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栅栏和社会治理

裁判

  这几天，我忽然发现，架设在道路上的栅栏多了起来。本来，道路中划上黄线，就告诉你任何车辆都不可逾越，对于高度自觉的人，这就足够了。但是，现在叠床架屋，依然还要在黄线上树起高高的栏杆。这让我想到几个问题。
  一是不少人缺乏规矩意识，不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任何规则的遵守，都少不了人的自觉性。有客观规则而无人的自觉遵守，这样的规则必定难以付诸实施。交通规则也是如此，交通秩序维护得好坏，主要在于人的规矩意识的强弱。如果人们不把交通规则放在眼里，任意违反之，那么，交通秩序的维护必定难上加难了。对这部分人来说，仅仅划几道交通标志线，绝不可能就让他们自觉遵守了。他们并不把黄线当成回事，可以任意驾车超过。因而，为了确保黄线的阻隔作用，就不等不再在黄线上安装栅栏。这种栅栏其实具有强制性的作用，因为，那些不把黄线放在眼里的人，也不会去碰撞栅栏，毁坏了自己的车子。实际上，社会中许多规则的实施，因为有很多不自觉的人存在，所以，不得不在已有落实规则的设施基础之上，再加固一些装置。比如，房屋的门窗本就会具有防盗功能的，但是，仅此还远为不够，现在家家户户还要装上各种各样的防盗设施。因为，如果不这样子做，盗贼迟早就会光顾。无疑，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诸如此类设施越多的地方，人的素质就越差！一个城市，如果街道都布满了栅栏，这样的地方是绝对不能被评为文明城市的。在车水马龙的地方，却很少见到栅栏，这才是现代的文明城市！因为，城市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的素质基础之上的，满街的栅栏意味着人的素质还远远不够！
  二是为了强化制度的执行，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力。本来，只要众人都自觉遵守规矩了，有交通标志线就足矣，根本就不需要再投入其他财力。但是，由于破坏秩序的事情经常发生，严重破坏了交通秩序，就不得不再投入财力，按照各种设施，迫使那些不自觉的人遵守制度。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投入本来是没有任何效益的，只不过有一些人不够自觉，才使投入似乎有了某种意义。社会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这就是，人们都希望有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就要把极为稀缺的资源用到直接增加民众福祉的事业之上。也就是说，要减少那些并不直接生产财富的事项的投入，将这部分的资金用在可以直接改进幸福生活的事项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社会仍然将巨大的财富投入到那些非生产领域，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幸福指数。比如，我们现在供养了大批警察，并且这支队伍还有增多的趋势，原因就是社会治安秩序不好。本来，社会可以用这笔钱来办很多公益事业，提高民众的素质。但是，由于一部分人总是想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所以，为遏制这种丑恶行径，社会就不得不组建一个暴力机构。从这个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社会发展层次低，它的社会管理成本就很高。有个县级市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引来了一位外资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在市区观光了一圈，就取消了投资的想法。问其是什么原因，他的回答耐人寻味：“你看看，这么个小县城，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如此气派，足见这里的治安秩序并不好！”你能说，他的话没有道理吗？
  三是方法简单，不愿意做更加深入的教育工作。人的素质从来不是天生的，都是接受教育的结果。良好的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人。相反，如果教育匮乏，甚至负面的东西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人的素质也就很低劣。因此，增强人们的交通规则意识，更主要的还是深入持久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说得好：“法律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教育深入普及了，人们的交通规矩意识就会自然增强，交通秩序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护。但是，面对较为广发的交通违法现象，我们没有去抓根本的东西，普及交通法规知识，而只是遍地树立栅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不仅简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有关部门的某种尽职不够到位的表现。实际上，要有效治理好社会，根本的办法就是提高人们的素质，增强人们的法纪观念，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制裁惩罚都是不得已的手段，是一种补救措施。假如，一个社会将监狱作为治理社会的主要办法，这样的社会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完全失败的，最后肯定难以维系下去！事实上，即使是刑罚的手段，也具有教育的意义。监狱如果不能教育人，这样的监狱就是地狱，就不是当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仅仅安装栅栏，而忽视教育工作，这样的社会治理层次，是极为低级的。
  社会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管理成本的投入受到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并不是可以人为地决定和改变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消极被动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当前实际出发，不仅要用最少的投入来解决最大的问题，并且还需要积极努力，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提高人们的素质，以减少社会治理成本的投入，增进民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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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得好：“法律就是某种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