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城市化不是提振消费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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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戴志勇 最后更新：2012-08-24 08: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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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
土地流转

农民为什么愿意变市民？最大原因是希望得到平等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待遇。政府为什么希望提高城市化率？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高效利用土地、资金与人力的制度安排，城市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良性城市化将极大提高一个国家整体力量。对当前的经济困局，城市化还可能是一服“拯救内需”的良药。

城市化，决不是征地盖楼，核心是人的城市化。简单说，变“农民”为“市民”。然而，据国家发改委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浙江、广东、江西等8省份的调研：“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说：为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的人均成本大约10万元。换户口不是换张纸，要真金白银。

钱真的是问题吗？简单算笔账。20年内，加上已进城但尚未安顿下来的两亿多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农民总共约5亿，成本为40万亿元，年均2万亿。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组数据是：卖地收入2009年为1.6万多亿；2010年2.9万亿；2011年2.4万亿左右。平均下来，恰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相当！

卖地的钱，大多来自农民。国家通过征收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变之为国有，再出让给市场。说白了，就是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商业用途后的增值。不是说所有增值都应由农民享有，但目前的征地利益分享机制，更多地偏向政府，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便是症结所在。倘若依照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所说的“同地同权”原则，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流转，这些增值收益大部分可为农民享有，他们完全可以拿来购买较为充分的公共服务。在成都的新土改试验中，成都以农户和农民集体取代基层政府作为项目申报主体，收益由双方自主协商确定，政府只收取一定比例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套费用，提供立项审批、工程验收、质量监管以及纠纷协调等服务。成都锦江更是公开出让集体土地，让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农民每亩土地收益上百万！看来，只要落实中央文件，保障他们的土地权利，农民就能靠自己的资源成为市民。其前提是保障和扩大农民的土地权利。

问题在于，现在这些钱进入了公共财政，成为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从实际出发，不靠卖地收入，这笔钱从哪里补？

这事，得话分三头。一曰节流：“三公支出”且不说，只看近几年年底突击花钱：2007年，各级政府在12月花掉了近1.2万亿，超过全年财政支出的1/4；2009年12月花了2万亿；2011年最后两月，突击花掉3.5万亿左右，而整年财政支出才10.9万亿！这些钱，有多少可以节省出来？口头说“坚决制止”显然难以奏效，得修改财政体制中的激励机制。

二曰调结构：除了军费、维稳费用等方面的支出，还有一大笔财政支出是用于投资。在特定时期和领域，政府直接投资有其合理性，但是否还有必要在“铁公基”上继续投入巨资？这些钱能否省出相当一部分，投入医疗和教育？

税收法定，财政公开——这需要保障和扩大公民的财政权利。

除了节流和调财政支出结构，开源部分未尝没有空间。2010年国企利润2万亿，仅缴纳红利440亿。2011年全国国企利润2.26万亿，商业银行利润1.04万亿，二者合计为3.3万亿。发达国家上缴比例一般超过50%，我们就算平均缴纳20%，那也是6600亿元！

不止如此。农民市民化还有另一个潜在能量，就是放松社会力量进入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各种或明或暗的管制。在医疗和教育行业，资金来源完全可以多元化，关键在于激励制度的设计。如能保障社会力量提供准公共服务的权利，则不仅对农民市民化大有裨益，亦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公共空间。

城市化不是提振消费的权宜之计，不是继续土地财政的悦耳说辞。良性的城市化与乡村的同步提升，构成现代化的主要面向。说到底，乡民与市民都要享有有品质的生活，我们要在城里建造和生长的，不仅是高楼大厦，我们要追求让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职的现代城市文明。这既是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又是城市化的最大动力。

http://www.infzm.com/content/8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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