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诗中的阮籍 ——从咏怀诗的引经据典窥阮籍的思想感情

阮籍是魏晋时期甚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个性、思想的文人，是魏晋时期“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更是其代表作，在文体上，他开创了五言咏怀组诗的先河，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思想内容更是丰富，充满了诗人的情感，是值得读者慢慢咀嚼，反复思考的作品。《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对于“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一句，我也是深有体会，我们已经是百代之下了，但是确实还是很难了解到每一首诗的真正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与阮籍的时代比较近的前人都无法情测，李善又怎么会认为百代之下的、时代离得更久远的人能够理解阮籍的思想感情呢？也许我们可以不用如此细究，李善可能只是夸张地描述咏怀诗的难以情测，或是认为不断地积累不断地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定论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证明了阮籍的思想感情是人们很难真正完全了解的，也许角度不同，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虽然阮籍的思想感情很难完全把握，但是其主要思想在咏怀诗中还是有迹可循的。
阮籍的在他的咏怀诗中大量地引经据典，我觉得从这个点切入，可以窥探出一些阮籍的所思所想，帮助了解阮籍这个有个性有思想的诗人。
经过我的整理之后，我把咏怀诗中的比较明显的引经据典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儒道两家的理论。在大家的印象中，阮籍一直是一个信奉老庄学说的代表人物，因此在咏怀诗中引用老庄学说并不奇怪。但是在咏怀诗中，儒家思想和儒学代表人物事迹被引用的频率也十分的高，而且其中阮籍用来作反面例子的并不多，由此可以看出，阮籍对于老庄学说和儒学的看法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就如其十三：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
这首诗的末二句就引用了《论语·述而》中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看法，认为伯夷叔齐是古代的贤人，他们绝食而死是求仁而得仁，很明显，在这首诗中作者也是赞同这样的看法，褒伯夷叔齐、贬李斯苏秦的。
其实对于伯夷叔齐的看法，我认为阮籍更偏向于孔子的评断，与庄子的看法相差比较远。在阮籍的咏怀诗里，伯夷叔齐的事迹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在其三、其九、其十三、其六十四等诗中都有引用，作者对伯夷叔齐的一直持的是褒扬的立场，与孔子相似。而庄子的立场几乎与此相对，他曾经在《秋水》中写道：“伯夷辞之以为名”,认为伯夷叔齐的隐逸也是为了名，是不应被褒扬的。但是我认为在伯夷叔齐的问题上阮籍更偏向于孔子的看法是事出有因的。伯夷叔齐因武王伐纣取代商、臣子弑君而为周不耻，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首阳山。这与当时阮籍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很相似的。当时魏明帝托孤司马懿，没有想到司马家恩将仇报，也是想弑君称王，阮籍为之不耻，就如伯夷叔齐不耻周朝一般，只是阮籍不想招致祸患，为求自保，没有能像伯夷叔齐一样反抗。同样的背景，相似的情感和遭遇才使得阮籍对伯夷叔齐有极大的认同感，正巧与儒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其实事实上，阮籍对儒家的一些思想行为还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在其六十和其六十七中，作者就批评了儒者迂阔而不符合常理以及一些虚伪的礼法之士，但是作者在此基础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虽然是迂阔而不符合常理的、不懂道家的自然之道，但是真正的儒士恪守礼法、安贫乐道、自甘其苦，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只是表面上是儒士，内心却不合儒学之道的假儒士。
有人说，阮籍是“道表儒里”。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表面上，阮籍追求自然之道，追求自由不受束缚，是道家的思想，在内心中，他也是一个想要挣脱、想要隐逸的人，他的表里是一致的，只是碍于当时的时代，为求自保，他没有行动，对于儒学，我觉得阮籍并不完全接受，应该说他不排斥，但也只是认同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称之为“道表儒里”。
我把第二类归结于神话传说。在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很多次都引用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地名和事迹，最多的出处是《山海经》。其中频率比较高的有夸父追日、手杖化邓林的故事，王子晋成仙的故事，还有许多传说中的仙人、仙山、仙境，如西王母、琅玕\、玉山等等，甚至还有几首咏怀诗的内容就是与神仙有关，比如其二说的就是神化传说中江妃二女与郑交甫的故事，其十九讲的是对神女的一种爱慕。我把作者大量引用神话传说的原因归结于两大类。其一为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魏晋之间，乱世之中，战乱频繁，生灵涂炭，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境况，人们理所当然会有一种期望心理，会期望有安居乐业、平安祥和的生活，求己无用，就更加信奉神灵，因此神话传说的流传度一定相当广而深远。其二为阮籍个人的原因，他不像世人一般信奉神仙救世，而是他本身就对神仙的生活、处境有所向往。在咏怀诗其十中，作者写道：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方式从狭路，僶俛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对于王子乔可以云翔邓林，作者是非常向往的。我觉得作者对于神仙的向往是因为神仙的自由自在，他内心希望在乱世中寻找一方没有纷争的乐土，因为现实让他太失望了，太痛苦了，他看不惯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他看着人们为争权夺利背信弃义、阿谀奉承，他不想同流合污，但为求自保，不能随心所欲，内心的煎熬和纠结是可想而知的。虽然阮籍想要逃离当时的政权，当时的社会，但是，我不认为阮籍是一个没有志向没有抱负的文人，虽然在咏怀诗中没有直接表露他有什么政治抱负的迹象，但是在八十二首诗中，他有一些诗在赞叹建功立业的英雄、胸怀大志的壮士，比如其二十一、其三十八、其三十九等等，我觉得在阮籍的内心深处，他是有政治抱负的，但是他似乎埋得很深，也不想被别人发掘，因为在那个乱世，如果表现出来，那他就会卷入纷争之中，这是他所不愿的。在阮籍的内心中，他被埋藏的抱负、他对政治的看不惯、他对官场中人的厌恶、他为求自保等等复杂的情感一直在阮籍的心中翻腾，他怎么能不忧愁呢？所以他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感慨一番，所以他的每一首诗都是深深的忧愁，所以这样纠结的情感让他越来越趋向于归隐。但是阮籍是真的想归隐吗？其十中的末一句：“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一直为人们所争论，到底可以慰阮籍心的“延年术”是什么呢？是生命的长生不死吗？我觉得一定不是。阮籍已经对当世的人与事相当的失望，怎么会还想长生不死呢？曾国藩先生说，“虽不能避世高举，犹可全身远害耳。”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阮籍内心太纠结，太痛苦，太无可奈何，所以他只求自保而已，又还能怎么样呢？而我觉得他的隐逸之心也是由此而起的，他什么都不能做，只是自己痛苦、自己哀叹，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选择隐逸之路，至少隐士不受外界纷扰，可以享受安宁和自由。
除了以上两大类，我把其他的引经据典都归为第三类，其中主要是诗经、楚辞中诗句的化用，战国策史记等等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各国故事的引用等等。因为比较散，无法一一举例分析了，但是可以看出诗经楚辞战国策史记等经典著作对阮籍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这是我从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引经据典中得到的一些对阮籍的了解和感悟，如此而已对于阮籍的了解和探索还是很不够的，无论是阮籍的诗还是他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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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还是比较可以的一个人。

碧寒

阮籍有一项大本领就是醉酒。司马氏要娶阮籍女，他连醉六十余日，终于不得言而止。又让他写劝进表，他亦大醉，但终于没躲过，最终写了完事。生于乱世之中，他能得司马氏垂青，保全性命与乱世，可比嵇康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