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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胡适的踪迹———写在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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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3 15:26: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扬
●对于胡适与自由主义思想关系的研究,应该根据一些新史料的发现,作进一步的理清和分析。
  ●大陆学者欧阳哲生在论著中曾展示过胡适博士学位的注册原件复印,但并不能排除其中还有很多的疑点。
  ●在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感到主义之争的硝烟并没有从中国学术研究的园地消散,以主义为口号站队、布阵的积习在很多研究者身上依然挥之不去。胡适作为一代大家,力求排除偏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在他自己身上,有时也是难以免俗,这是容忍之中最难以察觉的不容忍。
  今年12月17日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海峡两岸先后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从网上介绍的会议情况看,参会人员不少,但议题颇为集中,大都探讨胡适与自由主义思想之关系。这一议题不算新,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会议有新见的论文不多,这样的纪念不知道胡适之先生地下有知,是悲还是喜。记得去年去台湾大学客座,在台大的图书馆让我最感诧异的事,是跑遍了图书馆,竟然没有见到有大陆版的《胡适全集》收藏。虽然这套《胡适全集》存在材料缺失问题,但毕竟是迄今为止胡适论著的集大成者。问了图书管理员,一问三不知,好像不知道胡适是谁。好在我自己已经购有一套在家,但觉得台湾是胡适先生叶落归根之处,台大又是台湾的最高学府,情理之中《胡适全集》应该在台大落户。
  很多胡适研究者都知道胡适生前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落到胡适研究上,还是忍不住要“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案例之一,便是自由主义与胡适的思想关系无意间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自由主义当然是胡适思想的看家本领,但胡适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阐释,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也只是停留在“自由”、“民主”等最基本的口号层面,对其学理的深入领会,还是存有很多局限。那么,胡适研究中,对于胡适与自由主义思想理念形成历史的探讨,这些年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恕我直言,改革开放以来数千篇胡适研究学术论文的发表,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所论述的观点和运用的史料基本一致,1950年代“批胡”是反着说,而后来是正着说,好像自由主义与胡适的议题就此已成定局。我的感觉,胡适与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地方值得进一步思考。毫无疑问,胡适是在留美期间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这种熏陶大都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胡适在留美时期表现出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与很多书斋型的留学生相比,他更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至今为止,我们无缘见到哥伦比亚大学存档的胡适学籍档案,但包括他的诤友梅光迪等一度质疑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实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留美学生印象中的少年胡适形象。大陆学者欧阳哲生在论著中曾展示过胡适博士学位的注册原件复印,但并不能排除其中还有很多的疑点。胡适从1915年9月21日抵达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攻读博士学位,到1917年5月22日完成博士答辩,从头到尾,用了不到22个月的时间,如此速成博士,在中国留美学生史上堪称奇迹。所以,唐德刚称胡适是“天才”,一般的中国学生难以创造这样的奇迹。相比之下,与胡适同时期在美留学的赵元任等,算得上是天才人物了,但与胡适的速成博士之神速相比,还是自叹不如,至于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留学的梅光迪、吴宓以及后来的梁实秋等,虽也是天才人物,但都没有像胡适那样幸运,他们都没有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梁实秋只得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到那里寻求学位。当然,在理论上,研究者可以推测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欧美自由主义的理论著作,但从胡适留学日记以及保留在哈佛档案馆的一批胡适留学期间的未刊书信的情况看,胡适花费在听课和图书馆中阅读的时间,远远不及他花费在社交和演讲等活动上的时间。因此,对于胡适与自由主义思想关系的研究,应该根据一些新史料的发现,作进一步的理清和分析。
  在胡适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论述中,从未有论述者论及胡适与霍金(W.E.Hocking)的关系。有关霍金与中国现代学人的往来关系,我曾在《哈佛所见霍金文档中与中国学人相关的几条材料》中曾有所论及。其中胡适与霍金两人是毕生的挚友,从1920年代一直到胡适逝世,往来书信数十封。霍金与胡适往来史料的重要性,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学术研究中的多面性。众所周知,梅光迪、吴宓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都留学哈佛,并且师从白璧德。胡适对白璧德没有好的评价。霍金是与白璧德同时代的哈佛名教授,只不过一个在比较文学系,一个在哲学系。就学术倾向和价值观而言,这两位哈佛教授有很接近的地方。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胡适对霍金十分尊敬,1920年代后期,胡适亲赴哈佛大学向霍金教授问学,顺便还拜访了在哈佛教书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但此时白璧德也在哈佛,并且白璧德家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偏偏胡适未去拜见白璧德教授。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白璧德身上,而在于胡适有些感情用事。因为梅光迪、吴宓等人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想当然地认为白璧德一定也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但胡适如果能够主动拜见白璧德,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机会,不知道胡适的思想会不会有意外的收获,就像梁实秋听了白璧德一学期课后,由原来的反对者转变为热诚的拥护者一样,毕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之间是没有太深的隔阂。与其说白璧德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胡适能够从霍金那里接受思想滋养,为什么就不能从白璧德那里获得思想滋养呢?从思想源流看,霍金在思想观念上,与白璧德基本一致,带有浓厚的哈佛学派的宗教哲学意味,推崇人文价值,反对科学主义。
  在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感到主义之争的硝烟并没有从中国学术研究的园地消散,以主义为口号站队、布阵的积习在很多研究者身上依然挥之不去。胡适作为一代大家,力求排除偏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在他自己身上,有时也是难以免俗,这是容忍之中最难以察觉的不容忍。就如自由主义之于今天的胡适研究的话题一样,外部很热烈,但实质性的研究进展却不多。
http://dszb.whdszb.com/whdszb/html/2011-12/23/content_119287.htm
    这些年,我们防佛对胡适先生多了点认识。其实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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