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五四"运动 ---胡适

风清扬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有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纠集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

　　　　　　他充分承认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缺点和流弊，尤其在经济方面。但他指出个人主义自有它的优点：最基本的是它承认个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来源。他又指出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的神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说：

　　　　　　\"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最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增加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张先生的这段议论，我大致赞同。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机关报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们在民国八九年之间，就感觉到当时的\"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无疑的，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学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和钱玄同等时时教书讲学。别人颇以为奇怪。蔡先生只说：\"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言行录》页二二九）这样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我们在当时提倡的思想，当然很显出个人主义的色彩。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张熙若先生说的\"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

　　　　　　近几年来，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平心说来，这种批评是不公道的，是根据于一种误解的。他们说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观。这是滥用名望的大笑话。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扯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

　　　　　　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所以我完全赞同张熙若先生说的\"这种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治下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因为这种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我们现在看见苏俄的压迫个人自由思想，但我们应该想想，当日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里受监禁拘囚的十万革命志士，是不是新俄国的先锋？我们到莫斯科去看了那个很感动人的\"革命博物馆\"，尤其是其中展览列宁一生革命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能不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张熙若先生很大胆的把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相提并论，并且很大胆的说这两个运动走的方向是相同的。这种议论在今日必定要受不少的批评，因为有许多人决不肯承认这个看法。平心说来，张先生的看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于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可惜清党以来，六七年中，这种\"不容忍\"的态度养成的专制习惯还存在不少人的身上。刚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不容异己，又学会了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这是很不幸的事。

　　　　　　\"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言行录》页一九七）《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的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抱着大同主义的，他是信仰\"天下为公\"的理想的。但中山先生晚年屡次说起鲍洛庭同志劝他特别注重民族主义的策略，而民国十四五年的远东局势又逼我们中国人不得不走上民族主义的路。十四年到十六年的国民革命的大胜利，不能不说是民族主义的旗帜的大成功。可是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的叫嚣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很不幸的。

　　　　　　在这两点上，我们可以说，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个方向的。但就大体上说，张熙若先生的看法也有不小的正确性。孙中山先生是受了很深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的，他无疑的是民治主义的信徒，又是大同主义的信徒。他一生奋斗的历史都可以证明他是一个爱自由，爱独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看他在民国九年一月《与海外同志书》（引见上期《独立》）里那样赞扬五四运动，那样承认\"思想之转变\"为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更看他在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时那样容纳异已思想的宽大精神，--我们不能不承认，至少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民革命是和五四运动走同一方向的。因为中山先生相信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转变\"，所以他能承认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的事\"。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呢？

风清扬

胡适抨击的极权主义之特征

　　五四运动的健将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胡适、傅斯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等。胡适的威望可以说最高，只有他在美国学习生活过（师从哲学家杜威），切身感受到并系统研究过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精彩讲演，非常有影响力。他在演说中引述了美国政治家Max Eastman对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的概括，并认为不管哪个政权只要具备这二十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便具有二十分之一的极权主义本质。

　　胡适抨击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是：

　　　　　　1、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

　　　　　　2、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

　　　　　　3、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4、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5、神化“领袖”，把领袖当作一般信仰的中心。

　　　　　　6、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和欺骗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7、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8、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9、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11、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12、破坏政治信义，使用虚伪和伪善的手段蒙蔽人民。

　　　　　　13、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行为。

　　　　　　14、鼓励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5、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所谓的“人民公敌”。

　　　　　　16、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17、不择手段地鼓励人口增加。

　　　　　　18、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到处滥用。

　　　　　　19、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20、工农商各行各业皆受执政党领袖统制。

　　　　在社会的某一低层次阶段，极权主义也许可以与经济发展并存（亨廷顿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对资源配置的需求必然挑战来自极权主义的束缚。任何国家的政权如果具有上述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征，就谈不上是文明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必将受到严重阻碍。

　　

风清扬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解放日报》社论 1946年5月4日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呵!

　　　　

风清扬

五四真相——让后人羞愧！[转贴]


　　I 谁泄露了外交内幕？

　　1898年，由于山东曹州德国教士被杀，德借机强租胶州湾。

　　一战爆发以后，日本于1915年占领胶州湾，同时控制了山东大部，日本曾应许事实上将上述地区"交还中国"。

　　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人欢呼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纪念当年被义和团杀害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克林德碑"也被移走。此碑（其实是牌坊）现立于今北京中山公园，由郭老提辞曰：和平万岁！

　　但，巴黎和会上，列强约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

　　中国代表团为害怕对失败负责，向国内报告说：此次外交失败，一是由于日本和英法诸国的密约，二者，1918年我国与日本政府"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这个报告居然于1919年5月1日，刊登在北京的《中国时报》上，同时其他报章，还有在京外国人也传出这个消息。

　　谁泄露了消息，目前还是个历史之迷，有认为是外交代表，或者是北洋政府为推卸责任，而故意泄露，煽动民众反弹的。

　　但是北洋政府绝对没有我们所描绘得那样"卖国"，怎么说人家也没有承认"外蒙今"啊，"麦克牛红线"什么的。

　　这一消息引发中国人的极大愤慨。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世界上可能没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原则。……在华的美国人，像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在这不安的几个星期里，都深深地感到沮丧。……现在所有的希望都给粉碎了。

　　在压力下，北洋政府措置不当，激化了矛盾。当时北大的学生头，后来被老M逼宫，出逃，晚年死在加拿大的张国焘的回忆说：我们得出最后的结论，立刻能做的是如今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YX。（五四以后90年，居然还要写YX！！）

　　II "火烧赵家楼"之真相

　　谈到五四，"反帝"，"火烧赵家楼"似乎成了标志，这其实是某些人为自己的"暴力革命"，"反帝"张目。事实上，"火烧赵家楼"是文明的五四的污点，五四也不是被某些混眉蛋丑化成的"义和团"！

　　事实上，五四YX之前，学生曾通知美英法三国公使馆，三国均表示欢迎。队伍到了东交民巷的西口，美国兵营军官放行了，要让队伍通过美使馆。但东交民巷捕房不同意，要求得到总统的批准。

　　此时，队伍面对美使馆，喊出的口号如下：

　　大美国万岁！

　　威大总统万岁！

　　大中华民国万岁！

　　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再看看，ＦＱ们给美公使的"反帝"抗议书--

　　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　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谨祝大美国万岁，贵公使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大家看看，是不是让刻意"矮化"五四的"大师兄"吐血！

　　此时，中国军警包围入口处，强迫学生退后。学生感到十分懊恼——本来为国家争权益，居然自己的政府还要来阻碍。真是有点里外不是人。

　　于是，队伍中忽然有人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当时，英国记者报导说：学生队伍整齐地到达曹汝霖的住宅，十分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但警察镇Ｙ的手段引起了ＹＸ者的愤怒。因此他们才爆发出无羁的暴力行为。

　　学生来到曹府，要求曹亲自出来解释与日本密约的原因。但守卫警察喝令学生退后，学生大喊"卖国贼！"，并向房子里掷石头。如此而已，正当大家要返校时，有五人忽然爬进院子，但院内警察并没有抵抗，听任学生开门。

　　初，学生以为曹陆章三个亲日分子在客厅内秘谈，不料没有找到，就大声呐喊：拖出曹汝霖，揍他一顿！学生遍寻现曹不到，便翻箱倒匮找"卖国文件"，同时打坏家俱。但没有惊动曹的父母，但曹父却控诉学生对其殴打，但这显然不是事实。

　　后来，曹府在混乱中起火。起火原因莫衷一是，有说是学生中少数激进分子点火的，也有认为是曹家为了陷害学生而纵火的，或者有说是曹家仆人为了趁乱抢劫而纵火，但当时新闻报导一般说"起火原因不明"。

　　此时，章宗祥，日本名记者中江丑吉（著名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听到起火，从地下室里走出，由于章穿着外交官式的礼服，学生以为他就是曹汝霖。学生群殴章，章倒地，大家散去。后，章被送至日本医院，身上受伤５６处。

　　从上述记载来看，五四学生并不是暴力黑帮，没有"打砸抢"，没有滥伤无辜，除了在曹家砸坏家俱，殴打章宗祥以外，几无污点。"火烧赵家楼"的罪名，要扣在学生的头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还要说明，当时警察态度还是相当温和，"保持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上司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

　　III "温柔"的镇Y

　　五四当日３２名学生被捕，其中有许德珩，即是今天"九三学社"之开山祖师。

　　4日夜，在总理家的官方会议上，保守集团要求封闭北京大学，严厉处置被捕学生。

　　周策纵评论说：当局在没有正确估计社会一般人士对学生的支持之前，就做出了错误决定。值得说明的是，五四运动不仅得到所谓"新文学，新文化"势力的支持，还得到文化守旧势力的支持，林纾就支持这一运动。

　　５月８日，总统向北京学生发布"训戒令"，要求学生好好学习。

　　同日夜，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

　　５月１０日，北京审理３２名学生焚烧曹家，殴打章宗祥案。许德珩等人宣称：自己与纵火，殴打无关，称自己的ＹＸ没有得到"黑手"的指使，"完全出自良心的自由行动"。当时，多数中国人认为这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和政治的问题，北京政府在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下，就和日本签订秘密协约，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

　　５月１２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威胁要全体到法庭和监狱去"投案"，迫于各种压力，北京政府放弃审判学生。

　　５月１３日，相对温和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去职。

　　５月１８日，北京学生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提出"罢课宣言"，同时上书徐总统，要求政府拒约巴黎和约，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惩办曹章陆三人。

　　与此同时，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三次提出抗议，要求镇Ｙ反日运动。

　　北京政府被学生罢课搞得左右为难。教育副总长袁希涛建议提议提早一月放假，（二黑估计，闹ＳＡＲＳ的时候，就是跟他学的），安徽省主席吕调元建议，举行一次"恩科"的"特别文官考试"，让有抱负的学生到政府里去。（"公务员考试"也是从这里学的。）

　　IV 罢市和"抵制日货"

　　YX同时，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他们义务为中国工业家及商人担任推销员，列举出８０多家本国工厂和公司，可以制造代替通常从日本输入的商品，并编写成目录，印刷数万册，向大家分发。"他们的行动非常集中而且紧张，不过都是相当有秩序而且和平地进行"。

　　大家看看，不觉得脸红吗？少拿自己跟五四比吧！

　　6月起，北京政府加紧弹压。6月2，3，4日，警察开始拘捕讲演学生，至4日晚共拘1150名学生，不过没有押在看守所，而是限制在北大法科院和理科院内。

　　就在这逮捕设法高潮中，多数学生表现出决心不屈，随时入狱，他们背着被褥上街。不过，警察也不错，较同情学生，说："我们当然支持你，可是，我们不要麻烦，请向前面移动一下吧。"

　　6月5日上海集体罢工和罢市。

　　起因是，6月2日，政府开始逮捕学生，上海学生代表要求谒见上海商界大佬，但因为当日是端午节，为公共假日，商人在大赚钱。所以商界领袖商定在3日开会讨论。谁知，3日，淞沪警察厅宣布禁止一切J会。商人和学生大哗。学生到处散发传单说，控告上海官厅违反宪法，侵害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遂有6月5日的大罢工和罢市。

　　罢市从早上8点开始，所有商店停市，一个拥有153万人口的大城市，竟然为了支持13000名罢课学生，而给一个示威的罢市控制了。

　　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好几位演讲的人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连日本包括在内。

　　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哲学家，胡适的老师杜威也说：学生实际上已经做到把商人拉过来拥他们，他们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了。

　　几乎没有商人埋怨他们是被迫罢市的。除了专卖日货的极少数中国商人的确曾经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外，排斥日货，提倡国货的掏运动，却给中国商人带来了暂时的"商业黄金周"。

　　除了工人，店员参加罢工以外，这个运动还深入社会底层，连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都参加罢工。后来，连邮局职员，警察和消防员，也威胁要罢工。（这是真的，不是玩笑！）

　　按照某些老爷的逻辑，这下上海应该是"天下大乱"，"打砸抢"，"不可告人的目的"都出来了。可事实是，连童子军和学生都出来帮助警察维持秩序，甚至流氓，盗匪，青红帮的会员，也表示爱国，暗中帮助维持秩序。结果，一向犯罪率高如芝加哥、纽约的上海，在罢市7天里，秩序良好，一点也没有骚乱。

　　以上就是五四第二阶段——上海罢市罢工的情况。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句骂人的话：你的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6月8日，北洋政府释放了所有在押学生。

　　6月13日，总理钱能训辞职。

　　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

　　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停止所有"学朝"。

　　9月20日，蔡元培恢复北大校长。

　　五四运动，到此圆满结束。

　　要补充一下的是，如此波澜壮阔的运动，其中竟有只有一名北大学生于5月7日， 因为在活动中"疲劳过度"和"气愤而吐血"，在医院去世。居然没有出一个交通事故。

　　V 受"海外D对势力"控制？

　　讲这话的，不是别人，就是日本人。当时日本人指责，五四的反日运动，是美国公使芮恩施教唆和赞助的，还进一步谴责说：英美在华侨民和传教士也援助了学生运动。

　　芮恩施断然否认：没有人会不赞同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抗争。我本人也深为同情，不过我自然还是避免一切与运动的直接接触。

　　要知道当年，日本的FQ，比中国现在的F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几个小兄弟就敢暗杀首相，搞政变，挑动中日大战。其实，七七事变，九一八，说是日本鬼子"处心积虑的侵略中国的计划"，那也太抬举日本鬼子，其实就是几个小FQ在惹事，最后搞得不可收拾。大川周明，石原莞尔，即是FQ的老祖宗。

　　还有，虽然，五四是爱国运动，但却不是排外运动，五四时期，并未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段时期是，美国人，欧洲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候。同时，五四运动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

　　美国公使芮恩施给国务院的报告说：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大体同意我的看法……这场中国的民族运动基本上是合理的，……这场民族运动迄今所采取的方式博得外国人的敬重。

　　不知怎的，越活越抽抽，不学五四，都去学"大师兄"，"东京大屠杀"，"犯我强汉"，"火烧洋货"。

　　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别把自己往五四上套，虽然五四也不完美，但和现在不是一个级别的。

　　学习历史，让人羞愧！

　　本文所有资料均来自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

coolsila

下面是引用风清扬于2005-05-04 22:08发表的再谈"五四"运动 ---胡适:
但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
　　（1）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2）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

真佩服社会学的特色，个人主义可以一分为二，那为我主义与个性主义也可以继续二分下去，想必这种特色正构成了诡辩术中偷换概念的基础吧。再来看看自然科学，其中术语的概念十分明确，有着共同的标准，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的标准，自然科学之树远比社会学繁荣茂盛。

想不挺都难啊

文章写的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