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和敦子结婚的事惊动了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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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1983年春夏之际，从山西回到北京，那时政治结论还没做完，因此也无法工作。到了1984年，我的工作问题也没有解决，这时我给分管体体委工作的万里同志写信，要求尽快分配工作。很快得到了答复，不久我去北京市少年宫上班了。工作问题解决后，我和山西朋友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一书，83年已完稿，我们到北京展望出版社面谈出书的事宜，答复是：“上面有指示，你的书我们不能出版。”我问他：“现在我是公民吗？”“当然是。”编辑回答到。“既然我是公民，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可以出书，为什么你们不给出版呢？”“庄先生，我很同情你，我知道上面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他们越权了。我只是个编辑，我必须听从我们领导的。给你出了书，我就甭想在这里工作了，也请你谅解。你是名人，可以找上面更高的领导，只要上面的大领导一讲话，我们就可以给你出书了。”没办法，我只好再次给万里同志写信要求出书的事宜。很快又得到了答复，并专为此事发了一个文件，批评了有的单位，并指出凡是接到庄的书稿，各个出版社均给与出版。此事令我非常感动。

　　有了工作，又能出书，到了1985年2月，我和鲍蕙荞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经过友好协商，我们离了婚。1985年夏秋之际，我的战友老大姐章宝娣的学生赵荔的陪同下，日本的姑娘佐佐木敦子来北京市少年宫看望我，我和她认识是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比赛中，当时她来看望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由于团领导开会，让我接待了她们。1972年，我带队访问日本，她又来看望过我，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往来了。对于她的突然来访使我很惊讶，也使我很感动，后来她常约我和赵荔去打保龄球。这样接触慢慢多起来，每次见面都很高兴，都有说不完的话，到了1985年冬，敦子的哥哥佐佐木纮从日本来京出差，他和我见面后直截了当的提出：“我妹妹很爱你，希望你们能结为连理。”我听后很高兴，也非常愿意，他告诉我：“你们的婚姻属于涉外婚姻，请到北京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询问。”我到涉外婚姻登记处了解后，他们说：“按政策完全可以办理你们的结婚手续。”并告诉我们如何办理结婚的程序。后来，敦子回国拿来了办理结婚手续的一切证明材料，可是当我向领导汇报此事时，我们单位的领导不敢做主，于是我又向北京市教委反应，他们也不敢做主，我只好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开始市领导很支持我们的事，可是过了不久不知怎么的又不支持了。这时，敦子的哥哥从日本给当时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同志写信，要求支持我们的婚事，王震同志很快就批示同意。可是不久，我们又听说上面把王震同志批示又给否了。到了1986年12月初，公安局外事科不发给敦子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的签证，并限期12月15日必须离境。后来敦子在申请来中国，中国不发给签证，我想去日本探望敦子，中国方面不发给我护照，我们实际面对的就是生离死别。

　　这时我才感到事态非常的严重，我的海关朋友李世杰陪我去天津找李瑞环市长，请他帮忙来解决此事。瑞环同志非常支持，后来才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批示我们结婚的一个版本。当时领导上告诉我：“虽然邓小平同志批准你们结了婚，可是后面还有两个条件：第一，敦子在日本必须放弃日本国籍，并作出公证后，加入中国国籍，而且是自愿的；第二，今后去日本只能敦子一人回去，庄是不能跟你回去的，因为庄先生是不允许出国的。”这些条件敦子全部都答应了。

　　在我们结婚4年后，1991年春，日本蝴蝶公司邀请我们夫妇赴日本参观第41届世乒赛。开始也是不同意，后来我斗胆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虽然犯了错误，但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很快上面批准了，从此我就能出国访问了。从以上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尤其是路线错误，那是很惨的，可能连起码的公民资格都不一定有。而对于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党和国家对我是特殊的处理、特殊的关怀和对待，令我感动。在我身上也可以看到一段真实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另一侧面。我对中央领导同志，对我格外关心和照顾，对来之不易的现在，非常的珍视、珍惜。从我每次给中央写的暂短的信中，都是在向中央求援，而中央领导同志每次都是从大局观出发，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并支持了我的请求，我怎能不衷心的感谢呢？我只有加倍的努力，加倍的学习和工作来报答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人民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附：《我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我叫庄则栋，在文革后期犯了严重的错误，被隔离审查4年。在中央的关怀下，1980年10月解除监护，同年10月上旬去山西，在山西工作2年多。回京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教练工作。1985年 2月和鲍蕙荞离婚，1985年夏，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相遇，她是我10余年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父亲为中国的建设1962年病逝在兰州。1967年，母亲领着她们兄妹6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日本。从1978年起，她常驻中国，在日本伊藤万公司任职，她热爱中国，她同情我、鼓励我，后来我们相爱了，到目前我们相爱1年半了，我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但我们真挚的相爱着，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今年我已47岁了，佐佐木敦子43岁（未婚），时间催人老，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来华定居和我完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她完全符合条件，请领导上批准，允许我们组织个家庭。（1987年春）

　　佐佐木敦子随后也给邓小平同志及大使馆写了申请信，最后终于我们的申请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准，这段婚姻才终于修成正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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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就体会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