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翔：避免把“稳增长”再次搞成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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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某些特定利益因素可能的干扰，要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到结构优化并宁可因此降低速度、力求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还需要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形成共识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5%，这是8年来第一次将年度预期增长率下调到8%之下。这显示了政府把结构调整摆上优先位置的决心和导向，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和某些特定利益因素可能的干扰，要真正把工作重心转到结构优化并宁可因此降低速度、力求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还需要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形成共识。

　　警惕某些特定利益因素起干扰作用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当复杂，我们面对的困难不少，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双重压力，但笔者以为，眼下最值得担心的不是增长率会放慢到可怕的水平，而是对增长率的过度关注会再次导致结构调整无功而返，进而对长期稳定增长造成根本伤害。今年增长率达到7.5%几乎不存在什么悬念，从世界范围来看，7.5%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了，但国内仍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或不愿意接受，总想把增长率搞到大大超过7.5%，其深层原因之一，还在于某些特定的利益因素：一是某些地方政府把高增长率当政绩，二是某些利益集团试图从推高增长率中牟利。比如房地产利益集团近期总以“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来要挟楼市调控政策，一些城市的政府也因GDP增长减缓而变相放松了楼市调整。

　　如果条件具备，质量有保障，增长率当然是高一点好，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然而，速度不是越高越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理的增长速度，各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在速度与质量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而且不是一般的高，从国际比较来看属“超高速度”。高速增长带来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但连续多年偏高的增长率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近年来则开始集中地暴露出来。

　　首先，片面追求高速度直接加重了产业结构失衡。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大搞房地产开发，GDP的增长速度是上去了，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则不断加重。追求高速度使得资源、能源消耗快速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日趋严重，重大污染事件不时发生。更重要的是，偏高的增长率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对经济增长的冷漠心态，因为片面追求高速度直接导致对改善民生投入不足，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增多。

　　其次，追求高速度使一些地方在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等方面陷入了较大的盲目性。出口鼓励政策的使用较少考虑出口商品结构是否合理，引进外资项目偏重于短期增加当地GDP数量，造成了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过高的增长速度也在客观上制造出一定假象，拉高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

　　警惕借“发展实体经济”之名改变货币政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应当对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有真正科学的认识。经过30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适当放低速度来优化结构、协调利益关系是必须的，不应当再对预定的增长率层层加码。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技术创新不足、分配不公凸现等，不抓紧时间认真解决好，势必严重影响长远发展，甚至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为了切实把注意力转移到结构优化上来，避免把“稳增长”再次搞成高增长，当前要特别注意落实好两方面的宏观调控措施。

　　一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供给往往直接导致经济过热。必须特别警惕各种借“发展实体经济”之名来改变货币政策导向的主张。现实中，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总会严重恶化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比如投机盛行通常会诱导货币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出，通货膨胀会加大企业经营的困难等。在银行存准率下调的同时，要考虑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既放松对金融业的过多限制，又避免货币供给总量出现爆炸式扩张，防止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加大。

　　二是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新增加的财富，应当被更大比例用于改善民生而适度降低投资规模。要真正尊重劳动的价值，合理提高工资水平，同时减低企业过高的积累率，约束低效投资行为。各级政府的支出不应再过于集中投资到生产性项目上，必须加快向民生优先转型。扩大开放也应当更多地向改进国民福利倾斜，合理调整涉外的政策优惠，让开放的经济利益更多用于改善本国国民的福利。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教授）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17474004.html
推荐理由：这个，个人意见是不要唯GDP论，让经济自然增长，如果自然增长高，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