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直播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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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还不适应这样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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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直播现在开始
本报记者 王晶晶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8月22日  09 版）

  □演播室里，一位被问责的局长曾经休息时一口气喝完了380毫升的矿泉水，还有一位区长走出演播厅时感叹“真是防不胜防”。

  □纪委书记评论说，官员冒汗、尴尬，实际上是“责任心唤醒的过程”。

  □观众喜欢看到官员被问住时的窘态——因为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但电视问政的核心不是这些。

  走进湖北荆州电视台的演播大厅时，叶青“有些紧张”。这位以敢言著称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并非第一次参加直播节目，但作为嘉宾，在电视上当面点评同级别官员的工作，对于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8月14日早上，紧张坐在演播大厅里的并非叶青一人。台上，5位身着白色衬衣、扎着领带的厅局级官员面色凝重，这些习惯了讲话稿和预审采访提纲的官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等待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这场即将直播的节目，是由湖北省纪委主办的三农问题“电视问政”。过去的两个月，湖北省纪委曾在暗访中发现了骗取退耕还林补助、投资百万元的水利设施不达标等“三农领域”的问题，在一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中，现场的5位官员将对这些问题做出现场答复。

  如果答复无法令人满意，他们还会面对现场200位农民代表举起的绿色“哭脸”表情牌。

  过去一年，“电视问政”这一新的问责形式，已经出现在湖北、湖南、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而作为2010年在湖北省内首个推行电视问政的城市，武汉市纪委宣教室副主任吴忠新认为，电视问政会让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是个被监督的对象，应该对老百姓负责。

  “这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都会有所改变。” 吴忠新说。

  事实上，就在那台三农问题的电视问政节目里，改变已经显而易见地发生了：有的官员被问得说不出话，有人面露尴尬，脑门上被汗水浸得发亮，还有人声称“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而这一切，都通过电视、收音机以及电脑，传递给数百万的普通民众。

  封闭的演播厅更像一个考场

  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王铭德是那场节目中遭遇问责的官员之一。当时，大屏幕上首先播放了一段由暗访组摄录的黑白视频：某村村干部骗取退耕还林的国家补贴长达9年，当地林业部门却表示无法管理。

  视频播放完毕，演播室的灯重新亮起来时，王铭德脸上的表情已经不太自然了。他当场认错。“这很明显是工作人员不作为”，他抿抿嘴，停顿了一下，“我们将和地方政府一起，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处理？”主持人追问。王铭德有些尴尬地微微一笑，“离开这个会场以后，尽快的。”

  现场观众对这个回复举起了黄色的笑脸，叶青在随后的点评中提醒：“政府官员在工作中不能总是‘60分万岁’。”

  这并不是叶青第一次参与政府工作评议。在他的印象中，给政府工作打分这种事他至少参加过5次。但那些评议都相对简单：几个人一组，对口评议几个单位，直到最后一天，分管常务工作的厅长才出来谈谈问题。

  甚至，有些电视台举办的厅局长访谈节目，也只是让官员介绍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连直播过程中打进来的场外电话，听起来也“好像是为这个部门歌功颂德一样”。

  但这一次，官员们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电视台的节目组声称，5位厅局级领导并没有看过这些暗访录像。不过，他们还是提前介绍了一下暗访问题的领域，以便官员能够在政策内容方面充分准备。

  可对于官员们来说，架着摄像机、坐满观众的演播厅，依旧是个令人紧张的考场。一位被问责的局长曾经休息时一口气喝完了380毫升的矿泉水，一位区长走出演播厅时感叹“真是防不胜防”，还有一位嘉宾无意中听到官员们私下里说，“我不想来，不敢来”。

  事实上，也的确有官员在这里遭遇“下不来台”的窘境。8月初在河南洛阳举办的一场电视问政节目中，规划局局长马朝信，曾经面对主持人的质疑“脸色发红”；而在今年7月初，在武汉市纪委举办的一场电视问政中，居民区附近的一个逃过整改的“三无”搅拌站，让建委主任王立尴尬不已。

  节目中，这位发言时总是文绉绉地说“工业设计”和“生命周期”的官员，先是被主持人打断，后来又被要求“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回答该不该搬”。

  “如果没有资质必须搬走。”王立说。他随后解释，建委已经下了停工通知，同时承认管理中也有责任。

  当时，坐在台下的嘉宾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教授赵振宇。他向台上的官员直截了当地问道：“我要问王立主任，为什么下了通知，它还敢办？对此你作何解释？”

  坐在台上的人沉默了。“王立主任？”赵振宇叫了一声，有的观众开始鼓掌起哄，王立尴尬地笑了一下，抬眼看了看天花板。

  “如果这样，你们再下文件，再说马上就办，谁还害怕呢。另外，如果王立主任就住在那个搅拌机旁边，你有何感受。你能不能对受害的居民说几句话？”赵振宇说。

  王立握着话筒说：“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那个区域肯定是不高兴的。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我有履行职责的义务。我给周围老百姓道歉，是我们工作不当，导致环境被破坏，这也同时激励我们，时刻记着我们是为谁在干。我们改进吧。”

  当晚，搅拌站里迎来了执法人员。两天后，“武汉市全面排查三无搅拌站”的新闻印在了报纸上。

  这里不是官场，也不是会场

  对于主动道歉的官员，场内观众有时还会宽容地举起黄色笑脸。但场外的网友可不买账，他们批评官员在问政中打太极、答非所问，“几位大人是去武当进修了的吧”。

  “这里不是官场，也不是会场。少一点舞台上的豪言壮语，更不能作报告。”赵振宇在现场点评时曾直言不讳地这样说。

  为让官员的表达符合电视媒体的特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组首先拿这些领导干部的自我介绍开刀。按规定，每位官员开场时的自我介绍应该在30秒钟内完成，但去年电视问政时，很多官员都超时到两分钟。

  今年，他们的面前多了一块时间提示器，30秒钟一到，演播厅里会毫不留情面地响起“嘟——嘟——”的报警声。有一期节目，当武汉市编办一位戴眼镜的负责人说到“使每一个问题都得到有效处理”时，被这个声音打断了，他很快以“谢谢”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习惯作报告的官员们，大多不适应电视的节奏。候场间隙，有人向赵振宇抱怨：“很专业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不说清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多了又说我们打太极，而且主持人经常打断我的话。”

  赵振宇告诉他：“在这种场合，必须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要用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简短语言、在规定时间里表达自己的意见。”

  今年7月底，作为连续两年参加电视问政的专家，赵振宇还曾经应武汉市委宣传部的邀请，给局级以上的干部讲“面对媒体时的语言表达”。这位曾任《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如今的新闻学者在讲座中告诉这些官员，在电视上不仅要注意讲话内容，也要注意自己的情感、语调、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

  他以自己在电视问政中看到的问题举例：一位领导，普通话讲得不错，可是声调总是很平，显得没精神，观众会觉得他态度不好；一位局长，因为管辖范围内的问题被主持人质问，但他站起来主动道歉后，现场观众就举起了黄色笑脸牌。

  “接受媒体采访和回答记者提问与自己检查工作作报告不一样。”赵振宇说。

  不过，有时候，“对付”观众也没那么容易。在“马上就办”、“明天就改”这些字眼频繁出现之后，一些官员开始遭到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反问：“那你电视问政之前干嘛去了？”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也曾经在一次节目现场评论：“今天我们的政府管理似乎陷入了怪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向老百姓承诺？是为了完成考核任务，还是为了对老百姓负责？”

  这位学者随后说道：“如果是承诺，就应该主动和老百姓沟通，不要等到问政的时候，才‘我们明天就办’、‘我们马上就办’。如果只是对上级有个交代而承诺，那承诺越多，执行越少，效果越差。应该反思我们对谁承诺，承诺以后应该怎么办。”

  她说完话的时候，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摄影机特意把画面切换给坐在台上的副市长，镜头中，这位官员也在热烈地鼓掌。

  个别领导脸色难看，但是政府工作却加分了

  在节目创办之初，谁都没有想到，电视问政会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2010年5月，武汉电视台曾经举办过一期1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其中播出的7个与民生问题相关的新闻短片，让现场5位局长和44个公开承诺过要整治的部门、行业负责人感到压力。

  “官员冒汗、尴尬，实际上是责任心唤醒的过程。”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当时评论说。

  2011年，电视问政被纳入武汉市治庸问责范围内，连办4场，成为检查政府是否兑现承诺的一种监督方式。如今，同样的节目内容已经出现在至少6个城市的电视屏幕上。

  包括河南、海南在内的政府部门曾经派人来武汉“取经”。交流中一个最常被提及的问题是：电视问政到底是不是真的？

  实际上，这正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人曾质疑这种问政形式是不是表演。一个月前，在洛阳举行的电视问政节目中，一位现场的评议代表向前来采访的媒体保证，这是一场“实打实的闭卷考试”，自己要问的问题，“连别的评议代表都不告诉”。

  也就是在这台节目里，一位老城区的负责人被不断追问、反驳，最后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不过，在赵振宇看来，观众们最感兴趣的犀利，其实并非电视问政的题中之义。这位学者因为在节目里评论犀利而被封为“麻辣教授”，可他本人却并不喜欢“炮轰”这样的字眼。

  “观众喜欢看到官员被问住时的窘态——因为平时见不到领导干部，现在你出丑了，终于有人‘教训’你了。但如果电视问政的核心只是这些，并不利于节目的长期成长。”他说。

  洛阳市纪委作风办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电视问政不是为了让某个部门的领导感到难堪。”

  “可能个别领导准备不充分、工作没做到、群众不满意，让他脸色难看，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他说，“我们希望为政府工作加分，最终推动整改工作。”

  “电视问政”遭遇的质疑还包括其他方面。比如有人担心，节目只是揭露街边的小餐饮、水泥搅拌站，而不涉及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

  对此叶青认为，很多问题确实就是群体所关心的，而且有几场电视问政的内容涉及经济适用房的质量问题，官员已经快“招架不住”了。另外，他还向湖北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建议：“下一次能不能谈谈教育、住房、医疗这‘三座大山’？”

  不过，在那场“三农版”的电视问政结束后，叶青也不断称赞这种“短兵相接”的新型问政方式。

  如今，“电视问政”已经不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媒体报道中，今年年初，它还成为北京高三学生试卷上的一道选择题。那道题的正确选项是，电视问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

  甚至，在今年湖北省公务员的面试中，也有不少考生被问到了“如何评价电视问政”的问题。

  其中一个参考答案称赞了电视问政的进步意义，也提出了“缺乏长效机制”、“言论不当易激起民怨”的缺点；最后，它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官员要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接受群众的批评指正，还应该真正放下身段，深入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