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的催泪弹、民主的催眠剂——关于“超级女声”的评论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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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超级女声”即将落下帷幕，关于它的讨论却方兴未艾。粉丝们的流言蜚语和专家们的微言大义，仿佛“麦莎”一样，使得这个平淡的夏季变得不同寻常起来。正如台风既有破坏性又有降温功能，对“超级女声”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批评者或者持“集体迷狂说”，比如张闳先生认为它跟此前的鸡血疗法、疯狂英语和集体传销等群体性行动一样，是“集体性神经病”的新变种；或者持“权力幻觉说”，比如杨小滨先生认为“向往自由的女声，不外乎是（现实和幻觉的）权力之下所把玩、所品尝的一杯周末夜晚的奶昔”。赞赏者主要持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娱乐说”，比如顾昀先生认为“2005年是内地娱乐业元年，超级女声是内地娱乐业的真正开端”；一种是“民主说”，比如安替先生特别指出：“总有论者批评中国人没有民主素质。但是‘超级女声’中的选手和观众，却以极其出色的表现实践并且示范了民主。”在这里，“娱乐说”和“民主说”并没有按照惯例对立起来，而是互相支持，顾昀称赞了娱乐背后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安替则认为“超级女声”把长沙变成了娱乐之都。

　　承认“娱乐说”和“民主说”，是否就意味着“集体癫狂说”和“权力幻觉说”不成立呢？在我看来，互相冲突的四种说法，恰恰并存在同一个节目之中。“超级女声”之所以如此富有争议，正是因为它是“四说一体”，持其中任何一种观点的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

　　“娱乐说”主要是对节目性质的评价，“民主说”则主要是对观众素质的评价，两者都不是空穴来风。曾有论者批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北方霸权”之嫌，由湖南卫视主办的“超级女声”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娱乐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是，春节联欢晚会在垄断的基础上依然有日薄西山之感，“超级女声”却在竞争的环境（比如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即是类似节目）下给人一种日出东山的感觉。尽管后者的插播广告不亚于前者的贺年电报、一周一次的频率也远远超过一年一次的“年夜饭”，超级女声的观赏性却远远超出了春节联欢晚会。与此同时，大众评审、粉丝们在街头拉选票、甚至在报纸上作广告的举动，也都耳目一新，让人感觉到一种新气象。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把“超级女声”理想化。

　　过高评价“超级女声”的娱乐性，甚至赋予它“创世纪”的意义，未免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在我看来，“超级女声”并没有开启大陆娱乐之门，它依然沿袭着“娱苦精神”。“超级女声”最吸引眼球的环节大概是PK阶段，结果一旦出来，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不仅包括淘汰者和她的粉丝，也包括竞级者和她们的粉丝们。事实上，哭声仅仅是小插曲（或者说是小夜曲），眼泪未干的她（他）们很快就会在下一轮节目中蹦蹦跳跳。5进3的比赛更是让超女的母亲们亲自痛诉家史，这个威力无穷的催泪弹把整个节目推向泪水高潮。曾有母亲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一位“我型我秀”的参赛者——等你成名了，也带老妈和姥姥一块去“艺术人生”。尽管“超级女声”的宗旨是“快乐中国”，“艺术人生”以催人泪下而著称，“娱苦精神”却是它们的共通之处。当然，这不能全部归咎于节目制作者，绝大部分观众也没有做好迎接娱乐的准备。如果做一名“观众的观众”，你会发现中国观众在看娱乐节目的时候通常时而泪眼婆娑、时而喜笑颜开，一而再、再而三，那些脸庞仿佛在打摆子。（在这一点上，“超级女声”、“我型我秀”、“艺术人生”乃至春节联欢晚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成熟的现代娱乐也会出现泪水，但泪水仅仅是娱乐的动力之一。只有中国娱乐长期以来被“娱苦精神”笼罩，它的原型是“忆苦思甜”或者是“诉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女声”没有摆脱“娱苦精神”，更没有开创独立的娱乐精神。

　　同样，把“超级女声”看作民主样板，多半属于“过度阐释”。我并不反对把它看作民主的沙盘实验，但对此却有些悲观，因为其中不仅有为人称道的理性精神、出色表现，也不乏“朦胧的程序”和“票数的暴政”。暂且不说粉丝们在拉选票过程中的种种是非，评委和大众评审的组成就值得质疑。如果把评委比作法官，作为节目策划人的夏青出现在评委名单之中，就违反立法和司法分离的权力分治原则。尤其值得分析的是大众评审，她们在形式上掌握着决赛中的生杀大权，这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非常相似。事实上，两者貌合神离。从表面上看，“超级女声”的大众评审由35名准超女组成，而美国的陪审团却是由年满18岁的美国公民组成，后者的素质好像还不如前者。但陪审团特别将与原告或被告有关系者排除在外，大众评审却全部是各赛区的参赛选手，她们与决赛选手有着深浅不一的交情，以至于比赛之前主持人采访她们的时候，就有大众评审成员明言自己就是冲着某某而来。比赛尚未进行，大众评审已经有了先入之见，与重大案件中被隔离开来、以免被公共舆论左右的陪审团大相径庭。与其说大众评审是民主进程中的一个脚印，不如说是一次倒退，因为它连中国历史上的“回避制度”都抛在一边。在我看来，大众评审、短信投票等环节仅仅是民主的催眠剂，它给观众一种“被唤醒”的幻觉。中央电视台每年主办的评选“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动，也是用观众投票的方式，如果认为“超级女声”实践并且示范了民主，又怎么看待类似的投票活动呢？当然，民主不是乌托邦，它允许试错。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女声”可以用“民主说”来解释，但是并不值得过度乐观。

　　借用一句网友的话来说，正所谓：酸酸甜甜的“超级女声”，饥不择食的中国观众！

　　（本文删节版载《东方早报》2005年8月26日）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