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绍兴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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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汝为



“师爷”作为一种职业人群，早已有之，不过在明清之前，人称“幕僚”，像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曹操的幕僚蒋干，《水浒传》上山前的押司宋江，《红楼梦》贾政的清客詹光、单聘仁等都是这种行当。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在省级领导手下当了半辈子大秘，多年奔波于幕僚生涯，迎来送往，案牍劳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种屈辱的生活，使才华卓异的诗人发出惨烈的喟叹：“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不复没阶趋！”可见，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俯首贴耳，摧眉折腰，一路小跑，听命于人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但走进新时代，大秘却红极一时，如“河北第一秘”李真，在燕赵大地横行无忌，这是后话。至于尚未落马的其他大秘，花月正春风，我点到为止，书归主题。



“师爷”职业的真正勃兴，始于明代中晚期，盛于有清一代，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古代社会活跃了约300年。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浙江绍兴籍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大小衙门。清代比较重要的三部幕学（秘书学及公文写作）专著《佐治药言》《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的作者汪龙庄、龚萼和许思湄都是绍兴人。龚萼《雪鸿轩尺牍》云：“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就是说绍兴当师爷的有近万人。这些师爷在全国各地大小衙门中广泛分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



师爷为什么以绍兴籍贯者为多？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四点：



首先，自古以来绍兴文风炽盛。绍兴，指清代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自东晋始，绍兴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的读书人很多，文人倍出。因而，当地科举竞争相当激烈。绍兴民谚云：“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绍兴读书多得和糗虾酱一样，因此，要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确实难上加难。在这种背景下，科场不顺，甩下来当分母的为数极多。这些人从小读书，细皮嫩肉，肩不能挑担，手不能稼穑。怎么办？其中多人只能端起“师爷”这个饭碗了。



其次，绍兴出师爷，与当地“鱼米之乡，但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以及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有很大关系。明代以来，由于人口增长，绍兴成为地狭人稠之地。因此，大批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中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外出任各级衙门师爷，游幕四方。另外，绍兴水乡之民，习于漂泊迁徙，富有开拓冒险性，安土重迁的观念比较淡薄，这些因素无疑与师爷奔走各地的职业特点相契合。



第三，绍兴出师爷，又与绍兴人精细谨严、善于谋划的思维特点有关。精细谨严、善于谋划，正是当师爷所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比如当刑名师爷，面对纷繁的法令案例和复杂的案情，必须用心精细，判断谨严，否则案牍字句小有出入，则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云：“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燕台口号一百首》）说的是：中央六部书吏（书办）皆为绍兴人，虽然在官场上并未入流，但却很善于谋划，谨细过人。如果说绍兴书吏善谋划，那绍兴师爷就更驾轻就熟了。



第四，封建社会的幕学授受，无今之大学本科文秘专业培养，也没有职业培训之类，更无今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一般只在亲友故旧中进行作坊式的私下传授，而亲友故旧多为本地人。绍兴人当师爷的本来就多，一位绍兴籍幕师就可以教授乡谊弟子多人学幕，那么绍兴籍师爷的数量就会成数倍增长。这也是大批师爷多由绍兴产生的另一条重要原因。



最后谈“绍兴师爷”的结局。到了清末，在改革官制和兴办新学的氛围中，各省各府各县审理讼事改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于是，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新型的司法人才取代了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随着绍兴师爷在刑名和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衰微，其群体随即瓦解没落。于是，兴盛三百年的“绍兴师爷”最终与封建王朝一道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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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这个行业从兴盛走向末落的过程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