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舞于松柏之下

henry2000888

两千年前的中国文人观察到的一个自然现象：

战国作家宋玉之<风赋>,文中写道:
王曰：“夫风，安生始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原意是指大风是从小风发展而来,后来多指大影响、大思潮从微细不易察觉之处源发。

最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美国的研究学者总结出了一个模型，发展出一个非线性的学科：混沌学。这个故事就是今天一个流行词叫做：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一个气象学家提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正确，一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在以后的演讲和论文中他用了更加有诗意的蝴蝶。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而微弱的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它称之为混沌学。 　　
这句话的来源，是这位气象学家制作了一个电脑程序，这个可以模拟气候的变化，并用图像来表示。最后他发现，图像是混沌的，而且十分像一只张开双翅的蝴蝶，因而他形象地将这一图形以“蝴蝶扇动翅膀”的方式进行阐释，于是便有了上述的说法。

“蝴蝶效应”的概念，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为了预报天气，他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意图是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来提高长期天气预报的准确性。
洛伦兹曲线 - 知识
它的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的一次试验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为了更细致地考察结果，在一次科学计算时，洛伦兹对初始输入数据的小数点后第四位进行了四舍五入。他把一个中间解0.506取出，提高精度到0.506127再送回。而当他喝了杯咖啡以后，回来再看时大吃一惊：本来很小的差异，前后计算结果却偏离了十万八千里!前后结果的两条曲线相似性完全消失了。再次验算发现计算机并没有毛病，洛伦兹发现，由于误差会以指数形式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微小的误差随着不断推移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后来，洛伦兹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在大气运动过程中，即使各种误差和不确定性很小，也有可能在过程中将结果积累起来，经过逐级放大，形成巨大的大气运动。 　　
于是，洛伦兹认定，他发现了新的现象：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他于是认定这为：“对初始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即：“混沌”，又称“蝴蝶效应”。从此以后，所谓“蝴蝶效应”之说就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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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头看看，这几天的变化，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出一些变化的端倪，其实很多人很早就已经看出变化来了！

网友说的很好的一段：

蒙住看世界的眼，仇恨的教育才能有土壤，而有仇恨主导的社会意识，则对内再残忍的专政也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必要和正当的。爱国——保钓——抗日—— 抓汉奸——打砸抢烧，从这一简单的发展，人们难道还看不出这些暴行的目的吗？他们就是要扩散恐怖，通过恐怖的传播显示威力，以便表达对几十年来所谓改革开放路线的抗议。

作家天佑--：@孔庆东 为北航韩德强狡辩的理由令人作呕，所为是汉奸就人人得而诛之。一言不合就把对方定义为汉奸，这是一种红卫兵式的暴力。况且这里面还有个伦理问题，如果孔庆东的父亲与他的政见相左，孔庆东是不是也会大义灭亲伸手就打，甚至踹折他三根肋骨？汉奸是出卖祖国的人，那个老人有权利出卖吗？

韩德强的强盗逻辑：打人有理 （一抹残阳 ,2012-09-20 10:16:03 发布于：博客中国）--从韩德强的回应中不难发现：他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他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认同的“绝对真理”，其他不同意见都是“汉奸言论”，必须以暴烈手段惩治，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强盗逻辑！所以他对交流讨论说道理根本没兴趣，寻求以暴力的方式强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挥拳打了80多岁老人两个耳光，还自以为“立场正确”、“打人有理”，哪里还有一点学者胸襟，知识分子风范？这正是文革余孽的做派。他的行为，愧为人师，突破了社会伦理底线，触犯了刑律，应该按法律惩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有关规定：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henry2000888

风青杨

文革和纳粹的影响

http://blog.huanqiu.com/520381/2012-06-28/2547815/

回首过去的一百年，总结人类历史上在二十世纪里最大的两场浩劫，德国的纳粹主义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它们造成的惊人的破坏或让人震惊的屠杀，恐怕是今天我们没有和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无法想像的。正如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但仔细分析比较，不难发现文革风暴与纳粹风暴在兴起时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文革有打砸抄家，纳粹有“水晶之夜”；文革破四旧，烧旧书；纳粹也发起烧书运动，而且两者都有“不破不立”、“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文革多数人迫害少数人——“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纳粹也是多数人迫害少数人——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文革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纳粹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文革与纳粹发动的相似背景



纳粹意译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二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在时间上应与中国的文革挨不上边，但是，通过它们的兴起、没落和死灰复燃，不难发现其中也有共同之处。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和二战德国极其相似的环境。德国由于一战的战败，经济下滑。而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3年灾害后，再加上前苏联断绝了对中国援助的基础上，使当时中国的国内环境雪上加霜。且二战前的德国与文革前的中国一样，在国际社会中非常孤立，都受到了制裁，并且没有什么“朋友”。而他们的“敌人”，一个是种族主义下的犹太人，一个是无产主义下的走资派，看似不是很相似，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希特勒和毛都做到了一点，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德国的这个一小撮，是实力上的最底层：而在中国的这一小撮，指的则是人数上的少数。



其次，“文革”之所以能发动，就是因为神权政治的形成，因为毛可以凭借其“神化”的地位直接号令到全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而他的任何言辞都被“神化”成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圣旨”。这与当时的德国是何等相似？纳粹时的德国，希特勒在全国的威望如日中天。每个星期都有几千封来自国内各地的效忠希特勒的信件，堆满他的办公室，写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议将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个广场、钟楼的名字，改为他的那个将永远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啸般的欢呼，亦有很多普通人为第一次见到他而热泪盈眶。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载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而这一幕在文革中，何其相似！



人们不得不承认，发动文革和纳粹的两名政治领袖，都在国内享有极高的群众崇拜，这种热情是我到现在也无法想象的。举一个例子，当时，希特勒在一次公众演讲后，与一名农妇握手之后，那名农妇一周不洗手，来表示对元首的崇拜。无独有偶，在文革的时候，大部分与毛握过手的人，也是几天不洗手（最长时间不洗手的有一年），以领会马列的精神。



发动文革和纳粹的理由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经过这种煽动，一代年轻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大造反。这个时候，大家造老师的反，造校长的反，到社会上造所有人的反，甚至回家造亲生父母的反。进入武斗阶段，则是红卫兵造红卫兵的反；子弹瞄准自己昔日的同学、朋友、乡邻，扣动一下扳机就可以让他们血肉横飞，真是无比的过瘾、爽快！于是，人性丧失了，天良泯灭了。有的人是寻找仇人杀掉他，有的人则是随便杀人、即兴杀人、杀无怨无仇的陌生人。



当年的红卫兵们对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更高的道德或政治原则，关乎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而纳粹军官对于自己在二战时候所犯的罪行有一个经典的借口：“我是军人，一切都是上面的命令。”这话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可以用这个借口把所有责任推到上面去。然后，我们发现最后只有一个大魔头——希特勒，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只是那个魔头一个人造成了这样的灾难。



世界上最伟大的犯罪理由莫过于：生存是最重要的，而什么样的生存欲望都不能被简单的道德指责所压制。所以，很多人回忆那段不堪回首岁月的时候，都为自己辩解道：如果不做那些事，他们自己的人身自由、生命以及财产将无法得到保全。我们反思中的文革，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运动，是一个人造成了民族的浩劫。所以，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责任又一次到了一个人的头上，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无辜的生活着，忘了当年挥舞的皮带与拳头。仿佛那些都是一个人挥舞的，完全不顾这个人不是千手观音这个事实。

文革与纳粹的不同之处                                                



每当说到“文革”反思，总会想起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1972年访问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向犹太死难者纪念碑下跪的事。反观中国，面对“文革”这样的民族浩劫，却出现了一种逃避责任的普遍态度。于是，似乎所有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甚至政府本身也是受害者。这样，在中国便只能要求个人忏悔，而不能要求政府对以国家为犯罪主体实施的历史罪错认真忏悔，其实这才是中国的最大悲哀。



德国二战后，硝烟散尽，同盟军联手新德国政府发起铲除纳粹运动，意在防患于未然，以阻止新纳粹借尸还魂。因此，在纳粹政权垮台后的几十年内，并无形成气候的新纳粹分子出现。可以说，这种防范是成功的。但在中国，文革的遗毒从来没有从思想方法上彻底地清算。甚至如今中国“文革”的新纳粹们，他们仍然在美化发动文革的动机，淡化和掩盖文革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神化文革的历史作用。



“文化大革命”祸及的地域范围与人口数字绝对不会低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而且，它对中华民族的人性扭曲，造成的道德沦丧更是无法衡量、难以挽回。“文化大革命”过去很久以后，经历者绝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之感，一代造反名人蒯大富、聂元梓等人至今不肯言及“文革”话题。但是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没有实际亲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居然十分向往“文化大革命”。比如孔庆东，“文化大革命”启动时他才两岁，大武斗时他才三岁，他居然疯狂的推崇“文革”，疯狂地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直都在欺骗性地向社会宣传“文革”，向青少年灌输“文革”意识，巴不得中国立即回到46年前的腥风血雨之中！



德国的法律严厉禁止纳粹的活动，否则，则以煽动种族仇视罪起诉。而中国对于“文革”新纳粹的活动，却无任何法律予以限制，任凭他们在有关场合，包括互联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拥戴“文革”的狂潮。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非常重视。像勃兰登堡门旁边，黄金地段居然拿出大片土地修了犹太人纪念碑。现在有人说“赞颂文革”也是言论自由，这不仅让人产生困惑，比如在德国，你不能赞颂纳粹，这是不属于言论自由那一部分的。（文/风青杨）

henry2000888

风青杨：教中国式愤青该怎样爱国！

http://blog.huanqiu.com/520381/2012-08-20/2587170/

香港人的保钓行动成了最近最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日本二战投降日的敏感时期，中国的“愤青”们无疑又找到了一次“爱国”的渲泄口，于是网络上骂日本的此起彼伏。今天打开手机，第一条短信是：请传给20个同胞，支持抵制日货……到处都“抵制日货”的游行，很多人仿佛又找到了“爱国的主旋律……中日摩擦无疑给了愤青们歇斯底里起哄的机会，他们称这种方式为“爱国”。





在很多人眼里，只要他“爱国”了似乎就可以登上道德的制高点了，可以骄傲地俯视一切芸芸众生，就可以不再受道德的约束羁绊。因为“爱国”，就可以去砸麦当劳，去围攻家乐福，去砸属于公民个人财产的日本品牌的小汽车，可以去侮辱和威胁一个无辜的女孩。在平日里这些属于流氓的行径，在爱国的名义下，一切都变得那么理直气壮。




愤青们为何期软怕硬？





中国的“愤青”们，他们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命运吗？他们漫骂与我们相隔几万里的“莎朗斯通”一万句，也不会有任何危险，所以他们才大胆地跳上“民族主义”的桌子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既没有任何风险，至于对祖国的种种不足或恶劣之处，他们是不敢言或不知如何言说，因为祖国有第一流强大的国家机器等着他。所以愤青式爱国是欺软怕硬的，是披着硬盔甲的软骨头。




曾几何时，多少爱国愤青们嚷着：“小日本你们听着，不要在大街上碰到你爷爷，否则一定砍死你们。”但是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日本人是被中国愤青杀死的。愤青们可以在驻华大使馆之前焚烧日本国旗，可以向中国演员身上泼×，可以表演各种“爱国秀……但是他们似乎更愿意意淫日本美女，口淫日本男人。却从来不做出任何有损于个人利益的事情。这难道就是愤青们所谓的爱国？




爱国不妨从身边小事开始


　　


在公交车上，一个妇女被流氓打了，一车的人沉默不语，让一个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逞凶。不要告诉我，这一车的人当中没有愤青；有人站在高高的楼顶，要跳楼以结束绝望的人生。楼下聚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他们甚至在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会说“快跳啊，别浪费我们的感情”。不要告诉我，这些人中没有愤青！今天的中国存在那么多阳光下的罪恶；存在那多的特权和不公正；存在那么多权力腐败……这些真正的卖国害国行径，愤青们注意到了吗？




应该说，抵制是一个公民的权利，示威、游行都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问题是你有抵制权利吗？比如，当你的房子被违法强行拆迁时，你抵制了吗？当你或你的同胞的工钱讨不回时，你抵制了吗？当你在网上说两句重话就可能被跨省追捕时，你抵制了吗？当你想读书读不起、想看病看不起时，你抵制了吗？当你想抵制却不让你抵制时，你抵制了吗？……




所以，愤青们，还是说说您们自己吧！您们今天都为国为民今天干了点什么？公车上让座了么？帮助残疾人过马路了么？看到受苦受难的孩子捐助了么？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与不文明现象斗争了么？在领导面前奴颜婢膝了么？为物质利益抛弃了人尊严了么？失信了么、撒谎了么、作亏心事了么？随地吐痰、排队加塞、大声喧哗了么？上完厕所冲水了么？



  中国式愤青的悲惨命运




愤青群体的产生需要特定的社会土壤：机会不均造就了大批对社会不满的青年，奴化教育体制使愤世嫉俗者普遍染上了不爱思考的毛病，我国从小学到大学、从电视剧到新闻，无限制地神化、抬高“民族、国家的利益”，结果一碰到“民族、国家的利益”的问题，就立即平静不下来，偏激、极端情绪充满世界。所以，愤青做事从来不经过大脑，只要有人的话符合他们那民族沙文主义的简单逻辑，他们就愿意听他的，并对一切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毫无理性的攻击。他们是最容易被控制的一群人。




这样就很容易迷迷糊糊地顺从某个舆论导向，聚集在“爱国标帜”下发泄卑劣情绪，成为阴谋家的政治打手。而愤青一旦成为阴谋家的政治工具后，其自身也逃不掉整体覆亡的命运。因为一旦阴谋家的政治目的达到，愤青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阴谋家“一锅烩”。




文革愤青的命运各位应该不会忘记，国家主席被“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天。这帮愤青在农村受尽磨难，很多女知青还被地方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凌辱强暴，面对绝望的处境痛哭无告，最后还是被他们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施以残酷斗争的邓小平救了他们，让他们整体回城……




到底是爱国贼还是卖国贼？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甚至是一个有着一点点人性的中国人，都对中国愤青的狂热主张感到无比的羞愧！那些动不动就把争取“民主、自由、法治”的文字等同于崇洋媚外；把呼吁政治改革的志士仁人诬为“卖国贼”的愤青们，我要提醒你们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不是帝国主义的专利品，文明进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需要“民主、自由、法治”。凡是阻碍中国“民主、自由、法治”进程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




一个人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只能从他的行动上才能判断出来：愤青骂美国骂得最响亮，可现在给予某个愤青一张“美国绿卡”，恐怕没有几个愤青能够拒绝。你既然认定美国一直“忘我之心不死”，是中国最最凶恶的敌人，干吗还那么热衷于往美国跑呢？（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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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是本文亮点，也特别适合咱们园地一位躲在美国的老朋友！

henry2000888

自杀式爱国自毁长城

童大焕—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

9月15日的中国抗日浪潮出现了不和谐非理性的一页，西安、青岛、长沙等地游行抗议过程中出现仇者快亲者痛的打砸抢烧行为，局面至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文革”难辞其咎，一些主流媒体长时间背离客观全面报道的操守，煽风点火，挑动民意和仇恨，也“功不可没”。它直接导致广场效应下人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准急剧下降。理性表达爱国情绪应当支持，但类似向“敌人泄火”，让自己同胞遭殃的悲剧闹剧，除了徒留笑柄、惟恐天下不乱，岂能对中国的繁荣富强、对国土的完整有一丝一毫的构建作用？经过这一次的惨剧悲剧闹剧，所有的中国人将会发现，钓鱼岛依然故我，而我们自己又一次遍体鳞伤！@广州网警的态度和方式就很好，其在新浪微博上说：“各位网友，发现游行现场有打砸行为的，请大家拿起手中相机拍下这些违法行为，互相监督，积极举报，警方将视情给予奖励！”
真正的爱国，就是把人民保护好，把国家建设好，把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捍卫好！理性、耐心，打持久战。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国家和民族，万水千山也会有八方友好；一个离心离德的国家和民族，同一片屋檐也会咫尺天涯。
有人呼吁抵制日货、打砸日货以示爱国，比如网络上一直有人放言:“6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1半人失业，数千家企业破产；1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彻底瓦解！如果三个月没有1百万人转发此信息，表明中国人真的失败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各转发20人，打赢一场新型抗日战争！”
这其实也是血性淹没理性的一个表现。如果通过经济反制日本，我们同样是杀敌一百自伤一千。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日本名义GDP初步数据落后中国初步核算数14326亿美元。名义上我们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事实上有相当多“外强中干”的成分：货币超发使GDP总量迅速上升，但核心竞争力和过往的财富积累非常有限。1990年中国货币总量1.5万亿，到2012年年底可能逾100万亿。同期美国货币总量只增长1.99倍，而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可以通过其技术雄霸全球。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北汽董事长徐和谊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吐槽”中国技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技术空心化。“拿汽车行业来讲，虽然我们是第一制造大国，在核心技术上，像发动机、自动变速箱、电子这些方面，技术非常非常落后，有些甚至只比0强一点。”我们不能在领土面前妄自菲薄，却也不能在GDP面前妄自尊大。正如万科集团总裁王石所言：如果中国不能认真地研究日本学习日本，对日本没什么损失，对我们却是巨大的损失。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表明，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日本对华进口额为1834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额为1614亿美元，中日贸易额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0.6%。中日经济总量相差极少，切断贸易对彼此的影响旗鼓相当。中国还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截至2011年底持有额达史上最高的18万亿日元。我们是债权人，日本是债务人，对立起来，我们没有好处。
旅游日本，华人占四成。以统计中的中国游客人均消费16万日元（约合140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两岸三地游客一年12个月给日本旅游业贡献42.7亿元人民币。但这点小钱其实对于一国经济来说，微乎其微。
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投资额却非常巨大。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334.7亿美元，其中，对华投资52.4亿美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15.6%，仅次于英国。日本在华的总投资额，我没有找到数据，但肯定数额巨大。如果他们反制，我们损失巨大。
更要紧的，诚如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所言，中日经济关系是产业链的关系，日本对外出口主要不是汽车、电视机等最终产品，而是关键的零部件，和中国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换句话说，假设我们拒绝它一个价值一万的零部件，可能损失一辆价值十万二十万的汽车！电视人万峰说：千万别让粪青知道秦山核电站2期工程是和三菱重工签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和冷却泵都是日货！
爱国无罪，但要冷静、理性、克制地爱国，要在保护人权、维护法律的前提下爱国，自杀式爱国只能自毁长城，让国家蒙羞，让国民遭殃受祸！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68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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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爱国运动不能以伤害同胞作为代价

已故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她上小学的时候，是班里惟一的华裔学生。有一次，她的同学问她：如果美国和中国打仗的话，她会站在哪一边？她几乎被这个问题击垮了。
穷其一生，她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用英文写作，可是题材全都是中国的。第一本著作几乎直指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蚕丝》 （Thread of the Silkworm）。第二本著作是在中美引发风暴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达10周之久。第三本书仍然耽留在一个同源的选题之上：研究华人移民史的《美国华人史录》（The Chinese in America）。
可是似乎她最终也没有找到答案，在《美国华人史录》的前言中，她写道：“我们漂泊在大洋的两岸，而两岸的人都以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没有人愿意承 认，我们是属于他们那个海岸的。”身份认同的危机似乎耗尽了她的生命。据说，她2004年的自杀乃是因为长期沉浸在这些痛楚的记述之中，以致罹患严重的抑 郁症。
对于那些生活在异域土地上的人，这种身份的认同危机，以及被所在国的民众所接受的程度，恐怕都大致相同吧。华裔日本作家陈舜臣，却讲了一个有些异样 的故事。英国商人托马斯?格洛弗在幕府晚期就来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他经营煤矿，建设船港，并且在他居住的六甲山建了别墅，修了高尔夫球场。他入了 日本籍，娶了日本妻子，把家安在了日本，甚至禁止他的孩子们穿西服。由于他对日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对乡里的庇荫，他被誉为“六甲山开山之祖”，他去世后 当地人为他修建了纪念碑。太平洋战争之后，他成了敌人。政府派石匠去凿碎了纪念碑。70年代当日本政府意图重新修建纪念碑的时候，格洛弗的子女们却犹豫 了。
在一个民族主义的非常时期里，人们的心里只有国家，没有了同胞。对于中国人来说，张纯如其实是同胞；对于日本人来说，格洛弗其实是同胞。但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国族就是一切。
陈舜臣在讲这个故事的著作《日本人与中国人》里，这样写道：“只有日中友好，本书作者才有安住之处。”
陈舜臣的祖籍是台湾，出生在日本神户。1990年入了日本籍。他1960年代即以推理小说获得了文学大奖江户川乱步奖。他早期是以推理小说发家，进 入中年之后，几乎全部写的是中国题材，包括曹操、孙中山、李自成、诸葛亮等等。应该说，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催迫着他下了极大的力量去研究日本与中国之间 的差异与联系。他写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和散文，赢得了日本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他的同学司马辽太郎这么评价：“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可以说，他 对于日本了解中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可是，我以为，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的话，只能被当成汉奸，当街掌掴。尽管我认为他和张纯如一样，应当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同胞；但是在这个爱国 情绪高涨的时间里，连我们那些拥有日本汽车、在日本商店里打工和开设日本商店的同胞，都已经不是同胞了，更何况这些拥有异族身份、也居住在敌对国领土上的 人？
这次，以及在中国历次的反对外国的抗议运动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个物化了的国家形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概念之中，国家只有了主权、领土等这些物化的形象，而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公民、同胞已经退化到了次要，甚至隐身的地位了。
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中，陈舜臣一再阐明，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个重大差别，是中国乃是一个人的社会，他们崇拜圣人，并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填补生命的意义。但是日本人对人的依赖只有50%，另外50%他们用审美意识来填充。
我觉得陈舜臣是抓住了中国民族生存的本质。儒家乃是一种入世哲学，无论我们如何去否定君臣父子这样的层叠关系，整个儒家的内在本质，都乃是理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整个儒教国家的本质，都建立在人的关系基础之上。
但是一个物化了的国家观是如何的呢？在这种观念里，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也有强调民族崛起的；有强调政治挂帅的，也有强调经济发展第一的。但是无 论什么，都没有人以及人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物化的国家观念以国家、民族、群体、党派等等实体存在，或者以繁荣、富强、独立、稳定、主权等虚化概念，覆盖 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社会的整体关系之上，掩盖了在一个国家之中人的生存与人的关系调整乃是最为重大的问题这一实质，从而误导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物 化了的国家观念，这次可以要求人们把民族、主权、领土等等置于人之上，下次也就可以要求把稳定、统一等等置于人之上。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被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也就是说，在我们以往的历次变革运动之中，全都缺乏人性论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而统统 以物化国家来抹杀变革的最基本取向。清政府内部的洋务运动没有，改良派的戊戌变法没有，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没有，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也没有。而从文艺复兴以来 的欧洲变革，其根本的发端，就在于宗教统治抹杀了人性的存在，因此整个欧洲起来革命，要还给人本身的生存权和尊严。人性论乃是整个欧洲乃是世界变革的基 础，乃是现代形成的根本。民族自决和国家主权领土等等观念，都只是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诸多观念而已。如果没有了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民 族自决与国家独立，所为何来？
在 中国传统的政治之中，人或者人所构成的社会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从来都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儒家是同意革命的，也就是最基本的所谓人心向背。就是说，当国 家侵犯到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他的正义性也就丧失了。“纣无道，武王伐之”。在治理国家方面，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不也认为人的利益是高 于国家利益的吗？
现代国家的观念自然更加强调的是人的权利。政府不得侵犯个体的权利。个人有权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免予国家的侵犯。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人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的论述。
而我们在历次的变革之中，技术学来了，武器预备了，制度安排了，民族突出了，国家独立了。凡此种种，却从来没有一次，人的权利预先得到了安置与尊重。
这是否也就是说，我们一再地把国家的权利安置在了人的权利之上，致使我们今日每每有以国家利益侵犯私人利益，民族利益凌驾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吞噬个体利益的现实？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传统叙述之中，以及作为舶来品的西方叙述之中，都乃是以人作为最基本的构成，并且强调人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落了把人作为国家存在和国家权利的基础这样一个观念的呢？
回到同胞这件事情上来。我们当然承认国家具有权利。但国家 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钓鱼岛是中国的，这个宣称所针对的对象自然是日本政府。因此我们所要斗争、争取、抗击的对象，都应当是冲着日 本政府的。这甚至和日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就算日本人中宣称钓鱼岛属于日本的人，只要不体现为政府意志，不代表日本政府，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政 府权利，也是政府事务。
按照人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这个理论，政府获得钓鱼岛的原因，也不是为了政府，而乃是为了中国国民的福祉。而无论是参与了游行，没有参与游行，有日本 车，在日本企业中打工，开日式商店等等，首先都是中国国民，都是中国的同胞。包括类似于在美国的张纯如，在日本的陈舜臣，都应该首先是我们要爱护和保卫的 对象，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应该保卫他们免予被外国欺负。
先爱同胞，后爱国家。这才是一个具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国家逻辑。没有同胞，哪来国家？在我们以往所有的抗击外来侵略的行动中，中国从来就没有把这个逻辑摆正过。
一次以伤害同胞作为代价的所谓爱国运动，乃是一次伪爱国运动；一次不以保卫同胞作为基本取向的卫国行动，也是伪卫国行动。我们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首先要建立一个以同胞的利益、权利、尊严为出发点的现代国家。
可惜，我们这次又错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薛莉）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76734.html

henry2000888

请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虚拟文章：

司马南是里通外国的汉奸吗？

司马南是里通外国的汉奸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e6d5940100uxrz.html


看到标题肯定有人要大呼“文革语言来了！”。呵呵，诸位休惊，本人是否定文革的，坚决反对复辟文革的。不信，请看本人刚出版的文革长篇小说《幽灵书生》。

按司马南，孔庆东的年龄，文革时不过是个无知的黄口小儿，根本没有文革的经历。现在却口口声声要为文革翻案，要再来一次文革。

好，老夫就模拟一次文革来了，第一个被挂牌游街，甚至被殴打致死的很可能就是司马南，孔庆东之流。司马南，孔庆东之流，要高举毛旗，要搞阶级斗争，要造反，近来尤其将杀“汉奸”作为它们的攻击重点，说什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处是汉奸，污蔑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

如果象司马南，孔庆东之流所说《南方报系》是“汉奸”，那么请问《美国之音》岂不就是“皇军”了？你司马南对待“皇军”是什么态度呢？是卑躬屈膝、奴颜卑戚、摇尾乞怜，媚态百出。这从司马南洋洋得意，自录自炒的所谓《美国之音》记者访问司马南的录音中表露无遗。

司马南对被自己污蔑为“汉奸媒体”《南方报系》的后台老板《美国之音》，不仅没有采取孔庆东的“三妈政策”加以回绝，反而放下手边的其他一切电话，屁颠屁颠，迫不及待地投入《美国之音》的怀抱，多次希望对方明示《美国之音》身份，妄图挟洋自重，抬高自己，其丑态毕露无遗！

再听其所谓采访内容，更是不堪入目（耳），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是一篇里通国外，泄露国家机密，犹如大汉奸汪精卫“艳电”式的汉奸文章。

司马南在采访中首先向《美国之音》哭诉，自己在国内受到了歧视，虐待，受大学生的责难，被不断电话骚扰，没有表达个人意见的自由，甚至夸张得简直是失去了人身自由。竟然问《美国之音》要“公道”。请问司马南在“西方敌对媒体”面前，如此攻击盛世祖国是何用意？是不是想通过所谓《美国之音》记者寻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接下来，司马南将当前中国国内的政治情报，左派，右派的斗争形势向“皇军”（《美国之音》）作了详尽的汇报，又将中共六中全会的文件精神，毫无保留地泄露给“皇军”，并且可笑地，不厌其烦地向“皇军”大谈自己对六中全会的体会，感想，以帮助“皇军”采取对策。这不是泄露国家机密吗？这不是汉奸，叛徒王连举的作为吗？

尤为严重的是，司马南竟然将国内对于异议人士艾某某的分歧，争执也和盘托出给《美国之音》，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向敌对势力告密，向浦志高一样，带着敌人来抓人了！

现在，有些年轻人常问我，文革为什么会一批又一批，打到那么多人？为什么昨天还在往死里整别人的人，今天忽然又被别人往死里整？我常难以回答。现在看来，有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的无耻之徒存在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文革再来，可以断定，首先被挂牌子游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正是司马南，孔庆东之流！

至于孔庆东，司马南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henry2000888

懦夫的暴力不是英雄的暴力

顾则徐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184950.html

在9月15日西安的游行中，日系车车主李建利被游行队伍中的暴徒打成了重伤。据媒体报道，21日下午，西安警方公布了日系车车主李建利重伤案的侦查情况，声称专案组对线索情况进行了整合分析，现已确定嫌疑人员体貌特征，正在积极抓捕中，并公布了两张监控摄像拍摄的犯罪嫌疑人照片，希望市民积极提供线索。积极抓捕暴徒是警方的责任和义务，其意义不只在侦破李建利重伤案本身，更在于维护今后中国社会的安全和基本的道义。

任何现代意义的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乃至需要进行大型聚会或走上街头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不管这种运动所提出的主张是什么，其形式和手段本身就构成了影响社会演变进程的重要元素，它未必与宣示的主张一致，甚至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和平的主张而采用暴力的手段，结局恰恰是失去和平进程，而将社会推向暴力的演变方向。这方面，中国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中国近现代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开端于1895年（光绪21年）的公车上书，这次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运动非常和平、良性，可说是为中国历史开了个非常好的头。但是，中国很快出现了另一股极其不良的潜流，一些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学生对于推动中国进步有正常的不同意见，互相争论而不能说服彼此，于是便互相打起了耳光，保皇党打人耳光，革命派打人耳光，康有为的弟子打章太炎耳光，章太炎自己则打梁启超耳光，张继领着革命党打梁启超政闻社人的耳光。这一打耳光风气终于演变成暴力取代意见的群众性潮流，尤其成为了革命党的特色。问题在于，当完成了革命之后，需要和平了，但已经养成暴力习惯的群众运动、社团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正义之举、英雄之举，从而，就把中国社会的演变从暴力不断推向暴力。

在清末全国风起云涌的请愿运动中，没有发生过什么针对平民的暴力，中国人恢复出的是已经遗忘了的中国武士道精神，全国有很多断指割肉以示决心的壮士之举。比如1910年10月3日奉天省城30名学生代表到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在得到朝廷很难召开国会的反馈信息后，一名金姓学生代表当场切指血书“至诚感人”四字，另一名学生李德权用刀割自己左股，血书“速开国会”四字。次日3000名学生向督署请愿，又有学生切指血书。6日近万人向督署请愿，奉天《商务报》编辑张进治切断左手食指，血书游行大旗。这种壮烈的中国武士道行为到了“五四”运动时候被遗忘，变成了针对非武装人员的“火烧赵家楼”。从此，针对非武装人员乃至平民的暴力日益蔓延，懦夫的暴力被当作了英雄的暴力，象病毒一样接种到了中国人的神经系统中，终于在“文革”当中几乎将国家、民族毁灭。在这次全国性的反日游行中，一些人乘着日本车、用着日本牌子相机高呼抵制日货，暴徒们砸平民的车辆，烧抢平民的商铺，殴打平民，甚至有壮年的所谓教授打八十高龄老人的耳光，“文革”风气出现了再次死灰复燃的倾向。

要不要爱国？当然要。一个国家、民族，一定需要情感的凝聚，但这种情感的对象既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便应该是自爱——中国人爱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暴力，算什么爱国？对于如何爱国会有意见不同，谁对谁错需要的是说服，说服不了只能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爱国，岂能暴力相向？暴力莫过于战争，即使战争，在日内瓦公约诞生后，人类也已经形成不能针对非武装人员和平民执行暴力的共识，何况群众运动、社团运动根本就不是战争。无论从何种角度说，针对非武装人员和平民的街头暴力，都是犯罪。所以，对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暴力，警方必须要进行侦查，令暴徒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以避免中国今后滑向暴力道路。


201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