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豪斯DR

美国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11/16/c16promise/

美国领导人无论属于何种政治党派，一般只会追随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派。一种是主张小政府的杰弗逊流派，该派痛恨大规模，认为繁荣来自独立的商人、农民与其他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另一种是汉密尔顿流派，坚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组织机构。机构中最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是私营企业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修建公路与学校、提供贷款，资助科研，所采取的方式个体企业难以企及。

当然，到了今天，共和党人就是杰弗逊派，民主党人则是汉密尔顿派。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属于杰弗逊流派的就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南部邦联各领导、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与里根(Ronald Reagan)。属于汉密尔顿流派的也有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亨利·克莱(Henry Clay)、林肯(Abraham Lincoln)、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老、小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的《希望的乐土》(Land of Promise)以此作为分界线，写出一部宏阔的美国经济史。该书史料丰富，其中不少令人惊喜，而其主题则对可谓美国今日面对的唯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影响重大：我们的经济怎样才能更快、更持续与更公平地发展，从而保持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并改善本国国民的生活？

林德是华盛顿新美基金会的创始人，著有多部政治史书籍，在本书中一开始他便坦承，自己的论点会使一些读者不太舒服。“本着哲学两派的精神，这些政治经济学流派对美国经济的成功各自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相互对立的作用力所产生的动力比任何一方的完胜更为有利，做出如此结论自然皆大欢喜，”他在书中写道。

“但其实不是这样，”他接着写道。“美国经济的优点，主要缘于汉密尔顿一派的发展观，而其缺点则大多源自杰弗逊一派的生产观。”

汉密尔顿发展观修建了伊利运河(Erie Canal)、横穿大陆的铁路、政府无偿赠地的大学和州际公路系统。在此过程中，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相互连接的市场，一个诸如美孚(Standard Oil)、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强鹿(John Deere)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等公司得以繁荣发展的地方。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军方——在发展的早期，在资助创新方面也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那些生产出喷气发动机、收音机（以及后来的电视机）、雷达、青霉素、合成橡胶与半导体的行业，均源自政府资助的研究或采购。而互联网根本就是国防部建的。

据丘吉尔的说法，“一战”时期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曾经说过，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一旦锅炉生了火，它所产生的能量就无限了。”林德的目的在于用主动语态表达爱德华爵士的观点：政府通常点火，而大型企业则常常产生能量。

而林德也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他敏锐地指出，杰弗逊派自己在治理国家并为国家谋福祉时，常常也会改变态度。身为总统，杰弗逊在联邦对运河、公路与生产厂商的支持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杰弗逊的继任，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签署了一项建立一家国家银行的法案，而他此前却是痛斥这种设想。南部邦联各领导，在公开反对中央集权之后，意识到他们需要一台经济的机器以支撑一场战争，并开始了“一个自上而下政府引导的工业化速成项目，这种做法比汉密尔顿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林德写道。现代的杰弗逊一派，如里根与乔治·W·布什，在任期间，都曾主张削减开支，意在扩张政府的范围。

然而，该书尽管逻辑严密，但其主题却有一个基本的缺陷。林德从未解释清楚美国何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比瑞典或加拿大高出20%，比德国高出将近30%，而比中国高出将近500%。说起来，其他国家在许多方面，实行的政策比美国更具汉密尔顿一派的特征，却未取得同样的成功。

那么，什么才能解释美国经济的独树一帜呢？教育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但在书中却只偶尔提到）。美国在世界上曾经拥有教育程度最高、技能最为熟练的劳动力，这一点，正如多种经济史令人信服地所证明的，使得美国工人收入最好。

教育之外，美国还有可谓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强国的文化——更具个人主义倾向，更富冒险精神，更愿意接受市场规律。如果你要为这个文化找一个名字，或许你会选择杰弗逊(Jeffersonian)。

我在想，林德或许会对杰弗逊式的文化在创造繁荣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表示异议。然而，读者在看完长达586页的《希望的乐土》之后会觉得，尽管该书有不少魅力，却未曾听到林德与其对手展开全面的论战。

在林德看来，美国的经济史就是三次革命与反革命，每次革命都伴随着一场真实的战争。在1780年代，等待凯旋的建国之父们要做的经济决策，就是究竟该建立一个体制，通过为英国新兴的行业提供资源以及为其产品提供客户，以此与英国经济相补充，还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竞争对手。

南方自然喜欢合伙关系，因为他们拥有资源，尤其是棉花。南方的观点也受数百年的历史影响，在这几百年里，全球的生活水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一得失所系的马尔萨斯世界里，简单的农耕经济合情合理。这种经济似乎使个体自由得以最大化，同时也避免了工业带来的污染与权力集中。“当我们有地要耕种，”1782年杰弗逊写道，“那就永远别指望看到我们的公民在工作台前忙碌。”

汉密尔顿派更多地信奉经济变化与进步。他们赞成约翰·洛克(John Locke)这位著名的美国革命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即军事力量来源于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汉密尔顿派鼓励投资者与技术工人的移民（汉密尔顿自己就是一位移民），推动公众支持新兴产业以及意在保护它们的关税。他们还提倡现代而集中的金融体制，以此为必要的投资埋单。

汉密尔顿派更为宏伟的目标基本胜出，但这场胜利是暂时的。即便是在这个国家受益极大的时候，依然有一些人并未获益。这些变革也威胁到固有的利益，并激起美国对集权的典型的恐惧。结果，没过多久，比杰弗逊还要杰弗逊的安德鲁·杰克逊，便开始反击，反对联邦修建铁路，并关闭了国家银行。

如此循环往复，差不多有200年了。林肯，杰克逊时代的一位州议员，力主联邦投资，是19世纪重要的汉密尔顿分子。在南方离开联邦之后，林肯得到国会的支持才得以实现南方代表曾经阻碍的投资繁荣，修建铁路、公路与大学。其中许多项目最终有助于南方的工业化。

显然，汉密尔顿派所作的投资并非总是正确。联邦政府资助的第一位飞行员是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任萨缪尔·皮蓬特·兰利(Samuel Pierpont Langley)，他在试飞时飞机堕入波托马克河。但与成功所带来的回报相比，这类失败的成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军方很快就成了莱特兄弟的第一个客户，并使得莱特兄弟以及美国航空在航空私有市场出现之前就繁荣起来。

林德此书乐趣不少，其中便有不大为人熟知的小故事，如上所述莱特兄弟的故事，这些故事今天依然有其相关性。我希望以后会不时翻阅《希望的乐土》的索引。另一乐趣就是林德试图为历史对之不太仁慈的那些人物平反。麦金利或许有过一些任人唯亲的问题，但他也力图使美国经济现代化，并在民权方面走在他所处的时代前面。19世纪华尔街巨头如摩根(J. P. Morgan)或许贪婪成性，但他们也为诸如爱迪生等发明家提供了关键的资助。即便是林德在书中照例受到批评的胡佛(Herbert Hoover)，也因产生了新政的先驱（尽管还过于谨慎）及“二战”动员而受到赞誉。

这一动员为汉密尔顿派带来了自林肯时代以来，最为重要的胜利。此后一代的两党总统，从杜鲁门(Harry Truman)到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大多接受了罗斯福身后的世界。然后就是林德所说的大拆除(Great Dismantling)，先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而后更为激进的是，里根走向中央集权日益弱化、 更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几十年的收入增长比前一个世纪还要慢。

有关最近几年的章节，则颇为中规中矩，其主要对手就是撤销价格管制与现代财政。如果你觉得解除航空价格管制令人厌恶，因为航空服务可能因此变差，而且航空破产司空惯见，那你就会喜欢林德的表述。反之，如果你更喜欢关注美国中产阶级现在能够有钱坐飞机这一事实，或者航空旅行从来没有现在安全，那你就会觉得难以令人信服。

但林德此书结尾更为强劲有力。他认为，美国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的是汉密尔顿一派提供的解决方案。真正的创新，能够提高大众生活水准的那种，不可能来自单个的发明家。它需要的资源，只有大型机构才有。它还需要技术工，无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土人士，还是因为自身具有技术而被接纳的移民。

美国已经不再从事带来大回报的许多大规模投资，这种观念在林德看来，并不令人惊奇。美国经济的历史是风水轮流转。没错，我们的公路与桥梁破损了。我们的宽带基础设施也不是世界级别的。我们的学校，包括大学在内，再也不能自称是最好的了。但经济对变革的需求最终会产生政治变革的意愿。正如书名所示，《希望的乐土》以乐观的调子结尾，尽管该书承认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

戴维·李哈德(David Leonhardt)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去年因经济专栏文章获普利策奖。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5月27日。

特约翻译：王晓元，香港岭南大学翻译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经济史科普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