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赦免腐败官员” 反腐专家言论惹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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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9）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

于泽远　北京报道

　　中国知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近日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应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引发一片争议。

　　质疑者认为，“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会大大动摇现已形成的法制的稳定性，将相对比较系统化的社会法制重新碎片化，这种不尊重现实脱离了法制基础的观点，不是法制进步的表现,而是退化的征兆。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日前在接受《京华时报》访问时指出，中国广大官员家庭财产目前还不能大范围公示，既是因为一些技术条件还不具备，更是因为相当一批官员，由于体制制度等各种原因，在过去30年中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时候让他去公示，无疑只会让他们成为政改的阻力者和对立面。

　　对于社会一直呼吁的官员财产公示，李永忠认为，公示不是清算。如果想通过官员家庭财产公示清算官员，肯定做不到；公示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公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官员财产公示可以采取两个办法：公示要从新提拔和后备提拔的干部开始，最好是设立政改特区，或者通过找一批试点来实行。

　　另一个就是采取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即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这样可以减轻已经有腐败行为的人对反腐败的抵抗，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李永忠承认，有条件赦免腐败官员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希望一定要判刑，一定要严惩。但是，这样做肯定会给反腐败斗争带来更严重的抵抗。中国当前的反腐败不仅谈不上“零容忍”，甚至有些过度容忍。在“腐败呆账”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前提条件下，“绝不赦免”必然造成旧的存量无法解决，新的增量还会迅速存积。


　　事实上，一些学者此前已提出用类似“有条件赦免”来打破“越反越腐”的反腐败困境。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建议，在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时确定一个时间点，只要从此不再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以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再查办。

　　《齐鲁晚报》昨天发表文章说，官员财产公示实行“有条件的部分赦免”，是为了保证试点尽早铺开的需要，也是最大限度地赢得支持的需要。因为任何改革的推进，都应该紧贴地气而不能凌空踏虚。户籍改革遭遇几乎所有市长的反对，工资条例因垄断行业反对而夭折，红十字会“去行政化”改革因为“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而搁浅，都是极好的明证。正像李永忠说的那样，如果不采用“有条件赦免”的方式，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官员财产公示在试点阶段便遭遇各种各样的阻挠而夭折。

网民批评“赦免论”

是对现实反腐困难的妥协

　　但更多文章和网民强烈批评“赦免论”。新华网昨天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并不是没有足够的法律来与腐败进行斗争，而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法律进行斗争。李永忠的“赦免论”，表现的是一种对现实反腐困难的妥协心态。至于李永忠预测的“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则是一种缺乏信心的观点，这个观点过高估计了“鱼”的抵抗力，而没有认识到邪恶打不过正义的一面。

　　《山东商报》发表评论说，通过赦免贪官，减轻已经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对反腐败的抵抗，进而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此举看似以小博大，实则得不偿失，犹如饮鸩止渴。“赦免论”的实质是“目的论”，即为了达到反腐败的目的不择手段。然而，官员财产不是为公示而公示，其价值在于加强监督，晒出问题，揪出贪官。赦免之后，腐败分子都成功“洗白”，不明财产也全部合法化，给人一种天下无贪的假象，这样的公开跟不公开又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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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反腐，却人人参与腐败，或者趋之若鹜，这就是现实中国，反腐，百年之内，只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