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我的九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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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卓元 1933年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目前已出版专著5部、论文集9部、主编著作约20部。1991年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
　　我从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编辑工作，主要研究的是理论经济学和经济体制问题，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现在年近八十，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下面应邀对我50多年来发表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作简要介绍，就教于读者和学界同仁。
　　一、“文革”前主张“生产价格论”，“文革”中被诬为“大毒草”
　　中国经济学界1963-1965年展开了关于主张和反对“生产价格论”的大讨论。我和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联名（我当时用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范畴的客观必然性，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支持孙冶方的主张（孙冶方那时没有写出和发表系统性论文,只在经济研究所内讲过他主张“生产价格论”，他的系统性论文形成于1964年8月，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和杨坚白的观点（杨坚白在《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发表文章主张“生产价格论”，但随即遭到一些经济学家著文批评），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我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一起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生产价格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无视资金运用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的否定“利润”、“资金利润率”概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文革”中，“生产价格论”被诬为主张“利润挂帅”反对政治挂帅的“大毒草”，遭到无情的批判。现在看来，“生产价格论”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价格体制和传统的价格理论的一个冲击，一次前哨战，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观念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恩格斯早年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不正确的，而且是后来被恩格斯本人抛弃的陈旧观点。而我则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并且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6日经济学专刊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和不同意见展开了指名道姓的争论。文中说，一个商品，它的社会使用价值，亦即效用，不仅是该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制约因素，而且是该商品价值形成的制约因素。这就告诫人们，劳动投入必须是对社会有用的，才能是社会必要的。这同效用价值论是不同的，因为决定价值的，归根到底还是劳动。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论述，是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另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社会的总劳动时间中，也要把必要的比例量，用在不同各类的商品上”是相一致的。我在《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社会必要劳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说的另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价值形成而不简单是价值实现的因素。
　　三、1987年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派”代表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和我负责，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我们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此后，我多次发表文章，继续主张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不要企求“一次到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还认为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就在于寻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佳结合点。1994年，我在《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9.8%，CPI年均上涨率5.4%，说明我的设想与客观实际还比较接近。因此，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专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思路。
　　四、主张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就明确主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界出现“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之争，有人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我出版论著，认为必须坚持和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中我提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1990年初，我国经济学界关于是否应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意见。我发表文章认为，市场取向改革应予肯定，市场取向改革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题中应有之义。否定或抛弃市场取向的改革，将导致否定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种种努力。
　　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后，我撰写一些文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和规律性进行探讨。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一文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相互适应的过程。公有制要适应市场经济，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为现代公司，其中重要的企业实行国家控股，就可以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公司接轨，不仅可以同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展开平等竞争，而且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市场经济发展则要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公共财政体系等的逐步完善，将有力地促进和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样，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我发表了《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若干规律》。
　　五、主张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改革步伐，研究其改革经验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研究的重要领域。2004年，我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作大会发言，提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是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四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我的发言摘要。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和郑海航）主编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我写的导言专门论述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基本经验。
　　六、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探索价格改革规律性
　　我在1983-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研究中国价格改革及其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有些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我比较早就主张价格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方向，认为光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的，必须着力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让价格在市场交换中形成，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结构。影子价格、决策价格体系不能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
　　其次，强调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论断，有的经济学家表示怀疑，认为价格改革是低层次改革，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才是深层次改革。针对上述怀疑，我（和边勇壮）发表《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文，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二者不可偏废；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价格改革的难点是改革序列的内外配套，障碍可以克服。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表明，20世纪80年代，由于价格改革的顺利推进，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向市场主导型转轨，价格改革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
　　第三、较早鲜明主张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不失时机地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并同主张向计划单轨制过渡的观点进行争辩。我（和王振之、杨圣明等）发表《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向何处去》一文指出，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是深化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样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向市场定价体制迈进。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双轨制价格并轨时就会迷失方向。
　　第四、初步研究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概括起来，认为中国价格改革规律主要有：价格改革主要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要点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为主到市场定价为主的过渡；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既要理顺价格关系，又要稳定价格水平；从狭义价格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等等。
　　七、主张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这就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2006年5月，我在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以《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为题作发言，提出，政府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四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具体要推进以下几项改革。第一，政府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致力于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责。第二，建立全面评价政府和干部绩效的指标体系。第三，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财税体制。第四，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第五，改革审批经济体制。第六，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等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其中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等。
　　2006年夏，我在接受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在起草五中全会文件时，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曾经反复讨论过。在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这个重要问题。这意味着，改革不限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是越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范围，扩大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同时，突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的重要性，把它提高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地位。这意味着中国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发展为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关键的阶段。我个人理解，出现上述变化的意义，主要在于适应中国新世纪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突出问题使政府改革成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比单纯提国企改革要来得深刻，表明改革的深化发展。
　　八、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
　　2010年，我发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在哪里》一文，指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点有三个：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目标是有矛盾的，如果各方面仍把追求GDP增速放在第一位，那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能只是做点表面文章，基本实践还是走老路；二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由于我们的工作重心仍放在保增长上，一些政府部门把主要精力都用于抓发展，改革很难排上重要议事日程，加上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会凸显矛盾，使改革缺少动力；三是政策调整困难重重，在当前条件下，无论是调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调整投资政策，很不容易，困难重重。
　　由于我个人认为中国从2004年起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大规模的粗放扩张使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我从2006年起就写了一些文章，建议适当放缓经济增速，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2008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最近3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主要是坚持了市场取向改革，为国民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这一成功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难点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和国有制是难以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改革开放后，各方面都在努力寻找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推进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见，通过股份制，我国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813/c49154-18727347.html

推荐理由：政府和市场两个改革，现在需要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