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如何打通乡愁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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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这是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说过的话。春运伊始，当对故乡的所有愁绪，都凝结到那张窄窄的车票中时，无数远离故土、在城市奔突流浪的人们，他们的精神出路，便只剩下“回家”。
    是的，回家，就在此刻。也只有在万家团圆的新春，回到故乡，才能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对许多远离故乡的人来说，“回家”这样的字眼，往往能熨帖无数身体与内心流浪者的心灵，但这种“回家”的温暖，有时往往又显得太过奢侈。“回不去了”，不仅是那些故乡沦陷者的概叹，更是欲回故乡而不可得的人们，心酸无奈的内心表达。

    就在前几日，《温州都市报》就刊登了一个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黄庆红在温州打工多年，今年春运实行实名购票制以后，他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黄庆红却称，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每年春运，排队买票，对我们农民工是折魔（磨）。今年我们想要这个样的折魔（磨），也没有了”。
     读这样一封渴望回家的信，是让人心酸的事。“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不仅是信中黄庆红对女儿的深切想念，更是乡愁郁积之下，却只能概叹“回不去了”的无奈落寞。“春运时，乡愁是一枚窄窄的车票，我在这头，故乡在那头”，正是在这种乡愁的召唤下，“火车票实名制”在公众千呼万唤之下始出来，但落地到现实中，“一票难求”的困境却依然是无法改变的春运真实格局。
   黄庆红的问题，代表着火车票实名制施行之后，农民工普遍面临的购票问题。实名制购票之后，网络与电话购票成为一种必要的购票方式，但囿于知识结构与技术条件局限，农民工往往无法通畅地使用上述手段购票，而当他们试图通过售票窗口购票时，却发现票已经通过网络等多种渠道卖完了。不仅如此，网络及电话购票本身，也在现实操作中存在诸如问题，比如网上售票系统登录难、网站网速慢、购票时间长、余票不能查询、票没订上，钱却被银行扣走了、网站没票，但是代售点却有票等。
    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实行购票实名制成效不彰，而是在实名制初次试水的春运大考之年，公共交通部门如何通过更完善的细节服务，打通人们的回乡之路，依然考验着铁路部门的智慧与耐心。毋庸置疑，实名制实行之后，黄牛党很大程度上得到抑制，人们普遍怨声载道的购票公平问题，通过这种模式得到改善。但公平与效率却也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我们通过实名制获得了购票的公平时，却发现在购票效率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网络、电话购票依然不够顺畅便捷，比如如何保障那些无法通过网络、电话买票的人群的购票权利。这些实名制带出的新问题，就需要公共交通部门用细节服务打通关节，让购票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当然，“一票难求”最根本的肇始，依然还是供需矛盾——铁路运力无法运输当下乘坐火车的人群。而供需的巨大落差，显然不仅是简单增加铁路运力那么简单的问题，还更需要铁路系统各个区域之间，乃至公路、水路、航空等各个交通领域之间相互协调均衡，使公共交通资源得到最大最合理的配置。如此，才能让置身乡愁中的人们，找到通往故乡的路途，快速尊严地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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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