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城管执法被黑老大承包乃恶树结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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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的城管外包，这一度被认为是创新机制，由于部分成员涉黑被披露，所以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深圳市城管局日前透露城管可能不再外包给公司，最迟两周内出台新政。

　　19日，深圳晶报一条“黑老大竟揽下街道城管执法协管外包业务”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也是2008年深圳推广城管外包之后所爆出的最大负面新闻。2007年，深圳市综合执法改革后，由于原来分散在工商、卫生、环保等多个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权统一集中下放到城管执法部门，导致城管执法人手严重不足，后宝安县通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城市管理，被深圳市政府作为创新方式进行推广。然而这种“外包”形式的执法方式很快便显现其恶果，出现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承包执法权，反而引发治安乃至犯罪问题。

　　其实这种恶果在“外包”形成时便已埋下隐患。承包行政执法权的组织、机构除不具备执法资格，无法形成执法权威之外，更因这些组织机构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手段基本等同于违法手段，以“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心理越出执法范围，甚至胡作非为。作为“公权力的强制措施”的一种，城管执法根本不应外包给社会组织，因为这其中涉及到执法者的法律资格、普通人的合法权益、执法行为的性质界定等等，在城管执法本身就与商贩之间存在诸多龃龉的当下，不具执法资格的社会组织又如何能驾驭和缓解这种矛盾?不当的承包者及执法行为只会令矛盾更加尖锐。

　　当初在把城管执法权外包时，只想到了可以解决执法人手不够的问题，却对这种外包后果没有充分的估计，这往往也是政府部门在解决压力时的短视之处。出于城市管理的力有不逮，于是想要借助社会力量给予缓解，本来初衷并不坏，但因为在分流压力时没有制定良好的监管制度，只是单纯地移交任务，结果便出现执行过程中的变异，并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

　　压力转移固然可以“简政”，且能提高行政效率，但必须配套以有效预防和监督措施，否则便只是不负责任地甩包袱，并会因后果的反向发展导致到头来承担更多更重的压力。在城管外包中，曾出现不少“协管”人员利用执法故意违法的事件，如郑州金水区花园路办事处推行“城管外包”新政，结果引发多起恶性冲突。2010年11月，中牟县 70多岁的农民张会全进城卖菜，遭到郑州市众邦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辱骂和殴打，一时物议哗然。更有协管人员披上“执法”这件合理外衣后，无故欺侮手无寸铁的老人、儿童甚至轻薄妇女。

　　正因承包执法者资质与素质的欠缺，导致被“外包”后的城管执法近似“黑社会化”，而深圳则干脆出现了“黑老大”揽下执法业务的咄咄怪事，这无疑令城市管理步入险境，也令行政执法权威加剧流失。深圳及时叫停“城管外包”，固然是外包恶果影响下的及时回头，但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行政执法方式中，如何使善意修成善政，这是政府部门不得不吸取的教训，也是必须努力的方向。
http://star.news.sohu.com/20120723/n348801381.shtml
城市管理，传统上应该是公安局的任务，不知为何建立了一个城管局，按职能来说，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公安局”，呵呵。
既是“第二公安局”，当然不能承包给黑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