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发 + 敢问路在何方--经络篇 -- 古代历史文献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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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古代历史文献的回顾

现代循经传感现象的研究，肯定了经络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前面从物理、数学方法角度，对经络现象进行了分析，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如何发现经络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历史文献，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一、简单回顾经络的发展历史

下面这段论述来源与互连网。

经络的记载详见于《内经》和《难经》，此前则有汉墓出土的《脉书》此后则有历代经络与腧穴相结合的多种著述。现按朝代先后作一介绍，以便于了解经络发展的源流。
1、先秦及汉代
　 现存的经络文献原以《内经》为最早，近代发现汉墓出土的古帛书和竹简中都记载有“十一脉”，为《脉书》的主要内容，这一名称与〈史记.仓公列传〉所说的仓公淳于意受其师阳庆传授“黄帝、扁鹊之《脉书》”之说相符合。《脉书》有属于黄帝，有属于扁鹊，可知有不同的本子，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就有几种文本：一种内容较简，按先“足三阳三阴脉”后“臂三阴三阳脉”排列，因此称为“足臂本”（《足臂十一脉灸经》）：另一种内容较详，按先六阳脉后五阴脉次序排列，因此称为“阴阳本”（《阴阳十一脉灸经》）。后者在帛书中有甲、乙两写本；又有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书本。可见其传抄较多，影响更广。帛书的记载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五十二病方》书中。本课程将有关内容分别列入十二经脉之下，以供与《内经》文字作对比。《内经》包括现存的《灵枢》和《素问》。关于经络的记载以《灵枢》为最详，如《经脉》、《经别》、《经筋》、《脉度》、《根结》等篇；《素问》则是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和讨论，如《脉解篇》、《皮部论》、《经络论》、《骨空论》、《调经论》、《太阴阳明论》、《阳明脉解》等。但《素问》所引古文献并不完全与现存的《灵枢》相同，如《脉解》所载经脉文字不同于《灵枢•经脉》，却接近于帛书记载，这当是古《脉书》的另一传本。凡名为“解”者自然晚于原书的解释性著述。
　　《难经》原称《八十一难》，对经络学说有所阐发，特别是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可补充《内经》的不足。
  东汉末，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书著成《伤寒杂病论》（《伤寒论》），所称《九卷》，即指后来所称的《灵枢》。说明《伤寒论》一书以六经辨证，是对《内经》、《难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经络理论的灵活运用，为后人树立典范。
2、魏、晋及隋、唐
  现存的经穴专著以魏晋时皇甫谧编集的《针灸甲乙经》为最早，此书全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汇集《素问》、《九卷》（又称《针经》，即今《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分类整理而成。经络穴位图，古代称“明堂孔穴图”或“明堂图”，晋代《抱朴子》就引用过《明堂流注偃侧图》。偃侧指伏、侧的姿势，后来又称“明堂三人图”。唐代甄权曾进行修订，孙思邈《千金要方》（652年）加以引用，说“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说明原图是用五彩标线的。王素《外台秘要》中（752年）又改绘成“十二人图”（将督脉并入足太阳，任脉并入足少阴）后来在刻本中，这些图均未流传下来。
  唐代，除了《千金》、《外台》中的针灸经穴专篇外，《素问》王冰注的有关引文，保留了不少古代文献。隋、唐时，杨上善撰注的《太素》正文和注释，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宋、元、明、清
宋朝对经络腧穴的整理研究甚为重视，早期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992年），其第九十九卷和《针经》，第一百卷称《明堂》（《明堂灸经》），后人又称之为“明堂上经”和“明堂下经”，其中列有“十二人形”的经穴图。天圣四年（1026年）由王惟一编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载 354经穴。次年铸成“铜人”经穴模型两座，并以图经刻石，对统一经穴定位影响甚广。后期组织编写《圣济总录》（约1112年），其中按经排列腧穴，为元代各书所继承。
  在宋、金时期，关于奇经八脉的穴位出现了新的内容，提出在四肢部“八脉交会穴”，原称“交经八穴”和“流注八穴”。初见于金、元时窦汉卿《针经指南》中，据说出自“少室隐者”所传。这实际是四肢部八个常用穴，可能因其能治有关奇经八脉的病症，故称“八脉交会穴”。这“交会”是指这些穴位的治疗作用通向头面躯干的一定部位（奇经八脉所属），也可说是“八穴通八脉”。其实际意义与原有的交会穴不同，原来的交会穴表明经与经的重合；而这是指八穴与八脉相通。
  宋、金时期还将古代“候气而刺”、“顺时而刺”的思想发展为具体的子午流注针法。金代何若愚写成《流注指微赋》一篇，阎明广加以注解，并收集有关资料扩展成为《子午流注针经》一书（1153年），这是子午流注法的初期著作。明代徐风《针灸大全》又改编成《子午流注逐日按时走穴歌》十首，各书加以转载，影响遂广，此法的特点就是按时选用十二经的井、荣、输、原、经、合穴。其后，又有将八脉交会八穴也结合日时来选用，称为“飞腾八法”或”灵龟八法”，初见于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
  宋、金以来，对经络还提出些新概念。何若愚写的《流注指微论》有说：“诸阳之经，行于脉外；诸阳之络，行于脉内。诸阴之经，行于脉内；诸阴之络，行于脉外”，他把经、络与脉作了区分，而且认为经与络是有深有浅的。元窦默《针经指南》（1325年）说：“络有一十五，有横络三百余，有丝络一万八千，有孙络不知其纪”。明钱雷《人镜经附录》（1606年）说：“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经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这一说法为以后医家喻嘉言等所引用。
  元代，滑伯仁在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1303年）的基础上编著成《十四经发挥》（1341年），以后谈论经络的多以此书为主要参考，如明代夏英以滑氏注解配合经脉原文编成《灵枢•经脉翼》（1497年），高武《针灸聚英》（1529年）也依照此书流注次序排列绘图。
  明代，李时珍就奇经八脉文献进行汇集和考证，作《奇经八脉考》（1578年）。这时沈子禄标编辑《经络分野》，徐之曾为之删订，又补辑《经络枢要》，总成《经络全书》（1576年），后清代尤乘又加以重辑（1688年）。马玄台《内经注证发微》（1586年）对《灵枢•经脉》的注释，以《十四经发挥》为主要参考，其后又为张景岳《类经》（1624年）所依据。杨继洲《针灸大成》（1601年）为《针灸聚英》之后的针灸专书，内载经络穴位资料更为丰富，共载经穴359。此后，有张三锡《经络考》（1609年），翟良《经络汇编》（1628年），韦勤甫《经络笺注》（1636年）等。严振《循经考穴编》原系写本，可能也是明末的书。
  清代，除了见于注释《内经》和针灸书中的经络内容外，经络专书较少。《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载有经穴歌诀，分绘经脉图和经穴图（1744年）。李学川〈针灸逢源〉一书，共载经穴361，这是对经穴的又一次总结。清代在药物归经和运用方面有所发展，严西亭等人的《得配本草》（1761年），赵观澜的《医学指归》（1848年），姚澜的《本草分经》（1888年），都将经络学说与药物结合起来，认为“何经之病，宜用何经之药”，是掌握药物性能的要领。温病学派叶天士等人注重分经辨证用药，于十二经之外更重视奇经，为经络理论在方药方面的运用作出贡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内经》的经络理论是以针灸、按摩等疗法为基础，与疾病症候相联系；针灸、按摩，都要通过一定的穴位，因而穴位与经络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穴位的选用主要根据病症，到了宋、金时期出现根据时间来选穴的子午流注和灵龟八法。在分经辨证的基础上，金、元时期医家还结合到用药，发展成为药物归经的理论。在明代，关于针灸经络的著述最多，清代医家对分经用药较为重视，温病学派在临床辨证和用药上都有重要的发挥。

二、先天循经皮肤病与DNA  
在查阅经络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发现不同的作者的论述是有出入的，这可能与作者查阅的资料，以及个人的见解有关。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后世医家基本上都是以《黄帝内经》为继承和发挥的。由于《黄帝内经》中有明确的记载，因此都以它为基础理论进行应用，并根据临床经验加以发挥。
《黄帝内经》中叙诉如下：《素问•征四失论》帝曰∶“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所谓“此皆人之所明知”，是指每个人明确知道“经络”是什么。
为什么《黄帝内经》中认为哪个时期的古代每个人明确知道“经络”是什么，而我们现代研究多年的经络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没有使用电阻测量、红外测温等现代工具的记载，通过分析当前经络研究的方法与机理，采用排除法，笔者认为古代每个人明确“经络”是什么，可能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循经皮肤病。第二种情况是气功。论述如下：
考古学家于1983年在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脉书》中已经记载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和症候，内容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经脉》相同。而同时出土的《引书》（导引书）中则无经络的痕迹。直至隋代《诸病源候论》所载的养生导引方中仍无涉及经络学说的内容。所谓“大周天”和“小周天”的功法是在隋唐之后才出现，与经络学说形成的年代相去甚远。看来，气功和导引对经络学说的发展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但它与经络学说的早期形成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另外，由于“气功”这项技能的特殊性，要做到《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此皆人之所明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么只剩下循经皮肤病这一种可能了。循经皮肤病是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经络现象。由于它行程清楚，肉眼可见，直观地显示了经脉的特殊循行路线，所以被人们称为可见的经络现象。循经皮肤病是由于某些遗传因素的改变，或内外环境的刺激，而出现的沿着经脉体表循行路线分布的呈带状的皮肤病。其主要特点是皮损的分布与古典经脉路线基本一致，宽度为0.3-1.2厘米，其中多数为0.7－1.0厘米。循经皮肤病以其直观的形态学变化，说明古人所描述的经脉循行路线是有客观依据的。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比较多的，笔者查到较早的并且具有一定数量的，是李定总教授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发表的《透过93例循经皮肤病探讨经络的存在》，并有相关插图。
下面是笔者从网络上找到了一些图片，
循经皮肤病举例
  
             图7-1 循经皮肤病
椐报道很多先天的循经皮肤病患者是由体内的基因决定的。这让笔者想到了反祖现象。
返祖是指有的生物体偶然出现了祖先的某些性状的遗传现象。例如，双翅目昆虫后翅一般已退化为平衡棒，但偶然会出现有两对翅的个体。在人类，偶然会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长毛的人、多乳头的女子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人类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长毛的、多乳头的动物。所以返祖现象也是生物进化的一种证据。

返祖现象是一种不太常见的生物“退化”现象。众所周知，家养的鸡、鸭、鹅经过人类的长期驯化培养，早已失去了飞行能力，但在家养的鸡、鸭、鹅群中，有时会出现一只飞行能力特别强的鸡、鸭、鹅，这只鸡、鸭、鹅就是由于在其身上出现了返祖现象，使其飞行能力得到了恢复。此外，长有“脚”的蛇，尾鳍旁长有小鳍的海豚也是动物返祖的例证。

　返祖现象在人类身上也有体现，例如一生下来身上就长满毛发的毛孩，就是一种人类毛发组织器官的返祖“退化”现象，还有天生耳朵会转动的人，可归类为神经系统的返祖“退化”现象，以及天生长有尾巴的人，可归为退化器官的返祖“退化”现象，由此可见，返祖现象显现的部位具有不确定性。以此类推，人类的其它器官功能也不能排除会出现返祖“退化”现象。

关于返祖现象，现代遗传学有两种解释：一是由于在物种形成期间已经分开的，决定某种性状所必需的两个或多个基因，通过杂交或其他原因又重新组合起来，于是该祖先性状又得以重新表现；二是决定这种祖先性状的基因，在进化过程中早巳被组蛋白为主的阻遏蛋白所封闭，但由于某种原因，产生出特异的非组蛋白，可与组蛋白结合而使阻遏蛋白脱落，结果被封闭的基因恢复了活性，又重新转录和翻译，表现出祖先的性状。
　　人类的祖先具有的某些形态特征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脑容量增大，体形改变，毛发稀疏，尾巴消失等等。人类祖先的基因和基因调控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的基因改变了，有的基因在人的发育的某一阶段关闭起来，比如人的胚胎发育中到两个月末时，是有尾巴的，到五六个月时全身有细密的毛，在胎儿成长的过程中控制生尾的基因关闭了，因此胎儿的尾巴停止生长变成骰骨；胎儿出生前浓密的体毛也消失了，胚胎发育的这一过程被认为是重演了人的进化过程，说明人类祖先的某些基因没有消失，只是在适当时候关闭。如果这些应该适时关闭的基因没有关闭，或是因某种原因重新打开，这部分基因就会使人出现异常发育，重现祖先的某些特征。至于出现返祖现象的具体诱因，现在还是一个谜。

  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没有找到古代文献中有关于中国古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循经皮肤病现象的记载。在现代作家吴清忠《人体使用手册》中有一句文字提到，原文叙述如下“中国人数千年前就发现某些人生病时身体会出现红色发烫的线条，按摩那些线条可以治疗疾病。那种人一般称之为经络人，只有很少人有这种情形。”如果真是中国古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那么循经皮肤在当时就是非常普遍，也就容易理解《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此皆人之所明知”的说法。
  
  从前面的分析给我们有个重要的启发，使用目前的DNA技术研究循经皮肤病现象，可能会有所发现。只要我们找到目前患有先天循经皮肤病的人，然后将他的DNA序列与正常人的DNA进行比对，就能找到是哪个基因序列起的作用。再进一步分析这个基因序列，在人类的进化史上是如何演化的？不同种族的人在这个DNA序列是如何如何演化的？或许能说明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发现了经络？

  笔者没有能力做DNA比对实验，有条件并对经络现象感兴趣的人士，可以验证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