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读书

luwjyisheng

“漫说文化”的作者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弘一法师李叔同、鲁迅、徐志摩、叶圣陶、许地山、丰子恺、柳亚子、朱光潜、汪曾祺、宗璞、贾平凹……以学者的眼光、按学术的标准来编选谈“文化”的书，对于读者而言，也是颇值得期待的事情。

    丛书中的《读书读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此书，“中国人的读书梦”这个题目一下子跃入了我的脑海。

    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读书首先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能够读书的人把通过读书获得知识看成一种获得权力的方法，“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是社会的普遍法则，也是人们希望读书，希望通过读书获得权力的指导思想。

    中国人的读书梦真正得到释放是在20世纪。科举制度废除了，洋学堂出现了。读书再也不是被动的枯燥的事情，自由自在地读书成了潮流。周作人当年在江南水师学堂读的是土木工程，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作品上；老舍读书则更具个人色彩，“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三字经》便可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以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老舍《读书》）有一次，一位朋友推荐《相对论原理》给他看，老舍只与《相对论原理》“相对”了两个钟头，就再也不理会了。

    “贾竖藏货币，儒家惟此尔”，20世纪的文化人把读书当成了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为了读到想读的书，他们往往想尽办法，宁可缺衣少食，也会省下钱来购买自己喜欢的书。流连书肆搜寻典籍也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修课。当他们发现喜爱的书时，就像文物鉴定专家看到了珍稀文物一般，往往会倾力而为。郑振铎喜欢旧书是出了名的，每当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喜欢得弗得了” ……

    在读书人实现自由读书梦想的道路上，书业经销商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书业从业者们有着非常好的职业素养和相当高职业热情。他们中许多人是很有见地的图书专家，许多人对于目录学、版本学都是很精通的。他们是读书人的好向导。黄裳说：“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传的故事和知识。”（《姑苏访书记》）又说，琉璃厂书铺的“掌柜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唐弢在《书林即事》中也提到中国书店营业部的老店员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还一度在书店为读者讲解目录知识。想想当前书店里动辄数万种的图书品种，而营业人员往往连起码的导购服务都做不到，更别提为你提供选书意见了。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的读书人真是一群幸福的读书人。

    而作为图书经销环节的书店积极开展与读书有关的活动，对于提高国民的阅读兴趣和鉴赏水平也大有助益。朱自清在《三家书店》中讲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的福也第书店曾开辟专门的美术馆，意在吸引读者，也为提高读者阅读兴趣；而另一家彭勃斯书店则经常举行展览，1931年就曾举办剑桥书籍展览和牛津书籍展览。中国书业走到今天，可谓繁荣，但是像伦敦那样的书店还很少。印象中，台湾的金石堂和诚品书店在这方面做的算是好的，大陆却很少听说有如此品位的书店。

    大而化之，如把读书当成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当成一个国家国民修养提高的媒介，而不仅仅把它看作个人的事情，那么图书出版及经销活动就应该有高水平的指引。正如冯至在《读书界的风尚》中所言：“所谓一般的读书界多半是盲目的，他们不大能够区分真假，他们需要旁人的指点；他们买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或一出戏，跟吃一次馆子没有多大分别，或是自命有经验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些指点，他们就觉得可靠了。”的确如此，书海茫茫，几十万种的图书，叫人如何选择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术业有专攻”的专家编选图书或者指导读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由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教授编选的“漫说文化”丛书正暗合了这样的主题，其作者都是依靠读书成就一番大事业的20世纪文化名流，相信以他们的独特眼光集成的文字能够为我们的阅读生活指明方向、增添色彩！

野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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