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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8 17: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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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创作背景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同年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大赛,毛泽东这篇论说文夺得头名。
作为班主任和国文老师的柳潜,头一个翻出来的便是毛泽东的卷子。举贤不避亲的柳潜,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柳潜的同事看了,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没有任何疑义。
作文仅500字,柳潜的眉批和总评就有150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不难想象,柳潜批阅时的快慰与喜不自胜,对这篇见解独到、文笔一流的作文,除了赞美、推崇与激励,竟还有超出尊重的敬畏。
然而,这篇作文在今天却可能会遇到麻烦。除了与800字的高考要求明显不符,容易引发疑义的还有“报笔”。
“报笔”说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此处指新闻评论笔锋。当日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嗅觉灵敏,立论锋利、思想广博、议论新颖,行文流利畅达,文思如涌,极富鼓动性。怀揣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想用笔惊醒国人睡梦的梁启超,笔锋无数次打动过毛泽东。
清朝秀才出身的柳潜并不泥古,不喜欢弟子读那些内容老化、与时代脱节的文章,也不让弟子只在“统编”教材里使劲,柳潜有意引导毛泽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作文比赛前一个时期,毛泽东遵循师命,几乎每天都要交给柳潜一件强化训练的习作。想必这些训练同样得益于“报笔”之深锐观察,同样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涤庵(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报笔”是一种引领,是时代变革的先声,是社会风向的潮涌浪卷。为文终是为人。毛泽东终成文章大家,与其胸襟、抱负、个性及才情等等莫不相关。而在这其中,柳潜激赏的“报笔”磨砺,对毛泽东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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