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五线谱上的葫芦案

依荷听雨

明线

    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写贾雨村起复后妥协护官符后乱判的第一案。以葫芦案代称，有两层寓意，一指葫芦案是葫芦庙里的门子成了贾雨村的下级，在贾雨村判案时，给贾雨村提主意，所以称为葫芦案。二指葫芦案谐音糊涂案，是贾雨村在葫芦僧指导下怕得罪权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判的糊涂案。“葫芦”寓意糊涂，可葫芦案一点都不糊涂，首先是葫芦案的案情十分简单。不过是拐子把拐来的英莲卖了两次，先卖给冯渊，后又卖与薛蟠。两家争夺英莲时，薛蟠喝令众豪奴将冯渊打死了。冯渊家仆状告薛蟠，此案一年没审理，专等贾雨村来。其次是三个当事人：被拐的女子，被打死的冯渊，被状告的薛蟠，他们和贾雨村的来龙去脉，家族关系等等，门子都一清二楚。护官符背后的势力，门子也一清二楚。最后，贾雨村审案中，王老爷来，读者就明白贾雨村起复是林如海牵线，由贾政和王子藤一起安排的，为的是让贾雨村来了结薛蟠案。贾雨村面对的不是复杂案件，而是复杂的关系：贾雨村与贾王两家的举荐之情、与甄家的雪炭恩情、与门子的旧交情、自己仕途与良心……贾雨村最终的选择是：他在判案时，让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证明凶犯“暴病身亡”属实，还耍一套“扶鸾请仙”的鬼把戏，来压服口声，用族权、神权充当他的帮凶。凶犯已死，冯渊家得了银子，雨村好回复王子藤，只有被拐卖的香莲在当时没有任何权利，只有被拐卖的命，冯渊是花了钱挨了打还丢了命，薛蟠逍遥法外。葫芦案展现了贾雨村官场的成长之路，先是听到案件就要处决，然后学会了解案件牵涉的背景，最后懂得平衡各方面的需求。葫芦案之后，那个敢“侍才侮上”的职场新人贾雨村已经死了。他只会在一次次的“葫芦案”中，变得更为老练圆滑、变得更加自私贪婪。“葫芦案”的真正受害者英莲是贾雨村恩人的女儿，如果贾雨村能秉公办案，她就能摆脱被奴役被拐卖的命运，回到自己家中，可贾雨村从没考虑她的处境，也忘了对甄夫人的许诺寻访英莲下落的诺言，为了防止门子把真相说出去，还找理由远远地发落了门子。门子也是，发现拐子带着英莲时报官，英莲也能获救，可他们都冷漠地对待英莲，英莲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被解救的机会，最终成为香菱，在薛蟠的阴影下讨生活。


隐线

    葫芦庙是一座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葫芦”谐音“胡虏”，葫芦庙谐音“胡虏庙”，“胡虏庙”影射的是因地形窄狭而进犯中原的满清。甄家影射朱明，薛家影射满清，贾雨村影射吴三桂，香菱影射朱由榔。贾雨村恩将仇报，说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弓弦缢杀朱由榔之事。香菱和朱由榔的命运相似，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入了湖南衡阳。朱由榔指挥人马，往南一路逃往广西。在逃到湖南永州的时候，朱由榔被张献忠的军队活捉。后来被英勇的部将救出来，逃往广西梧州。再后来朱由榔颠沛流离，从广西到广东，又被孙可望在贵州软禁三年，后来被李定国护送到云南，最后又逃往缅甸，在缅甸三年，还是被缅王送给了吴三桂，最后被吴三桂处死。香菱和永历皇帝朱由榔一样，自从被迫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能回去过，最后也都是被人害死在异乡，只有魂魄才能回去看一看。而害死他们的人，名字里都有个“桂”，所以判词说“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历史上的朱由榔，自从离开家乡之后，他的命运就从来没有自己“当家做主”。虽然做了皇帝，但到处逃难，如同丧家之犬。今儿这被这路人马拥戴做了皇帝，没多久又被另一路人马抓起来做了囚徒；他不是在逃亡，就是被软禁。面对命运的摆弄，他毫无反抗之力。历史上的吴三桂：“崇祯皇帝登基，开武科取士，吴三桂夺得武科举人。不久，吴三桂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缅王莽达，对永历皇帝还不差。但好景不长，莽达的弟弟莽白，杀兄篡位。同时对永历皇帝的态度也大变。李定国数次让缅甸归还永历帝，莽白不但不理会，还发动咒水之难，将永历帝身边的将领侍卫，几乎杀了个精光。还包括他们的家属，不是被杀，就是受尽凌辱。后来吴三桂的军队进入缅甸，莽白迫于压力将永历帝朱由榔交给了吴三桂，吴三桂派人用弓弦把朱由榔勒死了。”


    贾雨村仕途的转变影射李成梁的转变：明朝后期的名将李成梁，大器晚成，四十出道，出道巅峰，纵横沙场，征战南北，未尝败绩。这是李成梁困顿的前半生，也是李成梁壮志得酬的前半生。直到张居正寿终正寝，死后跌落神坛，险些遭到开棺鞭尸的折辱。以及戚继光被罢免后病死老家，英名尽毁。李成梁亲眼见证这一切，不禁产生一种疑惑。张居正尽心为国，戚继光拼死抗倭，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结局，到底是为了什么？李成梁是否寻得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但兔死狐悲之下，他决定要换一种活法，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此以后，曾经镇守辽东，护大明边疆无恙的李成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贪侵吞军饷、收受贿赂、杀良冒功的李成梁。若不是史书记载确凿，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曾经率军奋勇杀敌、犁庭扫穴的将军，竟然会沦为辽东贪污集团的首恶。溃烂的辽东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贪财怠政，导致“纪纲凌迟……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为李成梁的沦落提供了土壤，导致辽东贪腐成风的局面愈演愈烈。李成梁肆无忌惮，导致民怨沸腾、军心不稳，朝堂之上也逐渐出现对李成梁不满的声音。但不久之后，原本人声鼎沸的征讨之音，竟然如同被釜底抽薪一般，迅速重归平静了。原来，内阁辅臣沈一贯、朱赓、张位等人，收了李成梁的巨额好处之后，对李成梁百般庇护，硬生生将那些言官递交的折子给压了下去。宁远伯李成梁凭借军功跻身权贵，上贿赂朝堂，下欺压军民，任人唯亲，排挤不愿同流合污的军官。辽东之事，尽在李成梁一人掌握，俨然已经成为辽东王。从此以后，李成梁行事嚣张，毫无顾忌，僭越之事习以为常，更犯下欺君罔上的重罪。他主动放弃八百余里国土给努尔哈赤，使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李成梁却趁机大嚼百姓的“血馒头”，竟然以“招徕避役逃民”为名，向朝廷请功，可谓厚颜无耻至极。（出自《明神宗实录》）三年之后，此事在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的揭露下东窗事发。事情闹大了，万历皇帝也不能再装聋作哑，当即命时任浙江道御史的熊廷弼巡按辽东，调查此事。宋一韩、熊廷弼都是刚正之人，既不畏权贵，也不贪图钱财，令堕落之后的李成梁，第一次感到棘手。果然，熊廷弼赴任以后，不与辽东任何人接触，亲临边疆。他一路勘察了抚顺、镇江、张其哈喇佃子等地的疆界，将李成梁欺君罔上、弃地媚敌的八条重罪查实。熊廷弼此次信心满满，尽管万历皇帝“素眷成梁”，恐怕此次也难以庇护，定能匡正国法。结果，熊廷弼还是低估了万历皇帝对李成梁的眷顾程度。他费尽心思所写的勘疏，“竟中格不报”，任凭他如何疏请，始终都无法交付廷议。最后，被熊廷弼查实的“弃地案”，在万历皇帝的庇护下，就这样再没了下文。熊廷弼对万历皇帝的举动显得愤愤不平，但他不是迂腐之人，自知继续纠缠“弃地案”也无济于事，有万历皇帝的庇护，他注定动不了李成梁。因此，熊廷弼也不再继续触万历皇帝的霉头。

        

    如果贾雨村不理踩护官符，那结局会怎样？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之说，我还是找到了明朝一个类似的案件：开国功臣朱亮祖为非作歹，番禺知县不愿同流合污，惨被逼死！朱亮祖是明朝著名的开国功臣，起初他在乱世之中聚众自保，后来跑去投靠日渐腐朽的元王朝，负责在宁国，也就是安徽宣城驻守。后来经过朱元璋前后两次攻打，两次受俘方才彻底让朱亮祖归降，期间他展现出了骁勇善战的悍将特点，不仅屡次击败徐达，还刺伤了同为悍将的常遇春。朱亮祖原本就是一个骁勇有余，文智不足的人，随着太平日子过久了，像他这种武夫出生的人，就开始仗着自己开国功臣的身份，在当地横行霸道起来，做出了很多不法的时候，当时广东境内有一个叫作道同，他是番禺地区的知县，向来就主张秉公执法，不因公济私。如此一来，道同和朱亮祖之间就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当时的番禺县，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州市，因为地处偏远，皇权辐射力度有限，有很多很多土豪，各种没把朝廷放在眼里，欺行霸市，弄得当地百姓民怨沸腾，一些老百姓稍微抵抗或不从的，挨打一顿打算轻的，还有很多被其诬陷下狱。身为当时番禺知县的道同，完全看不下去这种乱象，他在朴素正义感的驱使下，大力抓捕土豪首领，并将其带上枷锁游街，以展现自己决意为民做事，抗击罪恶势力的决心。这些土豪受到打击之后，纷纷去找朱亮祖替自己主持公道，当然在此期间他们肯定也没少花钱贿赂的。朱亮祖看在钱的分子，决定去教训一下这个道同，让他知道，在广东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爷！朱亮祖先礼后兵，席宴请道同，在此期间找机会向其提起这事，对此道同义正言辞地表示：“你一个堂堂的永嘉侯，身为朝廷大官，不思为朝廷效命，怎能反受小人役使！”见到道同如此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即派人砸开枷锁，放走土豪，还找了一个借口鞭笞道同。朱亮祖的官职高于自己，所以道同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道同想要为民做主的心，并没有受到些许的波动，不久之后，他又依法惩处倚势作恶的富民罗氏。然而，这个罗氏是当时朱亮祖一个爱妾的亲属，并直接派人将其给抢走。好端端的一个知县，被人如此这般三番两次地抢人，道同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便将朱亮祖的不法之事上奏给朝廷。可此事被朱亮祖提前知道了，他抢先上奏，诬称道同对上司傲慢无礼，朱元璋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居然直接派使臣前去赐死道同，后来他得到了道同上奏的奏章，才得知此事的原委，再派使臣前去赦免，然而已经太晚了，道同已经被逼得自杀身亡了。

预线

    了结葫芦案，埋下伏笔，为接回英莲、引出宝钗等情节进行铺垫。用贾雨村对待恩人甄士隐及家人的态度，预言贾雨村将来也会如此对待林如海和林黛玉。书中说“雨村犹未看完”，被突然到访的王老爷给打断了，自然也就无法再往下看了。案件审理完，贾雨村急忙作书信两封给贾政和王子藤，说明从雨村入职任天府到雨村投靠王子腾，都在王子腾的运作之中，雨村只是王子腾的一颗棋子。所以，连门子都知道，雨村入职，是“系贾府、王府之力”，是贾王二人的共同作用。贾雨村很擅长“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对甄士隐如此，对林如海如此，对门子如此，那么，他会怎样对待贾家呢？门子深谙官场之道，是一个“人才”，他将如何回归，如何回报贾雨村对他的发落呢？

暗线

   暗线说的都是曾经的事，葫芦案谐音糊涂案，我找到一个曾经的糊涂案。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案子，是一桩简单而又普通的刑事案件，整个案子案情清晰明了，既没有刑讯逼供，也没有栽赃陷害，但这个案子后来不仅轰动了宋朝，在整个中国法律史上，都是一件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审判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其影响之大空前绝后。在当时引发了朝野的一场大地震。登州阿云案是北宋党争，官场互相倾轧的典型代表，此案前前后后争论了十来年，最后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上台了结了这个案件的争论，随后也逝世。这个案件我不详细述说，有兴趣的搜索“登州阿云案”就能了解。这里讲述的是明朝有一个案件和登州阿云案类似，不过比起阿云案，这个案件更加的荒唐和可笑，这是一桩通奸案引发的群臣内斗。案件简单陈述：岳氏貌美，锦衣卫校尉求而不得，便诬告岳氏和女婿通奸，还伙同邻居郝氏和沈荣下毒害死杨安。四人被抓进锦衣卫，屈打成招。有了证词，上报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薛瑄发现证词有问题，发回刑部重审。大理寺和刑部来回踢皮球，都察院不满。朱祁镇裁决，潘洪查实是冤假错案。放人，罚刑部，互相攀咬，刑部、都察院、锦衣卫都有错。皇帝宽恕了所有人。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责罚校尉，校尉咬定潘洪构陷自己，马顺发现这是一个攻击薛瑄的好借口，马顺捉回岳氏等四人，又是一顿严刑拷打，结果四人被迫“再次”招认罪行。在马顺的雷霆手段之下，薛瑄等大理寺的高级官员悉数入狱。负责审问他们的是大理寺的老朋友，都御史王文。王文构建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逻辑结构，因为涉案的术士沈荣是苏州人，而大理寺官员顾惟敬、张柷等人也都是苏州人，所以他们一定是在相互包庇。皇帝大怒，让锦衣卫将所有涉案人，分别关押审讯。结果在严刑之下，株连甚广。最终，可怜的岳氏、邱永被凌迟处死，郝氏、沈荣被绞刑，顾惟敬等大理寺官员集体连降三级。大理寺主官薛瑄，被定了死罪，于是整个朝廷震动了。这个犹如儿戏一样的案件不停的在翻滚，最终定性，但是造成了群臣的危机，锦衣卫如此构陷，让他们人人自危。兵部侍郎王伟等人首先上书朱祁镇为薛瑄求情，后面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而薛瑄也上书自辩。薛瑄尚能乞求一命，那四个被冤死的人成为了朝廷官员互相倾轧的牺牲品。风水轮流转，后来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虏，而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后来景泰帝上位，重新启用薛瑄。夺门之变后，王文和于谦一起被杀，诛杀的圣旨就是薛瑄送过去的，可见世事的无常，犹如闹剧一样。这个类似宋神宗年间的登州阿云案的案件中，明显有和稀泥的行为，如此任性为之，出现土木堡之变也是理所当然，法理不严，国法不彰，国法不彰，自然妖孽横生，实在是咎由自取。

主线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红楼梦里最糊涂最冤枉的一件案子，贾雨村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官，也是他复职以后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案子。通过门子的面授机宜，贾雨村知道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成掎角之势，彼此联络有亲的利益关系，他开始懂得如何做官才能保证青云直上，仕途顺利，也是他为人处事开始变得圆融之时。此前的贾雨村，为官时骨子里还有一些读书人的恃才傲物，有文人的狂放不羁，也不懂的结交权贵，没有摸准为官的法则，结果被同僚孤立，被革职。葫芦案，贾雨村明显成熟了，学会了深藏不露，学会了不动声色，学会了过河拆桥，更学会了趋炎附势，奸诈阴狠，已经显露了奸雄本色，所以这个案子是其仕途之路的重大转折点，此后，贾雨村得以青云直上。像贾雨村这样失了本心，为权势利益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的官吏很多，像贾、史、王、薛这样的家族各省都有。他们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扶持遮掩，皆有照应”，组成了一个罪恶的罗网，使得冯渊有冤无处申诉，英莲有冤无处诉说。一张“护官符”把简单明白的案件搞得乌烟瘴气、是非颠倒、冤案难白。官官相护，看似是底层百姓受害受苦，其实，受害最深的是国家，国法成了笼络人的道具。

    君主专制下的国法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谁有权谁说了算。官员制造糊涂案，皇帝也制造糊涂案。明朝南北榜案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洪武三十年，大明王朝组织了自开国以来第九次科举会试考试，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考试结果一出来，朝堂上下以及一众考生当中竟引得一片哗然。原来，在当年这场会试当中，最终录取的五十一人竟然全部都是清一色的南方（长江以南）人，北方考生无一例外地全部光荣落榜！可不巧的是，当年这场考试中，主考官刘三吾等人也偏偏全部都是南方人！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录取的全部都是南方人，而主考官又恰恰都是南方人，两相作用之下，引得北方学子极度不满，他们认为这场考试就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考官与考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科举舞弊案，到后来，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部分北方官员的声援，事情愈演愈烈，最终报到了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知道后，也是大为光火，立即组织了专案组，调查涉案官员以及被录取的考生，同时，对北方考生进行复试。经过专案组调查和对北方考生的复试结果表明，此次考试，北方考生的表现的确不尽人意，同时，专案组也的确没有找到丝毫考官与南方考生相互勾结的证据，这也说明，在此次考试中，考官的评判相对还是公正公允的。可调查结果一出，北方考生不仅怒火未平，更是火上加油，群情激愤，坚持认定此次科场舞弊行为，事态愈发严重起来。对此，为了尽快平息事端，明太祖朱元璋最终以“胡蓝余党”为由，将主考官刘三吾发配充军，处死另外八位阅卷官，罢黜所有被录取的南方考生，其中原定状元郎被处以车裂极刑，并在同年六月，又针对北方考生重新组织了一场考试，录取北方考生六十一人（被称为北榜），事情才算告一段落。自此之后，科举考试不再以全国统一的形式录取，而是南北分开，南北方各录取一定比例，这种取仕方式也从此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在民间又称为“南北榜糊涂案”。为何会出现这样看似奇葩的南北榜案呢？首先是地域决定了当时的北方学子学习普遍不如南方。一直以来，南方农业发展要优于北方，经济也强于北方，这样的结果就是，南方不论是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还是教育覆盖的深度和广度，都要明显优于北方。其次是北方战乱频繁，对教育冲击较大。在北方可以说是战火频发，北方人民可以说是深受其害，同时也对北方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南北榜案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冤案，其所谓的“胡蓝余党”，只不过是朱元璋为了定罪而编造出来的查无此证的借口而已！以牺牲少部分人的代价来满足安抚北方学子甚至是天下人人心的政治需要。

    明朝还有一个稀里糊涂梃击案。万历皇帝为了立太子之事，引发了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闹得朝野不宁，人心涣散。等到好不容易立了太子，本以为尘埃落定了，不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梃击案，大明王朝又起风波。公元1601年，万历皇帝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已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与此同时，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福王，把最好的地方洛阳封给了他。这个时候，朱常洵十六岁了，已经成人，本应该到封地去，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不舍，仍然让他居住在京城。大臣们觉得，朱常洵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对太子之位构成了威胁，因而纷纷要求朱常洵到他的封地去。万历皇帝一概不理，这更加引起了朝野的怀疑。就这样，国本之争实际上仍在延续，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万历皇帝迟早要更换太子；有的说，郑贵妃不死心，正在策划阴谋，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取代朱常洛，甚至想谋害太子朱常洛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梃击案突然发生了。公元1615年5月的一天下午，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突然闯入一名彪形大汉。大汉手持木棍，打倒守门卫士，闯入宫中，见人就打。由于事发突然，众人猝不及防，大汉连续打伤多人，直奔前殿。但太子宫毕竟不是寻常之地，侍卫闻讯赶来，将大汉擒住。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挡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梃击案如此糊涂结案，自然就有随之而来的“红丸案”和“移宫案”。

      “官多法必乱，法乱国必倾，国倾君必亡。”葫芦案指出的是法制问题，官、法、君都出了问题，亡国不远了。书中也道出谁来灭明朝，满清，“金”国，都是“胡虏”，“胡虏庙”影射的是因地形窄狭而进犯中原的满清。薛家出场时，回目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用两个“葫芦”，重复强调这是“胡虏案”。清兵入塞，抢人、打死人，正是“胡虏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