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康霖 徐培文 吕晖蓉：中国是否会出现“滞胀”需要有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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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时而调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时而降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旨在控制住货币供给这道阀门，以调控宏观经济形势和引导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但现实的挑战不能是抽象地谈论“经济形势”和“心理预期”，而是如何具体地推动经济发展和遏制住物价上涨。人们关心经济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物价能否不继续上涨，收入能否适度增加，生活水平能否继续提高。学术界和个别专家提出“滞胀”问题。在这里，仅就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问题发表意见。
通货膨胀不“纯粹”是货币现象
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的观点始于货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通常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诠释是“更多的货币追逐更少的商品”，所以引起物价持续上涨。这样诠释的假定前提是：供给的货币人们都用来购买商品，形成购买力。
多少年来，不少人坚信这一观点，奉为经典，用来解释一切通货膨胀现象。其实，在我们看来，有些因循袭旧，没有着力从实际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且没有完全准确地把握住弗里德曼的学术思想。在这里，有必要梳理弗氏理论的来龙去脉。
弗里德曼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与他的夫人共同著述了《自由的选择》，指出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有两大原则：一是按指挥的原则；二是按自愿的原则，认为社会的一切秩序都是自愿合作交换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宣扬：对内自由放任，对外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弗氏的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就是基于他的这一立场提出来的。进一步说，他的这一理论发端于1963年出版的《通货膨胀：原因与结果》一书中，其核心思想是强调：通货膨胀只能由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引发，并非由于产出增长所致。
中国的现实是与弗氏考察和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现阶段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资源的分配大部分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中国尽管允许私有经济存在，鼓励私人经济发展，但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而公有制经济又以政府为依托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政府控制着重要资源；中国的中央银行实际上缺乏独立性，货币供给量的调控取决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近年来发生的通货膨胀，除了货币供给过多外，要结合现实做理性认识。
在理性认识我国近年通胀问题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食品价格的上升成了通胀的领头羊。二是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产品成本的变化。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它们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生活必需品，其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物价的走势。据此，可以说我国近年发生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胀，非“需求拉动型”通胀，而弗氏“货币多，价格涨”的通货膨胀理论必然反映为“需求拉动”。这是不符合我国现实的。此外，在理性认识我国近年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以下三个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1）输入性通货膨胀；（2）垄断性通货膨胀；（3）传递性通货膨胀。由此，我们认为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绝非“纯粹”的货币现象，它是国际现象、垄断现象和社会现象在金融领域的综合表现。
既然如此，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多种途径、多方配合。比如增加政府补贴，调整税收政策，加强物价监管，正确舆论导向，改变结售汇制度，减少央行由于收购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等。需要指出的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能抑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难以抑制社会的流动性。要抑制社会的流动性，必须把发放的贷款收回来。在信用货币的条件下，货币都是银行供给的，供给货币形成资产负债，银行贷款形成银行的资产，向银行存款形成对银行的负债，银行的负债是社会成员的资产。资产是货币，负债不是货币，怎么减少社会成员的资产？那就是把货币收回来。如果银行贷款形成不良资产，给予消除，即银行的资产减少了，负债依然存在，钱还在社会成员手中。在这种条件下，资产负债关系怎么消除？就要拿黄金、商品去换回。有人说我国通货膨胀是投资缺乏效益，这是有道理的，没有效益怎么偿还借款！拿黄金、商品去换回流通中的货币，是否就一定会减少社会成员的货币资产持有，降低银行的负债呢？那要看换回货币的归属，如果卖黄金、卖商品的企业仍然把货币存在银行，则这个货币仍然存在于银行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没有减少，但能降低通胀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变动的态势值得关注
目前我国经济的态势怎么评价？有人说经过过去多少年的高速增长，速度下来一点是正常的；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有“水分”，应当把“水分”挤掉。在这里我们主要以数据事实说话。
2012年的最新数据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速度均有所下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是在去年高位运行基础上得出来的，所以通胀压力仍然很大。这种状况能不能称作“滞胀”？我们姑且不论。在这里，我们仅仅提出值得重视，是因为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影响人们就业的增加，收入的分配，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面临困难
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因为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中坚力量，在GDP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的生存状况不仅关系着经济发展，而且关系着社会稳定。目前中小微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一是原材料成本上升，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三是资金成本上升。
由此可知，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出台政策作出应对，但效果有待观察。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状态短期内不能得到改善，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二）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中坚力量，如果它们生存状况不佳，自然要影响就业。我国目前的就业状况难以正确判断，总的来说不容乐观。东南沿海一些城市的“民工荒”，从另一视角反映了“就业难”、“难就业”。进一步考察有：（1）目前出来打工者七成以上是“80后”、“90后”，他们不再满足于有份工可打，而对工资待遇、就业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2）经济发展的态势由东南沿海逐步向中西部转移后，引发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布局。据央视的一项调查，金融危机后，2000万名打工者离开东南沿海，选择回乡就业或转赴华北、西北和东北;劳动力分流又促成了经济结构的演变，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民工荒实际上是以用工短缺倒逼企业技术更新、产业升级。（3）我国目前的中小微企业多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原材料和能源等成本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其没有能力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雇佣足够的劳动力，以满足生产经营活动。这种状况说明：民工荒一是表明有一部分人“自愿失业”；二是表明企业承受力低下；三是表明结构性失业存在。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三个百分点，所以，我国民工荒不仅反映了“就业难”和“难就业”，而且总体上意味着实际失业率的上升，这最终将会影响到GNP的增长。
（三）金融资源分配不公，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提高。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靠资金特别是货币资金推动。当前值得关注的金融格局：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要求，强调要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要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可实际情况与此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201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首次详尽调查了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现状。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是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如果紧缩银根，就会导致新增贷款等资金向大型或国有企业倾斜，而央行加息的举措和预期调控将会更进一步导致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对于2011年出台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以鼓励银行向小微企业放贷。特别是对小微企业贷款，采取了不少优惠措施。市场人士认为，这些优惠措施更多的是“纸上谈兵”。银行对小微企业亦并非不热情，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也会“看菜吃饭”，问题的关键在于信贷控制。
兴业证券2011年6月5日发布月度民间草根资金调研报告披露，从浙江、福建、上海、河南、云南五地的调研情况来看，5月份民间融资的资金价格较4月中旬变化不大，月息约在3-5分左右，即月利率3%到5%，年利率36%到60%。依资金用途和期限不同，资金价格差异较大。第一种，中小企业生产对资金的需求通常为3-6个月，月息3-5分；第二种，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期限较长，一般超过6个月，价格较高；第三种，过桥贷款和企业贸易短期周转对资金需求期限较短，一般2周左右，资金价格较高，月息6、7分，高的可达到1毛；第四种，贷款期限较长的利息相对较低，一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为月息2-2.5分。
金融时报2012的4月12的文章指出：温州市金融办对558家中小企业进行的调查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和很紧的企业合计占到78%，平均资金缺口为16%，七成多企业均有资金需求，企业资金需求量在1000万元以上的占34.1%，需求在500万元-1000万元的占13.9%，需求在100万元-500万元的占19.7%，需求量在100万元以下的占2.9%。这组数据告诉人们，在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非常旺盛。但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却是：一边是民间资金多，一边是中小企业融资难。
这种状况表明：货币供给的增量减少了，但社会的游资流动性并未减少；银行的贷款限制了，但变通的融资方式增加了；央行对商业性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提高，不仅使得一些银行变通融资渠道，而且增大融资成本。这样产生的影响，使得金融资源的分配更加不公，条件优越的国有企业，可靠权势获得资金，条件欠佳、缺乏权势的弱势群体，只能“忍辱负重”，告贷于人，同时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
（四）还值得关注的是：内需拉动GDP的成效有多大？次贷危机之后，我国更加注重GDP的增长靠内需拉动，但有多大成效，需要考察。据能够获得的信息分析：近年来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较低，甚至为负的状态，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支出近几年来基本处于下行趋势。应当正视，GDP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的。而政府的投资行为主要是财政赤字和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推动的，从而导致通胀的出现。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通货膨胀将可能难遏制。
近两年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这样拉动内需可作用于一时，而难以持久。扩大内需关键是要让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收入和保障作为基础。只有收入增加了、保障更完善了，百姓才可能有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从而拉动有效消费需求。2011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增长态势,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在城乡收入差距中，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低保、救助、医疗救助、其他保障等各种转移和收入福利）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为8.1%，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比为23.8%。全社会总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大概在0.5 左右（2007 年时已经达到0.48—0.49）。不同阶层、社会群体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收入分化带来的重要问题是城乡消费差距继续扩大。201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为4603.759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5310.31元，差距相当明显。有资料表明，中高收入者拉动的主要是奢侈品消费，而这样的消费是有限的。基础性消费还是要靠中低收入者拉动。拉动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的提升取决于三方面，一是收入水平提高，二是保障水平上升，三是价格要适当。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如果医疗、住房等费用太高，中低收入者必然就会压缩其他基础性消费，并在不同消费领域之间进行权衡。
还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有大约60%的城市人口年收入没有达到平均收入水平。有关方面借着“六成城市人未达平均收入水平”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适当调高个税起征点以减轻中等收入者个税负担等等，均有一定功效。而通过社会的自然震荡整理，优化劳资收入格局、均衡城乡发展、磨合城市化速度等等，也是很有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扩大内需。
总之，GDP靠内需拉动成效不是显著的。下表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主要是资本拉动，而且有增长的趋势，靠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变动不大。
以辩证的思维考察通胀与失业
通货膨胀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所以“永恒”主要是因为通胀与就业密切相关：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要增加就业；要增加就业，必须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推动；货币的推动避免不了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价格的波动会带来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凯恩斯学派曾认为二者是正向的相关关系：即，货币供给增加——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但由此会带来通货膨胀。如果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这样的逻辑表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货币供给去推动，这样的推动能够增加需求，减少失业；如果增加货币供给产生通货膨胀，实行通货紧缩，则减少需求，导致经济停滞，失业增加。这样的逻辑关系着重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通货膨胀意味着需求增加，需求增加意味着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地说在美国，则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同时存在的状况，对于这一状况，西方有的经济学家把它概括为“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或者说低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
这样来规范“滞胀”的含义，它表明：“滞”并不等于经济负增长、零增长；“胀”并不等于物价没有波动，一直上扬。把滞和胀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要说明的是它们的关系和相对性。这种关系和相对性要表明的是：经济发展或增长在就业和收入方面，给人们带来影响。由此，我们能够领悟到度量经济“滞胀”问题，实质上是考察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
有人把“滞胀”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与垄断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这自然是在理的，但在我们看来，不外乎两条：需求萎缩，供给减少；实行了错误的财政货币政策。所以，为了走出滞胀，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实行了一系列刺激需求的政策，如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增加就业等。美国经济“滞胀”与走出“滞胀”的经验教训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会不会陷入“滞胀”，关键在于能不能增加供给，扩大需求，而为此又在于能不能实行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
中国会不会发生“滞胀”？学术界和权威部门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已经或将进入“滞胀”。主要理由是“货币超发”,“失业率”和“通胀率”都超过国际警戒线，而且还有放大的趋势；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不会出现“滞胀”，主要理由是GDP还在不断增长，CPI能够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发现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研究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人，而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部门的人。仔细思考，这当中都反映着争论中“屁股指挥脑袋”。
我们认为，如果接受经济学中这个“滞胀”的范畴，承认这一范畴对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仍有价值，则我们就应当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这一争论，以辩证的观点去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仍在增长，通货膨胀已经存在，这些都是事实，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状况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这种复杂的局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基本建设和房地产支撑，讲了多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但仍然较难或成效甚微；二是强调了多年的支持“三农”但局面不容乐观，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土地问题、水利问题、环保问题仍然严峻；三是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少数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怎么缩小收入差距和改善民生的任务繁重；四是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建设和发展的资金需求主要由银行供给，而供给的资金其投放有没有效益，能不能回归，既缺乏事先测定，也缺乏落实责任人。面临着这种局面，不是说中国经济不能持续发展，也不是说通货膨胀不能遏制，而是说在这种局面下，求发展、求遏制要经历艰巨的过程，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要预防和避免经济出现“滞胀”，首先要扩大需求。多少年来强调扩大需求，特别是内需，但成效甚微，什么原因？除了未健全或者说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外，主要是人们对未来或者说一部分人对未来缺乏信心。
据央行2012年3月22日发布的《2012年第1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在当前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下，82.5%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6.9%偏好“储蓄存款”，35.6%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 17.5%倾向于“更多消费”。这种状况的产生，根本性的问题还是绝大部分人的收入过低，缺乏花钱的底气。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创造条件（包括增加就业）增加人们的收入。
第二要优化投入。在前些年中，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对国内的资金投入惊人的增长，但这样的投入相当大的部分没有进入物质产品生产领域，没有形成资本，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而是增大了社会资金流动性，成为市场投机的手段。为什么形成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反思：从2003年到2010年这八年中，M2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8.8%，而GDP的增长在这八年当中，平均是10.9%。从绝对数来看，现在M2超过了70万亿，如果按13.5亿人口来平均，每人是5.18万元。这70多万亿货币的投放，集中在2009年和2010年，其中2009年投放了10万亿，2010年投放了7万亿，这两者加起来17万亿，占70万亿的24%，也就是说，几乎四分之一的货币是在这两年当中集中投放的。原因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国务院提出增加4万亿投放，但实际上财政只投放了一万八千多亿元，而银行的投放大大超过了4万亿的预期。
面对危机大量增加投放，初衷主要是拯救中小企业，让工人不失业，保证社会稳定。但实际上，2008年上半年不少中小企业都跨了，如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当时权威部门大讲流动性过剩，收缩银根，使得不少中小企业破产。进一步说，什么原因使货币大量的集中投放呢？从客观上说，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使人致富，但从主观上说是地方官员为政绩，地方政府大量设置融资平台，企业家抢占资源，利益集团谋私图利。有人说通货膨胀的过程是财富集中和分化的过程，不能不说这当中蕴藏着深刻的道理。
第三要关注就业。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同时又存在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那么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一般居民和老百姓。为了减轻对老百姓的伤害，必须着力关注就业。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大头，但这三者目前的生存状况，又使人担忧。所以，要关注就业，就必须关注这三者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条件让这三者繁荣和发展。
总之，中国要预防和避免经济出现“滞胀”。换句话说，只要注重扩大内需、优化投入和关注就业，就能使经济持续增长和遏制通货膨胀。“滞胀”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好失业与通胀的关系问题。它们的关系需要辩证的认识：（1）失业与通胀存在着替代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难以在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状态下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只能选择较低的失业率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存在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社会需求，因而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说，二者有替代关系是能够成立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失业与通货膨胀能够相互替代，在什么条件下失业与通货膨胀不能相互替代。从政府的行为角度说，如果能以失业去替代通货膨胀，则政府的行为侧重治理通货膨胀；相反，如果能以通胀去替代失业，则政府的行为侧重治理失业。换句话说，在前一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以失业为代价；在后一种情况下，治理失业以通胀为代价，都需要社会成员付出，就是说，都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能付出多少，能承担多大的牺牲，要考察社会成员对失业或对通货膨胀有多大承受力。在承受力允许的条件下，政府可选择先着力治理通胀平抑物价，也可以选择着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权衡利弊取其轻。
在考察社会成员对失业或通胀有多大承受力时，需要在理论上划清界限：是指对公开失业的承受力，还是指对包括隐蔽失业在内的整个社会失业的承受力；是指对公开通货膨胀的承受力，还是指对包括隐蔽通胀在内的总体通胀的承受力。失业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具备了劳动能力、愿意工作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群所处的状态。这样说，是否那些具有了劳动能力、愿意工作，而有工作岗位的人都是非失业者呢？经济学的研究讲求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运用，所以不能简单地肯定有工作岗位的人就是非失业者。有的人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劳动，但不能充分地发挥劳动力的作用，比如中国农村人多地少，有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隐蔽失业状态，或者说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要计算有多少隐蔽失业者是困难的。理论分析的办法是：假定抽走部分劳动力后，不至于使农业生产力下降，则被抽走的这部分劳动力便是农村的隐蔽失业者。隐蔽失业者除农村外，在一些城市也有，但不如农村明显和严重。在考察社会成员对失业有多大承受力时，管理层是把隐蔽失业者排开，仅以公开失业者而论，因为公开失业者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往往是引起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而隐蔽失业者虽然在其岗位上收入不多，但一定时期内不至于直接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治理公开的失业特别重要，不能掉以轻心。（2）在中国，失业和物价上涨问题，都存在特殊性。失业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中国人口多；受教育的程度有限，总的说来劳动力素质较低，跟不上发展经济对就业的要求；加上中国经济欠发展，就业的岗位有限。因此，在较长时期内一定程度的失业总是存在的。物价上涨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企业制度或体制的扭曲，使得一些投资者有投资的冲动，但不承担风险；一些企业不能真正地自主经营，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经济结构失调，由于产权不落实，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又难以矫正；改革开放需要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经济发展不能不受涉外因素影响。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中国的价格水平处在一个趋高的平台，尽管中国的通货膨胀仍然能够用西方经济学的“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等去解释，但如果上述特殊性的存在，则物价上涨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在较长时期都存在，涨了稳住就好了，难以回落回去。既然如此，在中国的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仅会共处，而且呈正相关，即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正相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交错性。当潜在转变为现实，隐蔽呈现为透明，交错集结为并发时，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就要面对现实，并要做出最优的选择。对此，在中国学术界曾经提出“两害相权取其轻”论和“就业优先”论。在这里，我们不对这些理论做进一步评析，仅以此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始终是政府当局要特别关注调控的问题。
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9期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019/c40531-19323309.html
推荐理由：个人认为不会，减慢速度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