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拿什么来化解公众“被幸福”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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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愤怒出正经诗人，调侃出打油诗人。2012年5月中旬，《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CHFS）面世，出品方为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机构。给媒体的数据中，最抓眼球的是，中国城市家庭总资产的均值为247.6万元。由是，许多人大呼自己“被平均”和“被幸福”，甚至出了搞怪的诗：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十人平均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客观地讲，目前公开的CHFS精选版，也并非天衣无缝，如称城市家庭总资产（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的均值为156.9万元，统计量的名目相同，却与给媒体的数字差了90.7万。经提点，才发现在一张表格里“非金融资产”后面有个括号写着“不包括住房”！然而，查CHFS官网，城市家庭住房的均值为93万，却非90.7万！

是有不严谨之处，但从CHFS精选版及官网发布的数据看，调查质量总体上靠谱。例如其统计的城市化率和城市人均收入分别为51.4%和2.22万，国家统计局对应的数据分别为51.3%和2.18万，两组数据非常接近。类比之下，包括住房在内的城市家庭总资产均值247.6万，中位数40.5万，也应该接近真实。

为什么数据一出，却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被幸福”乃至“被剥夺”了呢？

首先，很多人是用247.6万这一均值当做“幸福”基准，但对收入及财产的统计，却是40.5万这一中位数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何谓中位数？何谓均值？两者都有“平均数”之称，但中位数把数字从小到大排列、取正中间的那个数，均值则是取平均值。

均值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如：“我的总资产没有247.6万啊，我连平均水平都没达到？！”那是把均值当成自己应得的份额了。这好比你和姚明的身高平均一下数字会很漂亮，但姚明可没有剥夺你“应得”的身高，你甚至根本就没必要和姚明比身高，就如你没必要和比尔·盖茨比财富一样。

事实上，能说明问题的是中位数。本次调查称城市家庭总资产的中位数是40.5万，是说有一半家庭的总资产少于此数。如果不计住房，中位数就只有5万了。这意味着一半国人经济并不宽裕。

当然，即使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和财产分布也符合“少数人拥有多数财富”这一20/80法则。从国际通行惯例看，更常用的是中位数，不仅更符合普通人的观感，还事关权利——个人与企业的社保税都与此挂钩。但在中国各城市，与社保缴费挂钩的是“职工平均工资”（均值），据称是为了“方便统计”，但均值是要比“职工工资中位数”高许多的，实际效果是，根据更高的缴纳基数，政府可以收更多的钱。许多人对中位数感到陌生，与城市政府的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有关系。政府尊重科学、尊重权利，类似何谓中位数这样的常识，才更容易在人心扎根。

其次，CHFS表明：城市家庭总资产的均值为中位数的六倍多、绝对数字上多了两百余万，这的确意味着“财产分配严重不均”，容易让公众产生被剥夺感。但统计学可以计量财产分配不均的程度，但没法给出造成不均的原因。要知道，“财产分配不均”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财产分配不公”。

不均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个人的禀赋和市场竞争造成的，是有益的。比尔·盖茨钱挣得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均他的财富是得不偿失的。强力再分配之下，欧洲财富分配比美国要平均，但本次金融危机起于美国，受害最大的却是欧洲。

第二种是因权力扭曲市场和压制竞争造成的，是有害的。当公营部门规模巨大，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拿着比民企员工高得多的工资福利，必然会造成“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营部门员工职业稳定、社会地位高，收入比民企低一些才正常，韩国即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公众指“不均”为“不公”，并非是无的放矢。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朱熹注：“均，谓各得其分”。用现在的话说，是不怕穷，就怕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和机会不平等，而不是说不怕穷，就怕财产分配不平均。这是说，让我们幸福感大打折扣的是“不公”，而不是“不均”。解决之道，不取决于政府做什么，而取决于政府不做什么。

是的，公众读到CHFS的数据有“被幸福”的焦虑，或有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混淆，但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把板子打到公众身上，要思考政府在其中有没有起到好的作用。政府施政应该有长远眼光，应该具备尊重科学、敬畏权利、有所不为的权力伦理，这样，常识、理性和美德才能在社会兴旺繁荣，一个更可爱的国家才能崛起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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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被幸福，缘于不均。据一笑语说：他一光棍，老板，一老婆九个情人，一平均每人五个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