知之甚少甚至无知，但因为他是博导也一定还是博导，于是出现不懂装懂、出现常识性错误发现不了，甚至抄袭剽窃察觉不出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那种一个博士生导师居然“有能力”同时指导几十个博士生，同时一些有专长的非博导的教授和副教授不能当博导的中国特色现象，才是真正不正常的现象。在目前博士点和博士生培养当作一个产业来经营的情况下，博导和经济利益、学术利益、学校及部门利益紧密挂钩，官、权、学、“博”相结合，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妨碍学术繁荣的垄断性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将会损害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博士生业务水平的真正提高。
笔者呼吁，打破只能从教授中才能遴选博导妨碍学术繁荣的传统程序，改革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制度，切实纠正博士生产业化培养和跃进式招收的负面影响，真正给国人展示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良好信誉。[8]
如何确保“研究生大跃进”情况下的导师质量问题，是提出目前导师机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依愚之见，必须打破和“博导产业”相联系的“博导垄断制”，真正建立保障导师业务质量的供需机制。时下认识上的误区，不仅在于以为“博导”是高于教授的“职务”或“身份”，而且在于以为“博导”什么都能“导”，“博导”什么都“博”，尽管他也许对于研究生所写论文并无发言权或者并非自己的强项，但照样指导和拍版，居然还一连指导十来个以至二三十个，在这种情况学术上问题看不出，学术不端行为难以发现，论文指导质量难以保障。要确保研究生的指导质量必需打破导师什么都“导”，打破博导垄断指导权的状况，否则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将被取消导师资格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如果导师对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具体指导，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内容的缺少发言权，这样的导师本身就是“不合格”的。为了确保导师质量，必须遴选与每份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密切关联的专家为导师和论文答辩委员，这样的导师和答辩委员应不分是否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身份。如果自学成才，即使没有教授、副教授职称，也可以受聘为导师，例如，目前在红学界版本问题具有一流水平的是一位物理工程师、红学超级“票友”杜春耕先生，既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副教授，但他对于版本研究水平远高于某些大学教授和博导，而且助人为乐，资源共享，一些以红楼梦研究为课题的博士论文受惠于杜先生的“不是导师的导师”的帮助。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称他是“光学是本行，又为红学狂，往来多红儒，当今小孟嘗”。笔者以为，除了以真才实学取代“身份”决定论外，还应打破年龄限制，即没有在职和退休的区别，以确保质量需求为第一要务。如果把遴选导师的眼光仅仅局限在“在职”上面，实在是一种作茧自缚和注重功利的做法。
此外，所谓“导师资格”本不存在“终身”和“取消”之说，因为所谓“导师”，当你承担指导任务时就是导师，当他不承担指导任务时即使有“终身”称号，实际上也不是导师了，挂名导师可以休矣。[9]
在我国，表面上看，坚持“博导必须教授当”，似乎是严格标准，但在所谓严格标准下出现了许多很不正常的现象，例如有的博导对自己所不懂得的课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误人子弟的“指导”，而且是批量生产，而那些本来指导博士生课题对口的副教授却只因为自己是“副教授”而被拒之博导大门之外。此外有些博导经常把自己是博导挂在嘴边，生怕别人只知教授不知博导，显示博导之“珍稀”。我们怎么可以一定说“博导比教授高一等”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学校、所有专业、所有学校的学科都有博士点，既然没有博士点怎么会有博士生导师呢？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术单位并等于没有教授、没有研究员，一位没有博士生导师工作岗位的教授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学术水平低于有博士生导师岗位的教授。把博士生导师说成比教授高出一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身份”炫耀学术地位的做法实在不值得提倡。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在宣传媒体、学术刊物、网文署名时，不宜突出博导、教授之类的冠名，人们看重的是学术文章的水平，而不因为是教授或博导就意味着学术质量的高低。
三、博导的聘任为何必须是博士？
从前年以来，一些著名高校开始了缓慢的在教授和博导聘任上开始改革松动，突出表现为聘任教授不一定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符合条件的副教授也可以当博导。其实在这个教授是否必须博士和博导是否必须教授的收紧和松动过程中，我国实现了教授、博士、博士授予权点和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的跨越式大跃进，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博士学位教育产业和博导利益集团。
据2005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记者施芳报道《北大：副教授也能带博士》说：“北京大学新近评出了139名博士生导师，其中49位是副教授，超过新评博导总数的1/3，涉及8个学院（系）的27个专业。”“新评出的139位博导都是采用新方式遴选出的。新方式对基本条件的要求由具有教授或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改为副教授以上。这是北京大学率先打破‘博导必须教授当’的惯例、不拘一格推进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新尝试。”“北大学位办公室主任郑兰哲介绍，近年来，海外归来和我国自己培养的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都处在学科前沿，年富力强的他们虽然暂时还不是教授，但学术水平完全可以指导博士生。如果现行制度持久不变，博士生培养的优质资源将被埋没，培养质量将受到影响。博导不是特殊身份，只是一个工作岗位，改革回归了博导的本意。”
2005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春琳报道《北大试点废除博导资格终身制 学生可自选导师》说：“博导资格在北京大学将不再是终身制。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王仰麟今天透露，北大在历史系、教育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进行试点，实行不固定博导资格制。”“北大此举是在淡化博导的荣誉性质，还博导一个本来面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陈洪捷说，在国外，不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符合具有博士学位、有科研经费、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本人有水平有能力等条件，就可以担任博导。”“为了与国际接轨，一些高校开始进行改革，尽量淡化博导的荣誉色彩，还原它的本来面貌。2003年，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齐利民成为北大以副教授职称获得博导资格的第一人。很多高校紧随其后，把具有博士资格的副教授送上了博导的位置。”[10]
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毕竟是高等教育改革名副其实的排头兵。围绕聘任教授需要博士学位和博导非教授职称莫属，在高等教育界的影响非同小可，这既关系到博导产业的兴衰，又影响到我国博士生教育制度的健康成长。
现在既然副教授也可以带博士，那么“博导”包括有人津津乐道自己是“第X批”博导，也不意味着比没有博导岗位的教授还要高出一等，谁也不会相信不是博导的钱锺书，比他的爱女而有着博导岗位的钱媛教授要低一个档次。我们的媒体，总是不断强调某某学者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博导吗？混淆教授和博导概念实在是舆论界一种误区。值得注意的是为何有那么多人对“博导”给予格外渲染，恐怕教育主管部门最清楚其中奥秘！[11]
从博导必须是教授到博导不必是教授，确实是一项改革，也许出于无奈，一方面“海归”学者大量进入高校增加了来自“与国际接轨”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跨越式”大跃进带来博士生数量陡增，难以由教授博导垄断。只能适当分流，但不管出于什么考量，毕竟是个进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是在惟有教授垄断博导过程中，一方面，有多少优秀的副教授因而遭到巨大的损害，而就他们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研究课题完全胜任博士生导师的重任，只是因为是副教授无法担纲。另一方面，有的教授博导则徒有虚名，因为他甚至不大了解所指导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重点、难点、疑点和创新点。那么究竟由真正懂行的副教授来指导博士生，还是由不甚懂行的教授来指导好呢？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教授是职称，博导是岗位。两者间不是等级、高低之分。既然副教授也能当博导，为什么博导就比教授高上一层呢？我们的媒体大可不必时时刻刻把某某教授是不是博导挂在嘴边、写在纸上，当然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论或者发表，是一定要说明谁是导师的，因为这意味着岗位责任。如果只是作客论坛，或者某个学术讨论会，出版某部学术论著，发表某篇学术论文，所论述的问题又和博士学位及论文指导无关，为何要专门说明这位学者是否博导呢？我们的教育部门何时不将博导作为摇钱树、敲门砖呢？[12]
尽管北京大学等一些学校在教授资格聘任和博导资格遴选上已经开始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客观地说这一步来得晚了些，而且在博导资格的某些“规定”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 博导资格必须规定要有博士学位吗？
中国大陆恢复学位制度才20多年，从第一批博导培养的博士生起算，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尽管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在就当年读数量上实现了博士数量居于世界前列的飞跃，但是中国毕竟不能和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发达国家相比拟，照搬发达国家高校的博导一般具有博士学位的水平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在现今50岁以上（即1955年以前出身）博导中，除了“海归”大概具有博士学位者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再以改革开放以来恢复高考的1977届大学生为例，如果入学时22岁（这种大学生为数不多），则现在正好50岁，难道我们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生全部能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吗？即使在拥有传统学科的历史专业领域，博导授予权的优势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世界史是薄弱环节，更难以设想要求这个薄弱环节的中青年教授全都拥有博士学位，除非他们改行报考中国史博士点或者别的强势博士点，这现实吗？其后果究竟是有利于发展薄弱环节呢还是实际上扼杀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呢？如前所述，规定博导必须具有博士学位目前不现实，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也不现实，它凸现了唯文凭的人才观，违背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原则。采取这条规定，势必妨害选拔不同成材之路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走上培养高级人才的岗位，也将妨害不少薄弱环节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规定博导必须具有博士学位的一个直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是鼓励和助长大量教授读博怪现象，成了资源不合理分配的奇特景象。作为导向根源，唯学历论是个重要原因。有了最高学历等于站在学术的最高层，在唯学历的社会里自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财富和等级资源。比如在北京师范大学就有博士楼，条件是博士、副教授才有资格，如果是教授而非博士也爱莫能助。再如不少出版单位和高校组织出版博士文库，如果不是博士，再有名的教授同样没门进文库，有的出版社还搞什么博导文集之类的名堂。还有学术单位掌门人选拔的隐性条件之一要博士。至于各级官员中有没有博士学位关系同样重大。
作为机制诱因，一些重点高校规定只有博士才有资格当教授、只有博士教授才有资格当博导，不能不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即使已经是教授，但如果没有博士学位，同样难圆博导梦。对于中青年教授来说，能否当上博导，似乎成了上学术最高阶梯的象征。对于院系来说，对于学校来说拥有多少博士点、拥有多少博导，也关系到学校的学术排名和发展前景，谁不为之动心？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大背景，迫使一些已经受聘为教授的中青年学者设法通过在职或者脱产攻读博士学位。这种情况在已经受聘为副教授的中青年学者中攻读博士学位的就更多了。而教授、副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一些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重点高校来说，当然是乐观其成的。这不仅推动了读博大军而且也提高了博士生的档次，当然也是博导们求之不得的。
教授考博和博导考博实在是一种折腾，一种不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人“富”的折腾，设想为了保持博士学位大跃进和博士产业大发展以及博导权威的大弘扬，操盘当局岂不可再来个新规定：中学教授必须拥有博士学位，这样仅仅中学历史界30万教师队伍就可以有近30万的攻读博士后备军了，那时中国的全球博士之最的地位岂不更加巩固了么？然而，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又多少利益集团从中受益，又花去了多少纳税人的钱？[13]
最近北京大学改革博导资格，不仅限于教授，符合条件的副教授也可以，但是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本人必须要有博士学位，依笔者之见，后者的规定不妥，不符合中国国情下多元化成才之路，如果经过多元化的道路成材，如果自学成才即使没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即使没有博士学位，也可以应该破例受聘于博士导师岗位的。
第二，博导资格必须规定要有科研经费吗？
中国国情不同于国外发达国家，高等学校和科研经费并不来自民间，基本上国营、公费一元化，要博士导师自己筹得科研经费否则没有资格担纲不仅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不合适，而且于理工科专业也不尽妥当。也许政策制定者原来意图是博士导师没有科研经费就等于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没有各级“立项”的课题就一定等于不能培养出有出息的博士生吗？从“节约”型的思路来考虑，不花和少花钱国家和公家的钱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生难道不好吗？花国家和公家的钱越多，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博士生出来吗？[14]
教授聘任机制的革新和博导岗位机制的改革事关高等教育的兴旺发达和源远流长地为祖国现代化事业提供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如果出于公心，珍惜多元化的成才之路，不拘一格选人材，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妥善协调各个利益团体的考量，相信是会走上健康发展快车道的。
注释：
[1见《评北师大学术职称评定中的“唯文凭化倾向”——1955年以来出生的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吗？》（《学术交流网》2002年7月5日首发）。
[2]《评北师大学术职称评定中的“唯文凭化倾向”——1955年以来出生的教授必须有博士学位吗？》；《申报教授必须要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吗？——兼谈北京师范大学职称评审规定的非科学性》，学术批评网2002年7月13日首发。
[3]《立此存照：“7•22”事件与学术交流网》学术交流网2002年11月22日首发 ）
[4]参见笔者文章：《围绕教授和博导的折腾——从教授要有博士学位到副教授可当博导》（学术交流网2005年6月19日首发）。
[5]参见笔者短文：《读博应当鼓励，“学位热”应当降温----读〈评当前的博士生泛滥现象〉有感》（学术批评网2002年6月23日首发）；黄安年：《博导考博“越出常规”的疑问？》（学术交流网2003年2月26日首发）。参见〈“教授考博”与文凭崇拜〉（晏扬文,正义网2004年02月28日）。
[6]《博导平均要带五点七七名研究生“攀比风”严重师生比例失调教育质量下降》（陈建强(记者) 张国(通讯员)文，光明网2005年7月9日）
[7]学术交流网2004年9月13日首发。
[8]同上。参见《博导：是岗位而非资格》（新华网安徽频道文2003年05月12日）。
[9]见学术交流网2004年12月13日首发。
[10]见学术交流网2005年7月11日转发文。
[11]参见笔者文章：《博导不是高教授一等的特殊职称——小议〈北大：副教授也能带博士〉》，学术交流网2005年6月17日首发。
[12]同[4]
[13]参见笔者文章《教授考博和博导机制——再谈围绕教授和博导的折腾》，学术交流网2005年6月21日首发。
[14]参见笔者文章《建议将“节余型”因素引入学术评估机制》，学术交流网2005年7月12日首发。
（本文系提交给将于2005年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的交流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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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8 20: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