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百年语录——1900—1999中国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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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语录——1900—1999中国人的声音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

　　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

　　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

　　《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

　　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

　　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

　　胡适：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

　　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

　　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

　　“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动乱，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

　　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

　　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

　　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

　　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场。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

　　 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

　　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

　　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

　　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

　　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

　　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1944年

　　毛泽东：“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这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警备团一位普通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1946年

　　闻一多：“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

　　7月15日，最后的演讲，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最后说：“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果然，在演讲完回家的路上，闻一多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8年

　　朱自清、吴晗等一批清华大学教授：“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是给予的。下列人员拒绝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毛泽东在名篇《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即源于此。

　　冯玉祥：“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国庆演讲。一个老兵的经验之谈。冯玉祥是在评论国民党“剿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成绩”时说这番话的。“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1951年

　　 魏巍：“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地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自魏巍发表战场亲历的长篇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遂成为50年代初全国人民对志愿军战士的普遍称谓。

　　

　　1954年

　　毛泽东：“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

　　马寅初：“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

　　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后来被批判的“新人口论”。

　　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说。

　　

　　1959年

　　彭德怀：“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纸，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一个老共产党员以极大的勇气对“大跃进”的反思。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信，7月14日。

　　

　　1959年

　　马寅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一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寅初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回击对他的批判。

　　

　　1962年

　　于右任：“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绝笔诗《国殇》，1月24日作于台湾。

　　邓小平：“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发表讲话《怎样恢复农业生产》，7月7日。著名的“猫论”即来源于此。

　　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的行为和生活态度影响了几代青年的价值观。至今，每年三月还会有学雷锋的军人义务修车等活动。国内媒体报道说美国西点军校也高悬雷锋像。

　　

　　1966年

　　邓拓：“作为一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自尽前绝笔。选择死亡有时候也是选择尊严。“文革”中死难的殉道者还可以列出老舍、吴晗、傅雷……一串很长的名单。

　　

　　1968年

　　食指：“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的名字是《相信未来》。在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困顿的时候，它激励和鼓舞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存信念。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超过1600万。

　　

　　1971年

　　周恩来：“现在，门打开了。”

　　是年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举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隔绝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开启，小球转动了大球，史称“乒乓外交”。

　　

　　1973年

　　顾准：“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

　　我们借用青年学者朱学勤的一句话作为评注：“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1976年

　　王立山：“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是年清明，北京上百万人自发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演变为大规模的对当权者的抗议活动。这是当年流传最广的一首诗。

　　

　　1978年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5月11日《光明日报》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这样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后，平反冤案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80年

　　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中国青年》杂志当年5月号发表的一封来信，一场规模空前的人生观讨论由此引发，来稿超过6万封。其时思想禁忌初开。

　　

　　1981年

　　 北大学生：“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月20日，北大学生庆祝中国男排获胜游行口号。青年的爱国热情从这个口号爆发出来，迅速传遍全国。

　　

　　1986年

　　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歌曲《一无所有》。80年代理想青年的苦闷和呐喊。

　　

　　1988年

　　民谚：“拿手术刀的不如耍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一个博士在学校旁摆烟摊，知识分子收入问题备受关注，舆论称为“脑体倒挂”现象。11年后，高知识高收入比比皆是，“知本家”成为新兴流行词汇。

　　

　　1992年

　　邓小平：“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南方讲话，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深入。

　　

　　1996年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

　　是年《中国可以说不》以畅销书的姿态面世，书中的民族情绪引起争议。

　　

　　1997年

　　江泽民：“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