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鲜为人知的中葡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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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鲜为人知的中葡之战


  
一九五二年几乎酿成中葡大战的关闸事件，居然是源于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出事前刚刚换防不久，站岗的哨兵不少是北方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只有几十米。


那天一名黑人葡兵「人有三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黑兵恼羞成怒，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去。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双方驳火？手榴弹，又各自向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解放军部队又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情形，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民生与工商业大受影响。后来，何贤先生（现任澳门特首何厚铧之父）率团入粤谈判，向叶剑英元帅说明封锁边界会苦了澳门同胞，叶帅答允撤除封锁，但责成澳葡总督发表谢罪声明，澳督一一照办，那场战争危机这才烟消云散。


和平解决关闸事件

　　1952年7月15日，一场由内地与澳门边境士兵之间因误会引发的冲突中，挑起了澳门历史上有名的“关闸事件”。

　　那时中葡两国尚未建交。因此澳门政府委派何贤、马万祺为澳方信使，与中方谈判。何贤二人不辞辛苦，来回跋涉，终于在一个月后，澳督低下高贵的头致歉，“关闸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

　　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

　　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我国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

　　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

　　这座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


　　直到1849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

　　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的事件，只不过结局大相径庭。

　　毕竟，历史不是简单的轮回重复啊。

　　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那时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

　　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咱们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

　　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

　　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呢！战士们很少见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


　　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

　　黑人士兵怒骂连连，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

　　“砰砰砰！”突然间不由分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来势迅猛。

　　我兵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

　　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炮火很快就结束了，空气顿时凝固住一般，紧张的边防局势，震撼着澳门人的心……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的人员都不得进出。

　　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

　　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了，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

　　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的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

　　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

　　与会者议论了好一会儿，忽然才发觉书记始终不表态，于是便不约而同停了下来，把目光都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从容不迫地问道：“还有谁要发言吗？”他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见没有人表态，才慢慢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惩治措施，也在我们的情理之中。”


　　叶剑英顿了顿，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下去，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

　　叶剑英接着指出，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而且，澳门的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不就是我们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他把话题打住，拿眼睛望了一下大家，还好，紧张的气氛已经明显缓和下来。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讲到此处，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

　　我方提出三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会后，统战部长饶彰风即刻将这些决定通知黄施民、曹若茗。

　　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就住在海关大楼上。

　　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

　　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人来谈判。

　　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

　　关闸发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所以，他现在只须听听政府一方，到底持何种态度，以便把握谈判的准则。


　　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贤哥，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的了，不是吗？”


　　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三说两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

　　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真不想做！”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功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贤二人便像个“皮球”，给人家“踢”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

　　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

　　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告知罗保：“你我是老朋友，无谓说客气话兜来转去的。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腿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


　　澳督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

　　罗保在那边也猜出何贤为难的神态，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

　　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而后便自己发挥“说客”的作用说道：“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真的搞僵走到这一步田地，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不是吗？在江湖上有了纠纷，往往也是一人让一步，何况是国家间出了这样的乱子，您得持坦诚态度。只有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


　　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

　　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何贤、马万祺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何贤还记得，当时关闸那条路面上，因事件紧张，解放军都把路掘烂了以便布防。

　　因此何贤二人每日里要来来回回在这样的烂泥路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关闸前去交涉。

　　“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周总理没得顶（说）！”何贤追忆当时的情景，对周恩来总理肃然起敬，并真心实意地说：“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主要负责长官，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的，仅此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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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谈判终于成功了。

　　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书。

　　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


　　正因为如此，何贤与澳门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

　　此后的1956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便派何贤到中山协商，想在中山县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居民，这一举又成功了。

　　再如1958年澳门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是由何贤出面玉成此事，使澳门的用水问题，从那时起得到彻底解决。

　　由此可见，何贤对澳门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