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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绳记事(图)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代典籍众说不一。《周易·系辞·上》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易之为书契。”《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为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结绳记事为上古记事的一种方法,毕竟不能全面地记载复杂的事物,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被图画或文字取代。
2.刻画符号(图)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有大量类似文字的符号,表明人类记事方式的进步。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是陶片上的刻画符号,称“陶文”。图为半坡、马家窑、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文。于省吾先生考证:“五作×,七作+,十作|,二十作||,示作T,矛作↑等……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3.大汶口陶尊符号(图)
距今四、五千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刻有陶文的陶器,这些陶文与古文字已有相似之处。图为一个合体图画会意字,“炅”(热),太阳在云气之上,云气之下有五峰耸立(一说海水)。可以看出,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由图画符号演进而来,后由史官或巫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表意文字。
4.龟甲占卜文(图)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全称“龟甲兽骨文字”,也称“龟甲文”、“卜辞”、“占卜文字”、“契文”、“殷契”等。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339-1281年)殷商刻在龟甲、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十九世纪末,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小屯,史称“殷墟”。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形成了庄重、肃穆的书风,是一种最古而造极的书体。
5.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图)
此骨系河南安阳出土,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甲骨文断代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两面共有一百六十余字,背面字内填朱,色彩炫丽,内容为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气等方面情况,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结体纵横开阔,气势雄伟。
6.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拓片(图)
7.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反面(图)
8.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反面拓片(图)
9.宰丰骨匕刻辞
图为商代一块牛骨,匕首形。镶嵌十四颗绿松石,相传也为安阳出土。殷商时期甲骨文,多为卜辞,记事者甚少,此骨匕记载了帝乙或辛帝时,宰丰受到商王赏赐之事。宰丰骨匕一面刻辞纹,另一面刻有文字,一端残,文字分两行,完整无损,罕见之极。其布局精妙奇美,疏密得当,笔力雄健浑圆,结体错落有致,显示出卜辞书法成熟之美。
10.宰丰骨匕刻辞拓片(图)
11.甲骨文图画式文字(图)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总结汉字构造规律“六书”学说,“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可识者约三分之一,在字形结构方面,已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甲骨文图画文字很多,凡是实物有形可画者大都用图形表示。“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但图画式文字不等同于图画,是将客观图形典型化,抽象化的符号。
12.天亡簋(图)
“天亡簋”也称“大丰簋”,是西周武王时期器物。相传清道光年间于陕西岐山出土。是传世最早的典型西周铜器,此器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有铭文八行七十七字,大篆。
13.天亡簋铭(图)
天亡簋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14.大盂鼎(图)
大盂鼎为周唐王时期器物,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浑厚典丽,是世间珍宝。相传此鼎于清道光间在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当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年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潘氏后人损献国家。
15.大盂鼎铭(图)
大盂鼎铭文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大篆结体谨严,雄壮凝练,圆润遒劲,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相同,让人叹为观止。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
16.静簋(图)
静簋为西周中期穆王时代器物。器内有铭文八行九十字,大篆。此时期金文大篆字体正由西周中期向晚期过渡。《静簋》通篇铭文均称舒适,淳朴典雅,有“笔短趣长”之势。不失为西周中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17.牆盘(图)
牆盘为西周恭王时期作品。器形宏大,制造精良。1967年于陕西扶风庄白村出土。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铭文字体为当时标准字体,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笔画横竖转折自如,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笔意。《牆盘》年代久远,其中许多文字已无法辨认,留待研究金文学者探考。
18.勿鼎(图)
此鼎为西周恭王时期器物。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大篆。铭文茂密朴实,厚重凝练,有古拙雄伟之气,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
19.大克鼎铭(图)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此鼎铭文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20.散氏盘(图)
散氏盘又名“矢人盘”,是西周历王时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陕西风翔出土,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
21.散氏盘铭(图)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22.毛公鼎铭(图)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的重器。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为皇皇钜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23.虢季子白盘(图)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宣王时期青铜礼器。传清道光时期陕西宝鸡川司出土,为西周著名重器。
24.虢季子白盘(图)
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字。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其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25.王孙遗者钟(图)
该钟出土于“湖北宣都”,为春秋时期楚国遗物。上端略有残缺。其上铭文与常见楚国文字略有差别,字形瘦长齐整,笔划细长柔美大方,笔势趋于方折,由于线条的平行状态,整个铭文看起来极富装饰性。属未成熟的楚国书风。
26.秦公簋(图)
此器为秦景公时器物,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为西县官物。铭文均由印模打就,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27.秦公簋铭(图)
铭文字体整饬严谨,微曲中求劲健,表现出强悍雄风,也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传神写照。
28.栾书缶(图)
此缶系春秋晚期晋国器。是祭祀祖先时盛酒容器,盖有铭文两行八字,是传世最早的错金铭文铜器。
29栾书缶铭(图)
释文:正月季春元日乙丑余蓄孙书已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
此缶铭文线条柔韧婉转,婀娜多姿,呈风流妩媚之态,颇堪玩味。
30.侯马盟书一(图)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31.侯马盟书二(图)
32.石鼓文旧拓一(图)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唐初发现于陕西三田寺原。在十个鼓形石头上,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为记述国君游猎情况,故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张怀瑾选曰:“体象卓然,
殊今异古,
落落珠玉
飘飘女婴组
仓颉之嗣
小篆之祖,
以名称之
遗迹石鼓
33.石鼓文旧拓二(图)
34.石鼓文旧拓三(图)
35.楚简(图)
楚简属战国时期竹简,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简文字是战国时期楚国古文,字体呈方形,结构紧密,用笔平缓流畅,笔划均称,平入顺出,无波磔,呈遒劲挺拨之势
36.楚帛书(图)
楚帛书是写在丝织物上的一种数术性质的书籍,汉代称丝织物为“帛”、“缯”、“缯帛”,也叫“楚缯书”。此帛书是三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帛书,也是完整长篇
37.鄂君启节(图)
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微省寿县,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制成,形似剖开的竹节,是当时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
38.鄂金启节铭文(图)
鄂君启节书法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39.中山王方壶(图)
此器为战国中期中山国器
40.中山王方壶铭文(图)
其刻款制作之精为战国时代铭文之冠,工丽秀美无与伦比,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铭文字数之多,仅次于西周《毛公鼎》,中山国文字资料也首次出土,极富史料价值。
41.陈曼莆(图)
莆是祭祀和宴时盛放黍,稷、稻、梁等饭食的器具。此莆是战国早期齐国器
42.陈曼莆铭文(图)
铭文书法具有极响的名气。在齐国书法崇尚方势流派中,它脱颖秀出,以精劲谨严,用笔纵锐横方为战国早期古文的又一重要体势。
43.青川木牍(图)
一九八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秦墓。青川木牍文为墨书秦隶,秀劲清丽,笔力沉静,笔势流畅,结体自然,布白疏朗,有轻松恬淡之美。
44.云梦睡虎地秦简(图)
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书写材料除少数纺织品外,主要是简牍。一般为竹、木片。此简书写于战国末年(217年)。古隶。有些仍保留篆书成分,欹斜相依,肥瘦相间,节秦鲜明平稳,笔划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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