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后来者了

liushijun

今日读到一篇报道：想不到国家发展这么多年，官员素质如此差，是谁提拔他们？·大众网济南9月26日讯 “我当流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道上的事你懂不懂？！”……很难想象这些“雷人”的话出自某一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一位负责人的口中。以前 也有 雷语，收集一起。将来 备用 吧 ：广东一人大代表：“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史上最牛局长：“局长电话普通百姓不能打”·陕西定边林业局长称“老百姓吃饱撑的”·贵州一官员问记者：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吉林一局长称领导应骑马坐轿 百姓要公平是臭不要脸·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雷语：不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说话 ，真是一门艺术啊 。自己将来 也要注意一下 ，反思一下 。

henry2000888

【肃清文革遗毒，常识普及贴之三】：谎言之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分配工作、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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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之所以现在有大量的对文革的误解误读，有大量的对文革的怀念乃至美化，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学界对此也做了多种解读和分析，我不是学者，以我个人的观感，有如下主要原因共同造成：

    1、虽然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有着清晰的定性，但出于种种原因，文革并没有被全面深入的研究，文革的历史被我们选择性遗忘，造成文革的因素更没有被彻底清算，文革罪行并没有被彻底追索，文革的罪人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审判，因此，导致文革的思想、观念，在今天仍能够堂而皇之的游走社会，蛊惑人心，甚至可以不伪装不变种而直接以呼唤文革、赞扬文革的方式出现（比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而即便已经开始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一以贯之的主流意识形态，更远远没有达到德国战后对纳粹的反思的程度。

     2、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为种种原因产生了新的、大量的问题。虽然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仍是不能彻底反思清算文革，但这些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要靠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靠重回文革来解决。

    3、由于我们对文革反思不够彻底，导致我们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指学校教育）对学生没有进行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文革教育，导致80后、90后对文革知之不详，没有感同身受，并不能对文革思想、观念产生天然的免疫力，遇有风吹草动，在自身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就轻信了文革时没有这些问题的说辞，进而产生了对文革的错误认识。

    4、人不容易承认错误。人往往会为自己曾经的错误找理由找借口，人也往往为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情合理的美丽外衣，人更容易在多年之后对自己曾经的错误进行选择性遗忘。尤其是知青一代，他们付出了青春和自己的生命，他们付出了理想和自己的一生，换来的仅仅是被当权者的愚弄和利用，仅仅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在他们晚年到来的时候，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尤其是影响自身生活、权益的新问题，如下岗、住房、医疗、教育、腐败等等，面对他们的子女，80后、90后们，他们中有的人直面自己人生中本该最为瑰丽但事实是最为黑暗的青春年华，但也有人选择沉默不语，更有人开始自我修饰，用大量有意无意的谎言为自己为子女编织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

    而本论坛的岁数大些的网友，不论说话方式如何，但因为对那个年代多少都有些切身感受，就像是打了疫苗一样，对文革抱有足够的反感和警惕，老头我的态度就是，大是大非，绝对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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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住房问题

之所以第一个说这个，无他，只是相信这是对80后、90后困扰最多的问题之一。

最普遍的说法是，如果是文革，可以福利分房，我们就不用成为房奴了。


    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所谓的福利分房，貌似是大家不用再为房子操心，但事实是，福利分房，导致的结果是，在文革，你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福利分房。因为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存在，无论新房旧房，你都只能依靠所谓的“国家”分房了，也就是说，福利分房制度，首先剥夺了你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居住条件的可能，即便有钱（文革时大家有钱？）也绝无可能解决住房问题。换句话说，解决住房问题是文革以及文革后很长时间人民群众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而不像80后、90后的孩子们想象的那样福利，更不像“福利分房”这几个字这么光鲜，解决住房问题无路可循，无房结婚成为常态，三世同堂四世同屋成为常态。

    其次，所谓福利分房，并非国民都有分房的权利。你们要知道，在文革，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是有阶级成分划分的，福利分房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而不是全体国民的权力。这点请网友们注意，不要从今天的生活想象文革——就算你用今天的生活去想文革，你也要想你是农民工，你的子女在城市是无法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只能跟你分开变成留守儿童——在文革，你的身份有可能是地富反坏右，你的身份有可能是狗崽子，你很有可能没有到厂长、车间主任那要房子的权利，因为，你或者连工厂都进不去，或者在工厂里你连跟厂长、车间主任提要求的权力都没有。因此，福利分房不是福利分房，而是等级分房。而按照等级划分人群，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别说这不是文革思想啊，文革思想本来就包含大量的封建思想）。

    再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你也不大可能顺利分到房子。原因之一是，国家大量资源被用来进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展和农村水利（效率问题有机会再议吧），在前三十年根本就没有以城市建设为目标的投入，根本就没有以民生为目标的建设，具体到住房问题，“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三十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建国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 卜凡中 著 ] ）也就是说，最通常普遍的情况是，福利分房，实际上是无房可分。

    还有，即便你的身份是工人，是贫农，什么人才能分到房子。还是这话，等级制度。你如果是某个重点项目的工人，分到房的几率会大一些，但如果你不是，你是街道工厂的，你是小厂子的，恭喜你，你这辈子分房无望。就算你在重点项目中，分房制度也决定了按层级来分，而不是按人分。换句话说，这不是福利分房，而是“奖励分房”。“分配的条件是职工住房的困难状况、工作表现、贡献大小；方法是个人申请，群众讨论，领导批准。通过先后五年的分配，……劳动模范则由市里直接分配……更多地是从“保钢”的观念出发，要求生产、技术、管理、政工骨干，从市区迁入与厂邻近的新居……"(上海钢铁工业志第二十三篇生活福利 第二章职工住房 第二节　分房)从中可以看出，这不是福利分房，不是按照你有需求分房，而是某种“奖励住房”。奖励的是什么？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来分。即便你是工人出身也是如此。这会强调工人阶级了，工人分到房的几率就大点，那会说国防重要了，军工企业能建房的几率就大点。

     接着，你可以幻想，如果你在文革，你就是那个幸运儿，你首先是出身好，不是黑五类，其次是又幸运地出生在城市，然后又幸运地进入了国家重点项目的钢厂，然后还幸运的成为了这个厂的生产骨干——这跟彩票中500万的几率哪个大？况且，彩票人人可买，出身命里注定——你的确可以分到房子，但是，更多更常见的情况出现了，你需要让群众在讨论中同意给你房子而不是给另一个群众，要知道所有的群众都惦着房子呢，你要结婚没房，你的一个同事一间房还住着8口呢，大家都惦着分房呢，这个群众讨论，瞬间就变成群众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棋局；就算你过了群众这一关，领导凭什么在100个、1000个申请的10套房子里给你一套呢？我并不否认很多握有住房分配权的领导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公理在文革就不管用么？有多少人为了住房以各种方式取悦领导？在文革，确实可能不是送钱行贿，但其他方式不是行贿吗？你敢保证你就能在众多的住房申请者中间脱颖而出？福利分房，变成群众间的互相斗争，变成领导的权力寻租。
    最后，告诉大家，所谓文革的福利分房根本就是个谎言，没有福利分房，只有等级分房，只有奖励分房，只有特权分房，只有腐败分房。

     此外，再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分房”，就是明抢豪夺。“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续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冲击没收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市区公房被抢(压缩、挤占)79万平方米(均为使用面积)。”（上海房地产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房风），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财产，剥夺他人居住权，各位网友，别以为如果在文革你就是抢别人房子的，在别人的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你的财产同样得不到有效保护，你同样可以被抢。

     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老头我在2003、2004年左右，与“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就比较旗帜鲜明地对房地产市场今后的暴涨做出了被后来发生的情况所证实的预测和判断。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市场，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住房问题，改善了中国人的住房条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今天表示，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98年的18.7平方米提高到2010年的31.6平方米。”（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25日讯）

     当然，无可否认，现在的房地产政策确实有很大问题，但我以为这不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房地产政策的问题，简单说，国家应该提供公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等，这个问题同样在2004、2004年左右和“第一次上论坛”等网友提出过，今年国务院相关政策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让所有国民都有住公租房的权利和可能，在此基础上，房地产市场要尊重市场规律。——本帖并非讨论现今房地产政策，有关讨论请另外开贴，本帖不回复相关问题。

henry2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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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公费医疗
最常见的问题是，文革时看病是公费医疗，现在不是，现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

    关于公费医疗问题，恐怕是最需要跟80后、90后细细道来的问题，因为，相对于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公费医疗是最能蛊惑人心的一个命题。

    为什么说公费医疗最能蛊惑人心？在当今社会的医疗现状，确实存在看病难，买药贵，得了大病基本上等于倾家荡产的问题。老头我对此同样报以严厉的批评态度。自90年代的医疗改革，我个人认为是不成功的。医疗，尤其是作为普遍的公共服务的医疗，是一个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切推向市场有违政府基本伦理。

    但是，以此说，就证明了公费医疗——特别是文革的公费医疗就更好，逻辑不通论据不足。我先列一个比较典型的吹捧公费医疗——或者说是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体制的观点：
   在中国的６０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发出著名的“６.２６指示”，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更使合作化医疗成为当时农村最红火的人民医疗单位。
    在农村，实行了以卫生院为中心，包括正式医生为带头，赤脚医生为辅助，小病在农民的家庭炕头上就医治了。重的转往上级卫生医院。当时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赤脚医生边劳动，边看病。全面立体的卫生网络在全国农村覆盖。

   70年代初，我们的合作化医疗达到鼎盛时期。覆盖当时几乎所有农村，使得中国当时医疗覆盖达到中国85%以上。 而我们只用了相当世界1%的费用，在严重缺乏医生的时候，使得中国这个占有世界1/5的国家人口，人人有医疗保障，当时被世界联合国认为是奇迹

    当时医疗的覆盖，让所有的疫情病都是国家出钱，当时城市的医疗也都是国家办的。毛泽东的主张医院上人民的，是公益性事业。所以，当时中国所有的医院都冠以“人民医院”之说。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名。
]    当时中国的医院，都是国家办的全民公益事业单位，医生是替政府为老百姓服务的。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医生提写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中国虽然穷困，但是没有躺在街道没有人救助的。 人民尊敬医生为“人民的白医天使”。.
   中国的这些医疗单位，包括“合作化医疗”，在 １９７８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合作医疗”列入；１９７９年，国家有关部委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 １９８０年，全国农村约有９０％的行政村（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根支柱之一。"
    我们真的该赞扬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务实精神和魄力，果敢和务实的精神。中国农村卫生改革的突出成绩：
抑制了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流行；2死亡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3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高，在同类别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4 医疗费用比较低。5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８５％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中国医疗在80年代中末期开始随着改革滑坡，随着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几乎解体！！！ 使得改革的城市不满意，农村也不满意。医生也不满意，百姓不满意的效果

    我国200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5084.2亿元，占GDP的5.3%，但是这笔开支的63％是由患者个人承担的，人均403元。然而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我国仅排在第144位，远比人均GDP不如我国的埃及（63）、印尼（92）、伊拉克（103）、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苏丹（134）等国还低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该组织得出的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是，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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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前所述，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普遍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这甚至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古今中外，包括封建王朝在内的政府都知道动用国家资源防止疫情，在疫情到来时政府出手免费提供医疗和药品。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下古今中外的政府在医疗问题上的做法，大量事例在此不再赘述。
    2、迟至60年代末，才提出为农村提供普遍医疗服务，也就是说，建国20年，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
    3、农村合作化医疗，成为了70年代政府为农村提供的普遍医疗服务——这是成绩，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是政府本来该干的事，而不是某老人家给中国人民的恩赐，更何况这恩赐远远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
    4、所谓联合国认为是奇迹，我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姑且认为是真的——即便是真的，联合国认为是奇迹的，也不是我们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这真的没什么可夸耀的，而是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

    5、用了极少的钱实现了普遍医疗服务，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普遍医疗服务好？质量高？只能说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投入少、水平低下。

    6、农村合作化医疗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赤脚医生”这个词汇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什么是赤脚医生，实质上就是在当地，也就是村里，找一个相对有点文化（在没有实行普遍基础教育的年代，基本上认字就算有文化，小学毕业已经是知识分子高学历了）的人，进行医疗知识短训，就能给人看病的“医生”。诚然，有这个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好，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我们的农村合作化医疗的水平到底如何，这同样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是在没有医疗资源的前提下的急就章，注定是临时性的补救措施，但我们却把这个当做成功经验和光辉业绩。
  7、实际上虽说是提供了农村合作化医疗，但在极低的资金投入和极低的医疗水平下，农民得了病，仍然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服务。相关事例汗牛充栋，谁要是能告诉你在当年，农民得了病就能看，得了大病就能治，还不用花钱，你替我啐他。——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在文革我们卫生现实到底如何，大家可以推想在那个年代中国广大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真实图景：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斯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1967.12.10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一个连肥皂和牙膏都不能提供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的“公费医疗”今天的80后、90后谁敢享用？

    8、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是硬指标，纵向比，我们确实在飞速进步，但是必须看到，这几个硬指标在同时期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飞速进步。人类发展不是匀速的，1945年之后展开的当代史中，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的飞速进步，是全人类的共通特征。这绝不仅仅是普遍医疗服务的结果。有普遍医疗服务的原因，但绝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把人口寿命、婴儿死亡率全部当做普遍医疗服务的成果，逻辑不通。

    9、农村的合作化医疗是如此，那城市呢？现在进入所谓公费医疗的分析。首先，所谓公费医疗，并非全民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同样有等级之分，也就是说，所谓的公费医疗并非像80后、90后所想象的那样，所有国民，哪怕是所有城市人口，都能够得到公费医疗，所谓的公费医疗，特指“干部”身份的医疗制度，也就是说，公费医疗并非政府提供的基础医疗服务，而是特权医疗，是特供的。

      10、除了所谓公费医疗外，还有劳保制度，这个劳保制度里面也有医疗保障，但这同样是是等级医疗制度，劳保是特指“工人”身份的医疗制度。等级制度是典型的封建制度，不再赘述，劳保待遇比公费待遇就差很多——所谓工人阶级在文革期间就当家做主，地位高涨的谎言在此问题上一戳即穿——为行文方便，下文提到公费医疗包括了劳保制度。有数据说具备公费医疗资格者仅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七。
    11、公费医疗既然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就必然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一家人有一个人是公费医疗，于是全家人就都用这一个人的名字看病吃药。这是医疗特权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其衍生的后果是，全民弄虚作假，全民说瞎话。

    12、公费医疗是不是就能够实现80后、90后假想的在文革的公费医疗制度下，人们就能看病不花钱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制度性安排——声明，我没有仔细研究公费医疗制度，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大约是财政出的，但是，企业的公费医疗的钱不是政府花的，不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企业单位自己花的。也就是说，你能不能享受不花钱看病，完全看企业能不能给你报销。我相信，即便是党政机关的公费医疗，也存在报不了销的实际情况。到了80年代90年代，这种制度的积弊暴露无遗。大家可以问问父母，或者是对90年代还有些记忆的话，看完病报不了销，是常态。
    13、政府没有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没有投入应该投入的资金等资源，导致的是医疗资源匮乏，看病难并非今天的专利，在文革期间，看病难以另外一种形态展现出来，没有好医院，没有好医生，没有高质量的诊断和高质量的治疗，没有满足需求的药品和治疗手段。70年代末，“以往医疗卫生体制的弊端可以说已经尽显。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短缺，当时“看病难、住院雅、手术难”已经成为大问题。各个医院都是“病满为患”，在城市的大医院里，一般人不托关系“走后门”，要想看上病看好病基本不可能；二是医院的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医院办社会”，负担沉重，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回放20年失败的中国医改路程》2005年第10期《中国改革》），这个方面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大家可以问家长。还是举个边缘例子来供大家推演那个年代公费医疗的真实图景：在那个年代，病假条都是稀缺产品，开病假条是需要走后门的。

    最后，重申一下我的观点，提供普遍医疗服务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公费医疗不是普遍医疗服务，更实现不了人们所设想政府应该达到的服务水平。与此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医疗改革将普遍医疗服务推向市场方向是错误的，这带来的大量的问题。政府的普遍医疗服务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是重新回到文革，重新回到特权医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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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工作机会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上述住房、医疗问题一样，有着强大的现实背景。随着生育高峰的来临，就业压力成为常态。尤其是大学扩招以来，众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的现实让大家对传说中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心存向往。
   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所谓的国家正式分配工作一说，同样是镜花雪月，同样是当今的人们或有意或无意地描述出来的文革谎言（揭穿这个谎言相对更容易些，估计能省点力气。）

    1、在一个国家高度垄断经济的社会，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存在就业市场，一切指望国家，也就是说，你想自己找工作都找不了。

    2、所谓的分配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分配工作，更不是人人有工作，而是恰恰相反。与上述住房、医疗的问题一样，事实上，国家分配工作，是特权分配工作，是等级分配工作。如果你出身不好，你在就学、就业、就医等方面就要低人一等。再次强调一遍，等级制度就是封建。此外，封建的还有世袭制，工作岗位的世袭制——现今人们对现在揭发出来的官二代也能当官报以极大愤怒，但殊不知，在改革开放前，连普通工人的工作都可能是世袭的，“顶替”、“接班”等词汇就是说这个事的。
    3、就算你进入了国家可以分配工作的等级，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你。
    4、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学界有着怎样的认识分歧，但对于这个运动一部分的实质是解决城市就业人口压力并无争论。一个国家负责分配工作的社会，一个国家不允许自己找工作的社会，国家在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时候，把几千万就业人口发配到农村成为农民，用成语形容，叫做令人发指。

   5、以上山下乡运动拖延解决的就业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爆发。

    6、解决就业问题的，是以民营经济为绝对主力的小微企业，在今天，已经占到90%的就业人口。事实证明，计划经济解决不了工作岗位的分配，市场经济能够解决。

    7、改革开放后羞羞答答开始承认中国也存在“失业”，让人们误以为只有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出现失业，才有就业问题。
    8、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女性就业问题。文革期间，女性就业确实实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与男性的平等。但是，这是在绝对平均主义映射下的就业平等，是罔顾女性生理特点和男女性别差异以及男女性别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基础上带来的就业平等。这种平等并非真正的妇女解放，而是给妇女解放和妇女权益保护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妇女的工资要比同级别男性低，妇女在经期、孕产期、哺乳期得不到相应的照顾等等问题大量出现。

henry2000888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16日版，作者：杨时旸，原题：《寻找革命之下的血与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9/8529016_0.shtml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金大陆在文革最癫狂的时期是以旁观者的身分度过的。一方面那时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类”的子女，这让他没有资格更深地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当时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非常信奉的。”他认真地对记者说，“到了后来我的思想就全反过来了。”

那是林彪案公开之后，金大陆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冷风嗖嗖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的门口听到了林彪案发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浑身哆嗦着走回家。”他这样回忆。从那之后，他对高层政治产生了严重的恐慌，对文革开始质疑。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发生时，金大陆虽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挂念着北京的情景。“那个时候，文革还没完全结束，我就决心要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金大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时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金大陆，写出了这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这套67万字的书分为上下两册，详细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有对市民的衣食住行、粮油蔬菜供应以及猪肉是否凭票购买的记录；也有一片革命化纯洁化呼声下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金大陆挥挥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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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方向陆续出版两部后续作品。涉及文革期间的住房问题：房屋如何被强占和置换，文革中被扭曲的两性关系，文革中的自杀数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一听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陆一边比划一边唱了一句，“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那样的，人们还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动的生活暗流还在继续。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东西写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先说衣食住行，你很细致地列出了粮油、蔬菜、猪肉、水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内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文革中粮食蔬菜生产基本是丰收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反应吗？

金大陆：要写生活就必须要有衣食住行，虽然经济史的一些数字比较枯燥，但是很有用。当时的粮食蔬菜基本丰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而是说，恰巧十年间除个别地区外，都风调雨顺，没有极端天气，这恰巧保证了文革能一直进行。第二，武斗乱了两三年，实际上广大农民还是要生产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说，要把生产搞好才体现我们是革命的。所以，应该说，文革十年总体供应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资、低消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维系的温饱水平。

我写了这些以后，有些人确实批评我，说我是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我对文革的描述太温馨了。其实绝不是那样，我只是从史料出发，不想掺杂那么多意识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买猪肉是不凭票的？这和大多数人的记忆完全相反。

金大陆：和我的记忆也相反，我也很吃惊。但是事实，史实的偏差需要纠正。在文革期间的上海，猪肉是不凭票的，有时还打折出售。这和全国保上海有关，也和毛泽东说“粮多、猪多、肥多”鼓励养猪有关。在文革之前发过肉票，文革后也发过。应该说，猪肉供应充分，是那个时期国家管理和计划经济极端强力运作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探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大串联的时候对比了两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军械性武斗的城市，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陆：上海开埠最早，工商业比较发达，还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较精明、理性，上海讲“动口不动手”，动手就没理了。这是潜意识里的，文革时期也没有被冲破。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北京整个城市都被革命热情燃烧了，上海还是有年轻男女手挽手在苏州河畔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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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军械性武斗的问题，指的是使用枪炮。除了刚才说的上海人文化历史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在文革一开始，上海警备区有一个命令，所有的单位民兵的枪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缴；再有一点，上海在文革期间也有派别冲突，但是上海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统天下，他们主宰着局面，没有势均力敌的两派，相对来说稳定。虽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长矛，而不是动枪动炮。

而北京不一样，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当天，北京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个人，其中三个人还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这反映两个城市的区别。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之后对于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也很看不惯，也经常进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统计，上海文革十年间的结婚率仍然是一条正常曲线？

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就看不惯上海小青年谈恋爱那种资产阶级的香风邪气。晚上开车到黄浦江边、到和平电影院等晚场电影散场，抓到那些拉着手的小青年就打。虽然这样，十年文革期间，上海的结婚率统计大致还是一条正常的曲线，这说明在文革严酷的环境中，人们还是努力营造生活，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离婚率又是一组非常残酷的数字，十年间上海只有6489对离婚，平均每天不到两对。这绝不是说文革期间有冰清玉洁的革命情感，而是当时宣传离婚意味着生活腐朽，人们也担心离婚连累儿女。而那些离婚的很多都是因为社会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革命的状况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压抑，这些压力会寻找出口，革命的口号对这些也是震慑不住的吧？

金大陆：文革中很多人往纯洁方面去靠拢。反过来，压强多大，反弹也就多大。这个反弹是非常扭曲的反弹。1966年，红卫兵动不动就剪掉一些人的头发、衣服，当时都认为是纯洁、赤诚的行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飞就上街了。各种服装、发型都出来了。还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泛滥了。这个是一种反弹，对性压抑的强烈的放大。这种人也被打击的，但是会顽强地表现。1974到1976年团市委在上海太阳下山后在外滩、人民广场、淮海路都设点观测的，看裙子长短、穿泡泡纱的有多少。

虽然当时没有公开的卖淫场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员，发生性买卖关系的也不少。电影院门口有一阵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内裤，就是因为有地下卖淫。到后来压抑到极点就总爆发了。有两个标志事件是：1972年的国庆节期间1号和3号发生的事，一个在外滩，一个新华电影院门口。流氓围着漂亮女孩子嬉笑、调戏，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剥光，几百人围观。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枪毙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这样的事年年发生。

研究文革，应该从史料出发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因为他们觉得文革期间没有腐败，贪官都被批斗没有人敢贪污。但是你的统计却表明文革中处处仍有腐败。

金大陆：当时想拥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胆忠心的，他们交换或拿钱去买。他们怎么知道会有那么多倒卖、地下生产像章的。有的人赚钱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来了，有的是坐飞机倒卖。有人做铝锭、有人做冲床、有抛光的、有买卖的，这是个地下生产链。当时集邮票集糖纸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当时的像章有多少就卖多少，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寻。

上海还有地下报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单位的方便，印地下报纸。永安公司到美术馆，500米路，每天街道两旁都是叫卖声。各种报纸2分一张或3分一张。有人就去买十张报纸，回家剪贴，拼成四版变成新的一张报纸。上海的印刷管理很严，他们就买了白报纸，到江苏宜兴和无锡的乡镇印刷点，印几千上万份。杭州、南京的当时就批发，再到上海来，2分3分再卖掉，雇佣一百多个小学生做报童。这样弄一份报纸可以赚三四百块钱。

那些在菜市场工作的人也利用职权贪污，虹口区中山北路菜场揭发的一个贪污盗窃集团，贪污达到好几万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渐开始明朗，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如何确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陆：中国现在搞经济建设。我觉得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都逐步解决了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它的历史问题，该承担的会承担、该解释的会解释，孙辈为爷爷背这么大的历史包袱没有必要。现在文革研究出现种种倾向，有文革浩劫论、文革灾难论……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等等。种种论述是要往两个极端拉。一个是“集体犯罪说”，还有一个是随着现实的变化，有人对文革有很多怀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岗的工人，他们认为现在贪污腐败的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来斗死了，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论界呢，也有人认为文革是人类反腐一个很终极的探讨。

我一直非常强调的是史料为本，学术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别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学者，做这个事情，就应该从史料出发。

henry2000888

贫富差距始于改革开放？关于建国后干部收入问答

2010年04月08日 11:15 南方周末
文章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 作者：杨奎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4/08/514732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问：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问：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问：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倍。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问：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问：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问：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

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问：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问：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

问：最近日本NHK电视台推出24集《激流中国》的纪录片，第一集就通过对比少数城市富人奢华的生活和众多农民工的贫穷艰辛，反映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按照您的说法，这样的视角显然缺乏历史感。毕竟，当年被户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农民今天可以到城里来打工了，很多农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状况。

杨奎松：没有人能够否认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确实存在着严重不公。但是，第一，这种拉大是在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总体生活水平上升的基础上的拉大，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也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状况正在改善。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于农民是否还很贫穷——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正确的政策导向才能逐渐改变——而在于中国相当多数的富豪或富翁致富的手段太过权力化，而他们过多占据的社会资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于回报社会。

据2006年相关统计数字，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还不到1／20；20％较高收入阶层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1／2。严格说来，目前党政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了(最新的工资改革之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加起来，最低一级办事员与最高一级国家主席相差不过12.4倍，已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像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等部门官员的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部门公务人员收入的两到三倍。其监管的对象，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电力公司等，管理人员的收入水平又比这些监管部门的同级人员高出3－10倍，年收入均达数十万元。

另外像那些国家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职工收入都非常高。仅中国移动，2004年11.2万员工就花掉了136.7亿元的人工成本，人均12.36万元。国网公司处级干部年薪30万－40万元，司局级50万－60万元。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员，除了工资津贴的收入外，还享受着各种额外的补助，如奖金、房贴以及巨额保险等等。在这些部门中收入分配是严格按照等级发放的，比如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年薪达到34.49万元，据报载，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年薪130万，中国银行董事会秘书年薪561.88万，一般电力公司老总年薪均在百万以上，他们还照样享受公车等各项按级别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相比较而言，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2.1万元，电力部门下辖的农村水力电工年薪仅6000元且没有养老保险，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扩大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垄断部门及垄断企业的官员们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了多少社会财富！影响所及，凡有权力者家人亲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楼台”，大捞其好处，贪腐问题怎么会不愈演愈烈？

问：还是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杨奎松：很多人误以为今天贫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盛行也好，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在他们看来，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种种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下来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在分配或福利问题上着手，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发生严重问题，仅仅是因为那个时候多半搞的是计划经济，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生存的空间，很难形成权钱交易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建国初为什么要搞“三反”运动？“文革”期间为什么盛行“走后门”？还不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权利交易的问题？还是那句话，社会要想健康和谐，必须先解决权利平等问题。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会存在种种弊端，也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分配公平，更不要说什么分配平均了。

丝绸之路

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泉水叮咚

学习了，谢谢谢系诶而写

stanleysan

建议学习佛学。。。。可接楼主烦恼。

aazz1122

得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