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知识中国古典音乐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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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音乐方面也不例外。据史料及考古学所发现，古代音乐在周朝（公元前十一世纪一前221年）巳相当发达，并在西周就注意到音乐的作用，制定了\"礼乐\"制度。当时认为音乐可以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人的欲望，因此音乐的作用在于\"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从此以后，我国音乐美学思想一直按这个传统发展下去，主要将重点放在音乐的社会功能方面，而对本体论较少探索。
　　春秋战国时期，曾出现三种观点，即儒家、墨家、及道家，而以儒家为其主流。其代表人物是孔子（前551-前479）。儒家的音乐思想在《乐记》一书中，得到充分阐述。此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公孙尼（约前498生一？）所作，但有部分内容可能系由后人完成于战国后期。也有人认为由西汉人所辑。不论如何，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古代儒家的音乐文献，值得认真研究。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虽没有建立系统的音乐理论，但对音乐和音乐理论极有研究。他听了歌颂舜的\"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他还选编了我国第一部歌辞选集《诗经》。在理论上，他强调音乐的政治作用，要求恢复自东周以来已经崩析瓦解的\"礼乐\"制度，反对当时的民间音乐（他认为\"郑声淫\"）；要求\"乐\"与\"礼\"相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治。他还明确地提出了音乐批语的标准，认为合乎他的道德观念（仁）者为善，内容则以中和为美，即音乐可以表现感情，但不宜过分激烈，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真正成为体系的儒家音乐思想，相当完整地表现在《乐记》一书之中。《乐记》认为音乐的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到外物的激动，而以声音表现出来，这样\"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因此，音乐的作用是在于\"和\"，即作用于人的情感。《乐记》强调礼与乐的结合，认为\"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这样音乐在政治的指导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儒家强调音乐社会功能的特点。
　　孔子的继承者孟子（约前389-前305）对音乐并未发表太多的见解。但他认为\"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古乐是指雅乐，今乐是指民间音乐，这样就与孔子轻视民间音乐的看法有所不同。此外他还主张\"与民同乐\"，这不仅是一种比较能考虑到群众的观点，而且涉及到君子和小人可以有共同美感的问题。
　　战国末期，荀子（约前312-前238）虽然也保持了儒家的观点，仍认为音乐的本质是\"和\"，可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也主张加强\"礼乐\"，但他认为不必固守旧的礼乐制度，而要学习古代，加强礼义，统一制度，以古持今，以适应新的需要。他对音乐的要求是两条：\"中和\"和\"肃庄\"。音乐若如此，民众就可以\"和而不流\"、\"齐而不乱\"。
与儒家音乐思想对立的是墨子（约前480-约前420）的观点。墨子出身于下层，从事过手工业劳动，后来成为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处于春秋时代，身受战争及统治阶级的剥削之苦，因此，从小私有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反对战争，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无度，主张为政者应象古代先王那样了解人民的情况，做到兼爱互利。这样，他认为音乐对人民无利而有害，即所谓\"乐非所以治天下\"，而且制造乐器要\"厚敛乎万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也都要耗费民时民事。尽管音乐悦耳，但对为政、为民并无任何有利之处，因而应当禁止。墨子这种观点，在当时指斥执政者的享乐思想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他走到了完全否定音乐的极端，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并未得到继承。
　　同样否定了音乐，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是以老子和庄子（前369-前286）为代表的道家思想。老子本人的情况，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但《老子》一书中所表现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书中有许多辩证法因素，总的思想倾向却是消极的。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是永恒的\"虚无\"，因此应该\"无为而无不为\"。这样，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要求执行愚民政策，\"常使民无知无欲\"，从而\"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因此应该一概取缔。
　　庄子的思想更为消极，他也认为有\"道\"存在，但这个道\"无为无形\"，\"自本自根\"，但人可以得\"道\"，与\"道\"同体。这样\"万物与我为一\"，可以做到\"天人合一\"，\"齐生死，忘物我\"。他反对有真理的标准，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真理也是不可求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在政治上他要求\"至德之世\"，即\"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他反对一切知识，也主张取消音乐。
老子、庄子这种对音乐根本否定的观点，自然不可能得到实现，但也曾有一定影响。例如韩非子（约前280-233）就曾强调音乐的危害，前汉淮南王刘安也认为\"五声哗耳，使耳不聪\"。
　　由此可见，我国秦汉以前似乎全力注重于音乐的社会作用方面，诸子基本上都认为音乐能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能起一定的娱乐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只是由于各家的观点不同而分别采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自秦汉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在汉初，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曾命其门客编成《淮南子》一书。这本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夹杂其他先秦的观点，因此时常自相矛盾，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对于音乐，《淮南子》认为\"五音生于无声\"，即音乐来自\"道\"，是宇宙的体现，书中又认为\"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否定了音乐的作用。也提出\"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认为哀与乐不起于音乐而在于人的本身，这样又似乎肯定了音乐是起作用的，这实际上为后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打下了基础。
　　作为西汉早期官方哲学代表人物的董仲舒（前179-前104），虽是自命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却将阴阳五行的迷信思想结合了进去，形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体系。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音乐方面，他主张加强礼乐，以发挥着音乐有助于统治者的教化作用。他认为音乐要\"应天顺人\"，既反映天意又顺乎民情。这样，\"王者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即音乐的创作应有自己时代的特点，可以通过音乐来\"变民风，化民俗\"。董仲舒所强调的\"乐\"实际上是指为官廷服务的官方音乐。他倾向于赞美古代音乐，而轻视自汉代以来极为繁荣的民间音乐。因此，董仲舒的主张并不能对音乐的发展有所裨益。不过，它也为后代的雅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封建时代音乐的一个特点，是宗教音乐没有象西欧那样占主宰地位。我国固有的原始宗教巫教由于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及受到从夏商周相继形成的阴阳五行哲学观点的排斥，始终未能取得独尊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可能使宗教音乐处于主导地位。董仲舒尽管结合了迷信成份，但力量不大，只能影响宫廷音乐，即所谓雅乐。而雅乐在民间不受欢迎，甚至在宫廷中也只做典礼性的音乐，未必受帝王的欢迎（汉高祖刘邦本人就喜作楚声，即民间音乐）。汉初自西域传来的佛教以及由道家所衍变出来的道教，虽然逐步得到一部分人的信仰，但都不能占统治地位。我国历史上始终是儒、佛、道三家并存。在汉朝影响较大的佛教，尽管也利用音乐来吸引群众，但采用的基本上是我国民间音乐，并未独树一帜，也没有专门的音乐理论。道教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汉代以后，在音乐思想方面比较值得提出的，是三国末年的阮籍与嵇康。
　　阮籍（210-263）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是魏末司马昭当政时的著名士族。他对司马昭的统治不满，反对封建礼教，受老庄影响颇深，也擅长古琴，曾著有《乐论》。阮籍的行动及诗文均不守\"礼法\"，纵酒放荡，但他的音乐观点却不如此。他认为\"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赞成\"先王之乐\"，认为\"自后世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同，其制不信\"。
　　嵇康（223-293）也是\"七贤\"之一。他与阮籍都反对司马昭的统治，但更为激烈，因而终遭杀害。嵇康是文学家又是音乐家，他在文学和音乐中都表现出这种对抗思想。他着重清淡，蔑视礼教和封建传统，《声无哀乐论》一书集中表达他的音乐思想。
　　《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探讨了音乐的本质问题，认为\"声俱一体之所自出\"，音乐来自一个宇宙的源泉，即所谓\"德\"（\"天地合德，万物资生\"），是抽象的概念。音乐的性质是神秘而不具体的，他称之为\"和\"；而\"和声无象\"，也不给人以具体不变的感受（\"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因而音乐与情感并无直接联系，只起一种诱发作用（\"哀乐自以事会，先勾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这样他否定了音乐能够表达情感的作用，认为音乐不能移风易俗（\"八音会谐，人之所说，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从而也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