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的审判

裁判

应当承认，当代西方司法制度是比较健全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健全的司法制度，较高素养的司法人员，确保了诉讼得以公正地进行。但是，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效，绝非是一夜之间突然产生的，也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建设过程。其实，在历史上，他们的司法是那样丑闻不断，显得粗俗、卑鄙，甚至是邪恶。
    无罪判有罪。1865年，在英国伦敦沙福荣西尔地区的金锚客栈里，英国人和意大利移民之间发生争吵斗殴。在混乱中，米歇尔·哈瑞顿被人戳伤而死。接到报警后，警察马上赶到现场，逮捕了瑟拉菲诺·皮里克尼。当时，皮里克尼被人用桌球棍打伤，不省人事，躺在酒吧的地上。他声辩不是自己作的案，其他的意大利人均证明他是无辜的。事实上，他是被人从其他客栈叫来的，因为，他是一名受尊敬的移民，他的影响能使同胞们停止殴斗。但在劝阻中，自己却被打伤了。然而，警方坚持起诉，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陪审团拒绝听取有关另一个意大利人有罪的证词，皮里克尼被判处了死刑。在死刑执行前，一个民间义士著名的气象仪器制造者西诺·耐格瑞帝出钱雇人对另一个意大利人格列高里·蒙兹进行调查。因为，不少人私下说，当时是他挥舞着刀子。结果，调查人员在英格兰中部诸郡追踪到了蒙兹。蒙兹并不知道哈瑞顿已经在斗殴中死亡，他愿意自首，承认是自己在那次殴斗中使用了刀子。即便证据如此充分，事实如此清楚，但是，当局拒绝重新审理此案。耐格瑞帝只好自己继续出资控告蒙兹杀人，这才赢得了公正，皮里克尼被无罪释放。
    有罪判无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被美国芝加哥警方称为“基蒂和简尼团伙”，在7年时间里，每年都要犯下严重的暴力抢劫案100起。然而，所谓这个团伙不过就是两个女人。基蒂·亚当斯，1880年前后来到芝加哥，并很快称为“街头霸王”。她一度是一家黑人妓院的唯一白人妓女。在那里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用一把锋利的刀片作防御工具。从那以后，她一直将刀片带在身上，并曾经用这个工具割掉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情人的耳朵。而简尼·克拉克是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妓女，1886年她与基蒂合伙，在芝加哥的红灯区李维经营一个淫窝。但是，她们真正赚钱的渠道是“纠缠游戏”，即由简尼用色相勾引上一个嫖客并引诱他到一条幽暗的小巷。在那儿，基蒂掏出刀来顶住嫖客的喉咙，同时由简尼掏空他的口袋。如果他叫喊或者反抗挣扎，基蒂就会残忍地用刀片给他留下永久的记号。终于，在1896年，一个秃顶的男人认出并指控她们。基蒂很快被保释了出来。但是对简尼的判决，简直就使人震惊，使人不敢相信。法官敲下法槌宣判：“任何去李维的男人活该被抢劫，退庭！”于是，基蒂的案件也被渐渐遗忘了，她们两个回到了街头，继续干着罪恶的勾当：引诱并抢劫。
    重罪轻罚。被称为铁路“强盗巨商”的朱比亚·吉姆·菲斯克在股票交易所与杰伊·古尔德色结伙做手脚，在伊利铁路股票上获得了暴利。此后，他就买下了纽约大歌剧院，并找了一个情人体态丰满的歌手乔塞·曼斯菲尔德。但是，曼斯菲尔德并不是个专一的情人，她还毫无顾忌地与社会名流内得·斯多科斯调情。再加上后来菲斯克与斯多科斯因生意发生了矛盾，俩人争吵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菲斯克对斯多科斯说了很多不恭敬的话语，而这些不好听的言辞又都出现了喜欢猎奇的报纸上。斯多科斯因此起诉菲斯克对自己进行诽谤。菲斯克进行了反诉，宣称斯多科斯和乔塞敲诈他。自由的大众传媒很喜欢报道这种两个男人因一个女人的魅力、存款和股票而争吵的故事，并且，菲斯克的辩护律师让斯多科斯在陪审团面前很难堪。1872年1月6日午饭后，斯多科斯得知自己将以勒索者的身份上法庭，他对自己名誉受到如此中伤而怒不可遏，拿着一把枪去了中央饭店，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打死了菲斯克。没料到，如此简单明了的谋杀案件，竟然审理了三次。第一次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次斯多科斯被认定构成谋杀罪判处死刑。在第三次上诉中斯多科斯获胜，法庭竟然将谋杀罪减为过失杀人，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轻罪重判。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南军李将军投降而结束，但是，南方独立势力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策划了谋杀林肯总统的罪恶行为，并在胜利之后的第5天，即1月14日，乘林肯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浮德剧院观看歌剧《我们的美国堂兄》之际，刺杀了这位伟人。12天后，谋杀者英国出生的26岁演员约翰·威克斯·布什，在抗拒政府军的逮捕中被打死。案件经过缜密调查，终于查明，大约有12人和布什参与了这次密谋：在战争结束前绑架林肯总统，用囚车将其送往美国南部联盟首府里乞蒙。这个阴谋由于李将军的投降而破产。于是，他们就改变了计划：由布什去暗杀林肯总统，其他人暗杀副总统及其他内阁成员。最后，只有布什一人单独行动。同伙被捕后，经过审判，其中3人处以死刑，这其中还包括仅仅给密谋者提供场所的玛丽·萨瑞特太太。显然，这三个人后来都没有实施预谋中的犯罪行为，两个男性仅仅只是进行了犯罪预备，尚不构成死罪；至于玛丽·萨瑞特太太连他们的阴谋都不知情，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但是，整个诉讼完全像是对美国南方联盟的一次报复行为，轻罪重判，甚至出入人罪，完全丧失了公正性。
    培根说过：“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特别将这句格言作为自己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卷首语。他在这本书中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法律的种种弊端，抨击了当时刑事诉讼的野蛮落后性，指出了未来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今天，走过了荒谬时期进入当代文明的各国刑事诉讼制度，都和这本书籍所阐述的理论密不可分。诚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由于掺杂着各种阶级的、团体的和个人的利益，构建成为正义的模式尤为艰难。特别是关乎到人的重大利益的刑事诉讼，更是充满着血泪史，本当主张正义的审判，往往扮演摧残正义的不义角色。法律曾经和刑法合二为一，充满着刑讯、杀戮的疯狂，令人不堪回首。也和等级贵贱、金钱财富联系在一起，弱肉强食，上演着丛林法则的把戏，令人不寒而栗。中国如此，他国也不例外。看看这些西方诉讼史上的不义之事，既可以取消一些人对西方司法治模式的盲目信奉，以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如此成熟的；又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念，只要不断改革完善司法制度，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一定会实现得更加好些，一定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


    注：上述案例均选自（英）马丁·费多著：《西方犯罪200年》，王守林、申铁、申钢、李长兴译，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