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我的创作变态

bulunuo

张大春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大家久等了，前一阵子定下今天这场活动的时候，小武给我发短信说能不能做今天活动的主持，我们今天的嘉宾真的不需要主持，大春老师自己就是非常棒的专家，同时也是这么棒的说书人和采访人，我就说我来就是当道具的，然后小武说，不，你是很重要的，他在很重要的后面少说两个字，就是很重要的道具，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能占一个比较好的位子，然后可以认认真真听一听我们重量级的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老师的讲座，今天的题目就是“我的创作变态”。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因为大春老师刚刚出版了《城邦暴力团》，特别棒的小说，我还没看完，昨天听大春老师说，这部书慢慢看吧，所以我是在慢慢地看，心里还长舒了一口气，那我现在就把话筒交给大春老师。

　　张大春：欢迎大家来到单向街，非常谢谢各位能够赏光。我还有老朋友苗洪坐在后面，谢谢你那么远能来，还有世纪文景我的老板施宏俊，还有一个要介绍的老朋友，有个帅哥藤原琉璃君，他是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的，我的执行编辑，沈宇，跟大家认识一下。因为他实在太帅了，不能给湮没了。

　　题目就叫做“我的创作变态”，如果有一天我有资格写一本《我的变态创作》的话，我就发了。首先要解释一下题目，到底这个题目怎么回事，在此之前还是要向各位道歉，我这几天活动行程很满，所以我的嗓子已经不能自由灵活的应用，待会可能会出声有问题，我先向各位道歉。

　　首先这个题目跟色情没有关系的，也跟不同寻常的恶劣的性癖好没有关系，它主要的内容是想同各位解释或者爆料说明我在大约从三十七八岁，到现在即将五十四岁，有快二十多年的历程里面，所经历的比较大的曲折和变化。它一点都不大，可是对我个人而言，是关键性的。在过去我的阅读或者是经验见闻里面，也不太有作家愿意发掘这一点，或者透露这一点，多半的时候是当作家体会到自己有改变的时候，这个改变已经形成很久了，大家懒得说了，更多的时间是要创作。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不大可能写一篇文章叫《我的创作变态》，我把它当一段话来说，仔细整理以后，我觉得有一些小的细节，可能会跟当前人们所关心的教养，或者是文化教育，或者是个人对于中国或者古代汉语的某些知识有所关联，这也算做一个公开的报告，首先要从刚刚出版的这本《城邦暴力团》里说起，因为这毕竟是《城邦暴力团》新书发表的一个活动环节。

　　这本书网上已经有意见了，好象我的编辑已经告诉我了，说有人认为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说，在小说开篇的第一回、第二回大概就出现了一些古诗，出现了一些字谜。出现了《菩萨蛮》这样的词，而且这些词好象充满了玄机，很可能会挑战读者对于古代汉语知识的某些门槛，说门槛不够就不能看。在这一点，我要先澄清，我从来没有要修理或者是要为难我的读者，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没有这个动机，可是会产生这个结果，可能是我的文笔不够好，不够练达或者是不够流畅。

　　回头来说，还是要解释一下，在《城邦暴力团》的开头会有一群老人，非常神秘的，而且各怀功夫，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怀绝技地去展现大概是50年代，也就是西元的1960年代以后，对于他们看重的年轻的小孩，能够继承衣钵，而去天涯亡命，一方面在亡命之中，一方面又去追捕这个小孩，要收这个孩子做徒弟，来传承他们的绝艺。这里面有一个迫切的感受，如果站在一个可以说丧失了童年，丧失了青春期，甚至丧失了整个正常成长历程的孩子的角度，当然要不断地逃亡，不断地离开这些恶魔，可是这六个老头，好象又肩负着无比伟大的神圣的使命和任务，要迫不及待地把他们身上的绝技传授给这个孩子，如果用政治正确性来说，或者是正当性来说，好象老人们也不见得有错，或者说不见得没有道理。就在一授一收，授收之前，而且是隔了一代，甚至可以说是从祖到孙的这样一个辈分的传承，显示了好像是作者本人，对于某些可能即将失传事物的焦虑，那么到底是哪一些事物呢？

　　我在写这部作品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98年到2003年，在这段期间，我并不完全知道。也就是说，书都已经不但一面在写，一面我在电台上说，早上写，下午说，同时晚上还在修改，在补充，在查找，就这么全天候地跟这个书泡着的时候，我始终没有放弃让这个孩子展开一个逃亡，而让这个逃亡不曾真正展开，如果这个逃亡真正展开，在我预先的构想里面，这几个老人逐渐地要一个一个死去了，但是在《城邦暴力团》，这58万字的书里面，我并没有处理我刚才提到的这点，我让一个孩子从5楼窗口跳下来，书结束也就结束他在朝竹林深处跑去没有了踪影。

　　好了，留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写作者在历经这58万字的追逐逃亡之后，到底他留下了什么痕迹？就是我自己。我留下的大概就是就是开始反省，我认为这个世界逐渐在消钝了，在消失掉了宝贵价值，已经建立建构这些价值的文化基因，这就要把话拉回到《城邦暴力团》开始书写之前，我是在1998年开始写的，大约是1990年代初期，甚至恐怕到89年，在7、8月的时候，我有一点想不自觉的，有一天我正好碰到了我的一个在学校里面被我教过的学生，在路上碰到的，那时候大概是放暑假的时间，这个学生也早就毕业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有一点恍惚，好象他应该是上学的，而我应该是上课的，事实上没有课在暑假，我就跟他打招呼说，怎么没有上课，他就笑了笑说放假，接着他就说老师很喜欢上课，有点批评我好象太喜欢上课，我当时跟学生就开始开起玩笑来，他忽然想起来什么事，说对了，我们之前不久在上傅试中老师的课，他上课随口就念了一首你当年写的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我一下不记得，我说什么诗？那个学生还当场背了两句，大致那个诗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嘲笑，也就是做诗的我嘲笑孟浩然，因为孟浩然有两句古律，“欲济无舟楫”，就是想要渡河可是没有船没有桨，后面一句我忘了，就是他想要预计要过河，可是过河没有船，事实上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当不了官，当然孟浩然我们也知道，留下在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可笑的典故，他把诗集献给当时的皇帝，皇帝一翻当中有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皇帝就把这个诗扔了说，说朕何尝弃汝，就是你不才你就不才，你怎么说明主抛弃你呀，本来是想撒娇，结果被踹一跤，孟浩然很丢人的，他讲到这个，我说我是有一首嘲笑孟浩然的诗，我就又开始给那个学生当老师，我说孟浩然实在值得嘲讽，我说你看李白写的“我爱孟夫子”，那都是嘲弄他的诗，那个学生还跟我辩论半天，我想到这四句诗的时候，我也吓一跳，我就问他这个傅老师是顺口抄在黑板上，他说对，他连稿子都没有看，他说你那首诗他会背，是在1976年左右，我上傅试中老师的诗选，因为傅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老辅大毕业的，一口漂亮的京片子，每上课就坐在那儿，滔滔不绝，讲一段写一段黑板，三黑板写满，正好下课，不参考任何书籍，那时候考试，考试我就要写我自己的事，付老师他知道我会作弊，怎么会知道呢？我一写写两首，包括我们班上其他男生再写两首，写完小纸条递过去，我经常干这个事，当然我也经常会被抓到，但是傅老师也原谅我，不揭发我，我是非常感激他的。

　　就在我碰到学生之后不久，我觉得傅老师都还记得我二十年前写的诗，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我看我自己还能不能写，我就自己开始练习着，回头找到格律，听听这个，听听那个，重新打谱子，就像小学生一样，像开门的学生一样，就在每天写一点，写一点，我发觉有意思，可以变成习惯，那时候我没有用电脑，好象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反正总之是与世无关，我就每天拿一个稿子，一门心思写好，有时候写七绝、有时候写五绝，有时候写七律，有时候写五律，反正是40个字到56个字，把近体的律绝我练了大概有一千首，一天三首到六首，早上写三首，有时候早上写四首，晚上睡觉写两首，差不多写了有将近1000首之后，这个时间过得很长，为什么我知道有1000首，稿纸一叠就知道了，随时拿来看很得意，几年以后，大概到了2000年左右，我自己开始琢磨用电脑了，还是不怎么会上网，也没有上网的东西，但是有意思的是，我可以把我手写的变成电脑的，我就开始改，一开始叫抄，把手写的抄到电脑上存档，我觉得实质就出来了，自己感觉很陶醉的，当时写作多得意啊，怎么现在看着不对劲呢，格律是工整，但是用词生硬，或者古板陈腐，读起来也不响，虽然是有合于平仄，但是总觉得不响亮，这样不行，好吧，再改，一首一首改，我忘了我改了几首，也许不到十首，甚至也只有五六首，我沉不住气了，我就把一叠诗拿起来，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拿起来找了一个铁脸盆，我就给烧了，我有那工夫改你，我另外写六首也好是吧，我就先抓一叠烧掉，烧掉以后心疼，之后数一数差不多还有五六百张，很感慨，明明我写的好的不得了的诗，回头两礼拜以后再看，或者两年以后再看，就不成样子了。诗看当下好，可是过两天越琢磨不对，干脆我把写诗这个事，我每天起床就写几首，写完我也不看了，一叠一叠就留在那儿，后来有一天终于有用了，我们家两条大狗，到处拉屎，我就拿了写的诗就卷狗大便，卷了以后再丢在一包大的塑料袋里面，因为我的手不能捡，我发现我写过不满意的诗，拿狗屎扔进塑料袋，回归大地，缺憾还诸天地，相当完美的一个过程，这段时间过了相当长，甚至到2007年大概我还烧过一次，那一次更有意思了，我写诗怎么写？因为我该填词，填词有时候是平仄都通，可是有时候平仄不能互用，起码压仄的字不能压平，一般来说不能通压，怎么办呢？我就先用毛笔，反正是练书法，上面铺一张白纸，把原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的帖，按照它的平仄，按照它的用字，等于合他一个，当然也是好东西了，起码表达的意思可以了。填完了，字也练了，通常一天就练两张，我自己也很得意，我可以和苏东坡，恨不早生一千年，与苏黄相同咏，可是久了以后，一叠毛笔字就放在那里，还是拿去捡狗大便，因为好捡，一把抓起来一大坨，这个过程对我来说，一旦决定这样做了，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看得好，两个礼拜就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很变态的事我知道，可是这是另外一种我觉得，从渐进意义上来讲，这个变态使我觉得我好象体会了一个东西，中国古代的诗人，特别我是指，不管他其他的身份是宰相，是史官，是节度使，或者是一个风尘俗吏，只要他写诗，而且还很有幸的能够在，比如前唐诗，前宋诗，里面留下一点点痕迹，哪怕是一首两首我们都简单的称他为诗人，这些诗人他们在写作的历程里面，有的可能写几千首，有的一生，有的一生很短，可能只写了几百首，目前陶渊明留下来的就100首，清代最伟大的词人，除了陈维崧、朱彝尊，第三个我认为其实在格调和姓名上，都远远超过陈维崧、朱彝尊的纳兰性德，也叫纳兰容若或者是成容若，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他留下来的《饮水词》，原先还不叫这个名字，后来改，集的比较多一点，大概就是两百卷，中间还有一些他自己发明的词牌，这个就不说了，填前人的词牌很多。以纳兰之才，他所写的这些作品，也就是那么寥寥两百首，甚至在同治、光绪、宣统诗坛之上还有几位大佬，彼此之间就曾经这样说过，说诗的流传，代不束人，人不束手，就是这一代的人留不下来几个人，每个人也留不下几首，所以所谓的流传，或者是传之于后世风雨名山之夜，经馈十世之书，这种概念只是在鼓励那些在当世没有受到重视或者是没有受到青睐，没有受到褒扬的作者，让他们把整个创作的希望以及知音的求索，话诸于未来，那我们不必普遍的去打击这种渴望，可是我个人却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认为作品不能流传，或者拿来包狗屎，或者是可以出一个诗集，这是差不多的事情，顶多是再过多少年，有人说有一个句子不错。

　　比如说我记得我的老师高阳，就是六个老人影射的几个人之一，高阳曾经在生前写过两句话，说“不为无意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就是不做那个没用的事情，怎么去排遣我很短暂的生命呢？这个话不是高阳说的，是清朝一个落第的举子项莲生，是他的两句很有名的话，当时这两句话一传出来，所有的人都跟着仿效，他代表着一种生活品位，甚至性灵，这位老兄的话，现在在网上都找不着，你用手机、谷歌搜项莲生，会出现这几个字，妙的是高阳这两句话后来被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弟子之一，叫(董谋成)，他在北京很有名，写了一篇(追道文)，文情并茂，他在(追道文)里面写，“不为无义之士，何以遣有生之涯”，后来我碰到(谋成)我说你可能写错了，这两句话应该是“有涯之生”，“有生之涯”是我们平常说话有生之涯我要报答你，原先的话不是这样，可是(董谋成)却坚持，他说高阳亲口这样说的，而且他也写过文章，用的是“有生之涯”，我不能擅改他的原文，(董谋成)是不是说的正确，或者高阳有没有这样的文章，我不知道，我无从考证，可是这么明确的错误，即使不是(董谋成)犯的，而是我的老师高阳他犯的，他也表示高阳对于情味的掌握到了，可是仍然传递留下来一个错误的信息，这个信息你说我们要不要讲究，今姑且不论，对我而言，那个精神，不为无意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非常清楚，像烙印一样刻在脑子里，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对社会，对大众，或者对世界有使命感和有贡献的事，我这样说好象非常颓唐和消极，而且好象非常违反主流价值，甚至是反中华文化，我感觉上是。中华文化到处鼓励我们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要追求高尚，崇高的价值，我正好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恰恰觉得在不变态，正常的社会里，不论是旧时代的封建帝国，后来的民国，以及现在当前，我观察到的公共力量，或者整个的我们社会的期待，是要让中国人以有为的姿态崛起与这个世界之上，这个有为后面出现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现行在西方世界上千年或者数百年的学院教育和学院制度，但是我回头想，在光绪三十年废科举以前，中国没有大学的，没有西式学院制度的，六年、三年、三年、四年，好象当时是六年，有的是五年，他们是四年，中学是六年，就是差不多十六年的教育，一贯的教育所要培养出来的人，当然希望人人都是精英、都是豪杰，所以这套教育不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也都很充分的接受了西方教育体制所示范的这些内容，我们有分课，我们有生等，教授有生等，学生也一样，小学要进好初中，好初中完了进好高中，好高中完了进好大学，能够进研究所的绝对比不能够进研究所的再高级一点或者聪明一点，能够进博士班的当然就是古代的进士了，总会还参照那个指标，以有为之生去从事对自己的教养，或者把自己教养的跟所有的人里面渴望中的那个理想指标一模一样，于是，在这样的教育目标和制度之下，人都正常了，不变态了，都有为了，而且都有目的的去选择他的手段。

　　倒过来想，我在台湾的感受也是一样，我的朋友叫杨照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政论家，也是写小说的一个学者，他有一天到我们家，因为他女儿和我女儿是学钢琴的朋友，两个小孩，从三四岁就每个礼拜见面开音乐会，这个杨照有一天跟我感慨他的母校，他的母校比我辉煌，我的是辅仁大学，他是台湾大学，级别差很多的。他写文章可以说我从哈佛回来已经四年来，我只能说我从赫逊河畔回来已经四年了，杨照到我们家有一个感慨，他说台大的学生我们姑且比拟成北大的学生，当然是北大最优秀，他说台大的学生现在很特点，怎么说呢？每个人都一样，那些野的、疲的、混的、有个性的，统统没有了，大家都一样，往下看建国中学也是台北最好的第一志愿的中学，他说建中的学生都一个样，白白嫩嫩的，家世很好，父母都上班，都有钱，而且都是高等教育，有一半都是教授，他们都进建中了，接着肯定鬼迷台大了，当然那个话我有一些抗议，你是第一志愿出来的，当然我心里会不能酸，可是杨照感慨非常具体，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教育机器制造出来的学生不是坏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是顶尖的学生，这些顶尖的学生再经过一番淘炼，经过一番锻铸，变成更高等学府里面的一群好学生，可是他却单一化了，同质化了，疲的没有了，野的没有了，土的没有了，质朴的还带着点拙气的没有了，人好象在教育过程里面，大家都好正常，好健康。回头来看，我刚刚本来在前面讲到我写诗，写诗也是一样，正常的人不会写诗的。有点不正常的人就开始也现代诗了，这些人拿着筛子筛一筛，漏下来的就是也古诗的，台湾有几个勉强支撑的写诗网站，包括一些大的庙宇在节庆或者是仪式举办击钵吟诗会，到时间击一个钵，你就停下来不许写了，写好就可以交卷了，写得最好的评审，评审好了有奖金，叫击钵大会，甚至台湾还有击钵一派的诗人，这些诗人写诗特别快，十五分钟可以写两首七言八句，而且他们感觉到这种诗都有风味和公式，感慨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对上的句子、副词怎么通用成动词，前面的都很巧妙，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正常的，建中跟台大差不多的，我们有一套竞争，我们就会有一套竞争所的得来的荣誉，我们有了这套荣誉，我们当然有了由于竞争不能够成功而来的屈辱，那么这种层层叠叠，一关附一关的竞争，居然主宰着海峡两岸所有18岁以下的年轻心灵，我从来不想要谈复杂的政治的问题，我对教育就始终纳闷，我们怎么会那么容易的不断的从百年来的错路以后，到了民国初年，民前几年，到了民后就开始大规模的，大量的，急速的接受西方学院制度所建立起来的西式教育体制，而且几乎反省，几乎不改变，几乎不进步了，甚至我们还能够玩出一套很奇特的游戏，这是我顺便提到的。多讲两分钟。

　　我在来之前，大概一个月在台北，我的博客有一个学生问我，我在某某学校上文化创意产业学分学程，请注意，不是学系，是学分学程，就是给予学分，那算是文凭吗？随你说吧，是学校办的，那么学校找谁来呢，找某某企业的董事长、某某企业的总经理，某某企业的CEO，或者某某业界很会营销的沟通高手，来教这些选课的学生什么呢？怎么样把文化创意产品卖出去，或者是怎么样去整合不同的资源，利用递案子的方式去向国家申请资源，向政府申请补助，这是一种。或者如何做广告，或者如何结合不同的业绩，上中下游，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活动。统统是那些企管，或者是行销，或者是广告，新闻、媒体，统统是其他学系东边补一点，西边凑一点，接着呢学校再拿这个学分学成授予一些非正式的学位给这些修学分的学生，等于是把教授、副教授，或者类似于名誉教授的这些名气，交换的，贸易似的，给这些业界的大老板，大老板要么是捐钱，要么是力挺这些学校的某一些模块，总而言之，这个学院把名气用一种交换贸易的方式，来和明明不应该，或者不必要出现的一个学科、学成、学分来做交换，孩子们在学校，后来有一个学生就写，说我在这里上的，我实在得不到什么，我请你看一看。我一看那根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当时我写了几句话，我没写多，就几句，我说台湾搞文创产业的统统是骗子，而且我认为我自己是搞创作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文化创意产业，什么叫文创，你该做经济人的就做经济人，你该组织工会的你就组织工会，国家该补助，你就好好补助，没有跟你扯这些东西的，凭空生出一个文化创意产业，这件事情看起来跟我无关，这是在人力过剩的状态下，没有得到妥善的教养，只好大的骗小的，小的不敢吭气，他只能说我上了三年四年课，我受骗，咬咬牙忍住，加入这个诈骗集团，再去教别的小朋友来加入这个课程，这套东西不就是一个恶性竞争吗，就是一个体制不良的教育环境里面，大家只看到了那个荣誉，看到的学位，看到了名气，看到了那些所有外泄的虚荣，当然也包括其中的利益，回头过来，任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变成同质性极高的一群看起来是好学生，可是事实上没有社会适应能力，没有抗压能力，没有面对挫折的能力，甚至没有面对不鼓励他的能力，当然这个话我可能说得很激动，但是他也正是我逐渐变态的原因之一。

　　在2005年，我的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举家从桃园离台北三四十公里的地方迁居到台北的一个边缘，2005年我到台北，孩子就念我曾经念的那个小学，是一个天主教小学，上学第一天开始，我就想办法把小兄妹俩，因为妹妹还在读中班，这小兄妹俩我就每天带着读读课文，认认字，正好那时候台湾有一个报纸还没有倒掉，叫《民生报》，有一个编辑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请我写专栏，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他就说你给我写一点你的家庭生活，我说这个不能，他说你写一点你跟孩子，我突然想到可以跟孩子有故事，比如教孩子认字，我至少有一个礼拜可以教孩子认一个字，我就一路写下来，差不多写到满50个字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就在台北出的《认得几个字》这本书，然后跳了两年2009年这本书又在世纪文景出版，收了整体的89个字，我本来想写到100个，可是到了89个字的时候，这两个孩子一个字都不问我了，不但不问我，我有时候开玩笑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字，她说我自己查字典就可以了，我女儿就认为我讲太多，我儿子就是查字典，他们已经完全体制化了，正常了，不要听我这样变态的人讲，我是不停的在塞东西，可是我也不管你消化如何，我尽可能的用浅白的语言告诉你，讲透以后你记得最好不要忘掉，过了很久的时间以后，到底他们能接受多少，能记得多少，能消化多少，能运用多少，我一概不管，如果我要去管的话，我就变成考试了，我就变成去提供一个标准去检验他，没什么好检验的，你忘了就忘了，起码我讲的我记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发觉孩子可能不必要从小背唐诗三百首，或者宋词一百首，不见得需要，为什么呢？他背了他就忘了，常常有人说小孩记忆好，多让他背一点，不，从前的孩子可能这样，因为他就那些东西，四书五经，顶多四书里面的一部分，古文观止，或者是唐诗跟宋词来一点，整个看起来就通透了，他大概念3到6年的书，哪怕是私塾，早上读正书，晚上读闲书，早上读硬的，晚上读软的，稀里糊涂六七年下来，他们的程度都可以教大学了，可是我们不是民国或者民前后的人物，我们今天的小孩如果你让他在政客之外，国文、数学、音乐、自然、社会，我们是这样分的，顺便再读经，背他一百首词，现在台湾很流行这个，让小孩读庄子，我不是反对这件事情，你爱背什么背什么，你家孩子你就背，折磨他们，会忘掉，为什么他会忘呢？因为他现在世界里的资讯太多了，他还要记得热火队的3A是谁，他还要记得洋基队的投手，谁谁谁这一季的防御率是多少，他还要记得在上海举行的大赛谁是第一名，现在的很多种在生活里的资讯，孩子宁可在私下利用自己的时间，很高兴的去搜集，去掌握，去传递，跟这类都会占用他原先你你以为他有效率背诵的那个脑子，你再逼他背这么多东西，那他就更木了。回头来看，我的变态做法，几乎到后来是不闻不问，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有一天我的儿子小学刚刚六年级的时候，弄了一首诗回来，说老师叫背，我说是什么诗，拿来看看，他说我背不得，我冷汗就从上往下流，是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写的是什么呢？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最后是“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说你们老师为什么让你们背这个，他说这是国文补充教材，我说这是李商隐写的，他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他写给谁的吗，我说这是他跟小姨子通奸的事，他说什么是通奸，我说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我就第一先说通奸，再一句一句解释这个诗，再把李商隐跟他小姨子的过程讲一遍，我说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说会背了吗，他想一想，说会了，我说不必特别背，以后到你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想起来了。第二天放学回来，我都忘了这个事了，他说爸，我说怎么样，今天上课老师讲，他讲错了，他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他说这两句写的都是指李商隐，我跟他说不对，我说你举手了，他说对，他说这两句“晓镜但愁云鬓改”，指的是小姨子，“夜吟应觉月光寒”指的是李商隐，他说这是你昨天说的，我说没错，我说你还说什么，他说我从头到尾给老师解释了一遍，我说你们老师没说别的，他说没有，原来的老师都没说，我说你说了以后呢，老师说下礼拜张容你还是继续说，我听了腿发抖，因为现在很多野兽家长，会把我当变态来看，你这样想，那个野兽家长会不会到学校说，那个六年二班的张容他的爸爸在学校里面传递不应该有的性知识，一定的，随便哪一个告我一定是臭名远扬，可是我的教育是这样的，你要让他接触，你就给他接触通透，你不要二吊子，今天遮一点，明天遮一点，后天掩一点，我的想法就是你让他通透的了解之后，他才可能面对这个讯息，来判断他属于哪一个知识系统，也许“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这样的两句诗，它并不见得只属于偷情的系统，它有可能属于一种相思的系统，这就很美了，可能你就不能隔离了相思，就说这就是相思没别的，他干吗相思他小姨子呢？他如果不想小姨子是谁呢？要是他老婆，为什么他要这样相思呢？所以你要说透，要让孩子心服口服，你就要把所有的告诉他，这叫维基解密，所有的给他，不然你就小心的办，你看用什么样的知识系统维护，那我认为我们所有大人小孩都想不同，我们现在所有提供的知识，看起来很有用，但是在他的角落里面，总藏着一些这个还不能暂时告诉他，总藏着一点，你不讲，等到他有一天发现了他会觉得是骗局，比那个文化创意产业还要严重，我个人在写这几个字的过程里面，经常面对的处境是孩子的“一言九顶”，怎么讲他都顶回来，我特别不认为这是我家庭教育的失败，我认为这是整个同才伦理建立的一种优越感，孩子们现在越来越做的建立这种同才团体的优越感，而且不但越来越早，而且越来越抗争化，很明显，更加的直接面对家长和老师，起严重的冲突。如果这个家长和老师在学校里面，不管在学校还是家庭，不能够想尽办法让这个孩子的状态更加显露，更加暴露，就像面对敌军一样，拔枪快，转枪要慢，隐藏自己的位置，如果没有那样犀利的能力，通常我们都会情绪失控，可能先揍一顿，或者先吼一顿，我也常常如此，在这样的环节底下，我们基本上没办法谈公正和理性的教育，从情绪上我们先不谈，我们今天讲的是变态。

bulunuo

张大春：回头再看，在我写这几个字里面，起码教养了我自己一件事情？什么呢？凡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是告诉你说一个字读什么，写做什么，不要写错，笔顺是什么，那就完了，不！甚至还让孩子在翻看字典以后，认识这个字的解释，而提供他为什么是这个解释，他知道是属于哪一个部首，就告诉他这个部首是属于哪一个分类概念之下的部首，有些部首是根据功能而产生的分离概念，有些部首是根据才智所产生的分离概念，不同的分离概念也代表了不同知识系统的形成，所以教孩子认字，《认得几个字》的这本书，我总希望能被一代一代的人理解和应用，这是很变态的事，为什么？一个作家应该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写一个长篇的，怎么写一个字啊？这是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说，从《城邦暴力团》所树立起来的那个隐喻，六个老人追赶一个小孩，不停的希望他接受有价值的教育，这个过程到后来果然在我的人生当中实践，我追着我的孩子，这个部首有意思，你看一横一直再一横，国音符合“F”，你们没有读过，这个字一横一直，下面是弯的，后面带个小尾巴，看起来好象是缺了一边的方形，但是事实上它不念方，我刚才写第二个字一横一直弯弯的勾横下来，尾巴上稍微降落一点，这个字念喜，它的意思也不是方。所有跟区域有关的字，像医生的医，或者区域的区，后面的部首，只是是像方的，去掉一边的方字部，统统都是跟盛东西的器具有关，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教了很久我那个孩子，是她先发现的这两个部首不一样，那个女孩小的，我就告诉她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讲了一大堆，讲完以后她说这看起来还是一样。我说不一样，人家要问你是哪个部首，万一考试下来了，她说我们考试不会考这个，那时候才一年级，开始学查部首，你就了解了，别说下一代的年轻人如何如何，我们这一代曾经当年也是常常说这个考试不会考，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考试不会考，曾经是常年以来盘踞在我们心头的一个潜意识的魔咒的时候，那你难道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吗，难道你不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人吗，我很叹息，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想在台湾的联考，这边好象叫高考，现在我们不叫联考了，叫直考，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可是整体而言，在文化传播或者教育发展的非常有急迫性的当前，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机会从并不是那样主流的角度，不那么正常的角度回头看一看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再来说到《城邦暴力团》，《城邦暴力团》本身是一个很坚决的实践，一个字就是“逃”，当然它也包括了政府期待几百万的居民逃到一个小岛上，偏安一隅，也包括了怎么样成长中渴望同才，渴望亲人，渴望所有正常生活的这种思想和情感，在不断的挫折之中还要面对六个老人的追捕，当然我们还有一种“逃”，这个是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内容，但是我不想铺呈它，大家愿意发掘和发现的是大家自己，如果我作为自己说就非常无聊了，不能说的太明白，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在第三个层次上，我只说明这一点。

　　中国人一向有一个隐遁的传统，不问世事，看起来很消极的，有的人说你可以当领导天下，他说你不要说，我要洗耳朵。许由这样的人，他们所示范的典型，有人认为是消极的，有人认为是负面的，有人认为是不服责任的，有人认为是没有社会参与的责任感，不近这个义务的。可是恰恰是建立这个典型以及持续这个典型，甚至育养这个典型，才是我们今天从主流的价值追逐里面，稍稍缓一步，稍稍松一口气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更宁愿这本书能够带来一种没有目的的阅读，或者是没有功能的对于知识的追求和好奇，或者是上天入地，天马行空，好象比起这种世俗的名利追逐，比起权利攘夺，看起来好象有趣的多了。我总想利用这样的东西来刺激我的读者，做看起来称之为消极，或者是退让的一种思维，看起来不论是写旧诗，练书法，甚至我最近比较大量的时间花在写京剧上，好象一意孤行，向人越走越少的地方，人迹罕至之处，还吆喝，来，快来啊，一路之上有多少孤魂野鬼，当然只有古人会听到我呼喊的回声，但是偶尔总的在山林之中，荒郊野老屋中有二三宿星人，还能听到来培养，来商量，听到这样的呼唤。我只能说我非常变态，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大春老师，我觉得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好的教育课，而且我觉得他刚才这番演讲，其实好象他《城邦暴力团》的写法，开头是《城邦》，小孩要跳下去，刚开始他也是讲《城邦》，中间已经岔开了，然后讲了很多文化教养这些方面的问题，最后在结尾就像《城邦》里孙小六跳下去了，在结尾他也拉回到《城邦》里面的一些情节和状态里面，我个人是得有点像这个书，我有一个小问题，您刚才提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没有想到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写的时候对于即将失传的文化教养上面，只是一个下意识的状态。

　　张大春：我没有一点点明显的自觉是要干什么事，或者作品里面埋伏一个什么主题，或者唤起一个什么，写完之后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已经在那样做了。这就是动机之不可依靠，我也不这样推行结果论的说法，你最后做出什么东西，你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做的，不是这样，对于教养失落，或者教养紧缩的焦虑，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少，我父亲那一代总觉得我这一代又懒，又不会求知，我父亲的父亲那一代恐怕也是这样看我父亲的，我现在对我的孩子，或者对比我年轻二三十岁的人摇头叹气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路几代中国人都在那里摇头叹气的，我说这些话不是特别缺如，我记得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是关于严复的，严复大家都说他是伟大的翻译家，可是他是把自己当成了思想家来对待，翻译恰恰只是他的一个手段，他为什么要当思想家呢？要从他的翻译原则去看，他讲翻译有三个原则，现在大家都会背，“信、达、雅”，“信”就是忠于原著，“达”就是让接受翻译的人懂，“雅”是什么？你去网上去查，一百篇有一百篇人说“雅”就是美文、修饰，要让文章写得更好，完全不是。明明严复在他《天演论》翻译的“译例言”里面提到这个雅是要用两汉先秦以前之文来表述思想，当他介绍这些西方思想的时候，他认为最好的语言应该用非常古的文言文，他说近世之俗语就是白话文，近世之俗语是不能承载思想的，所以严复不但反这个民国，他还是一个反白话文，甚至因为反民国不成，只好反白话文，他把他毕生的精华孤注一掷的放在恢复雅言这个概念上，也就是说，中国要强盛一定要依靠西学，西学就要依靠翻译，翻译都是文言，起码他在文言上胡了一把，搬回一程，所以对于严复来讲，那个教养的东西，本来也不是他的东西，就是雅言也不是他的东西，所以比较后来干脆我提倡雅言，大家看他的翻译，都是尽量的用两汉以前的这种，这也是他自己原先并不特意要为之的。可是实事所趋，他也就变成了一个想要推行复古思想不成，而变成一个翻译家了，我想严复地下有知，已经在他的坟里面滚了三万六千滚了，很痛苦的事，谢谢！

　　主持人：他变成这种，是不是因为他在翻译上政治上不得志，比如他靠袁世凯，然后袁世凯后来也倒掉了。

　　张大春：不，他没有靠袁世凯，是筹安会六君子有他，但是他是被迫的，所以他写过一首诗，我记得用了叫“玉貌围城”，出自于《史记》，应该是《平原君列传》，里面讲在平原君面前，有一个秦国来的使者，一个是鲁仲连，面对的是一个魏国来的使者，要说服赵国的平原君去以秦为帝，侍奉秦国，所以鲁仲连义愤填膺，就展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就是五个回合，把那小子撂倒了，平原君就接受了鲁仲连的看法，至少暂时不以秦为帝，不侍奉秦国，那场辩论结束的时候，魏国的使者，就跟鲁仲连说，先生玉貌，长得很漂亮，“玉貌围城”的意思是说城都围在那儿了，可是在城中还有一个如玉的贤人，就是称赞他，所以用“玉貌围城”的典故就是说，严复自己并不想以袁世凯为帝的，但是他没办法，他是被迫的去做的，事实上有些资料，也证明他并不是要靠崇安会，也并没有借用袁世凯来解决帝制的问题。

　　主持人：抱歉我把话题扯远了，大春老师知识太丰富了，每回听他讲故事都觉得特别有趣味性，还有一个问题，回到教育本身，您也讲到可能我们每个上一代人，在看下一代人的时候，都会有看不到的地方，包括您提到的像张容、张宜，他们已经有一些同质化的状态在出现了，比如像《认得几个字》里面，您开始去跟他们说的时候，可能说第九十个字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了，他们说别说了，不想听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以前听天心老师讲过，海盟(朱天心、唐诺之女)也是这样的状态，您怎么看自己下一代小孩子他可能出现同质化的时候，就完全不去管他吗，继续让他这样。

　　张大春：同质化之所以会越来越强烈，有几个帮凶，第一个就是恶性竞争，升学主义的恶性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大家都要念同一种书，大家都要做同一种习题，都要用同一种窍门来反制刁钻古怪，舍下各种古怪来考他的考题。这是第一个。完全是制度形成的。

　　第二，我觉得是父母，我不知道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在台湾有一种很普遍的父母情态，孩子交多学校了，你们老师好好管一管，他老兄不管，他认为这是学校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配合吗，我进了你学校，不是你学校教育的事吗，回家再说吧，学校里面孩子的状况，没有经过学生的家长做一些比较积极的参与，尤其是中上学校，好象认为父母跟学校本来是分工，什么叫合作呢？就是你不管我，我不管你，这个非常奇怪，我觉得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父母都应该有一种类似义务式的或者合作的、轮流的，各自贡献自己专业的方式来参与学校的教养，那么学校的教育充实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每个学校每个班可能都会教出完全不一样的孩子，这是这群家长们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社会，跟他们实际的人生跟经验所发动的一种活性教育，我现在看至少台湾的教育没有这个魄力，或者没有这个眼光去，他恐怕还是要服侍既得利益的教育示范体系。

　　主持人：那我把话题权交给下面的朋友，谁有问题。

　　记者：张老师您好，您刚才讲了，对于一百年前中国全面的引进西方的那种学院教育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您有没有想到一些更好的出路，谢谢！

　　张大春：您讲的是学院的出路？

　　记者：中国教育的出路。

　　张大春：中国太大，我现在不敢说，我是以在台湾的经验来询问大家对于中国当前教育状态的问题，我知道恶性竞争和升学主义的这个事情也很清楚，也会有很强烈的一元化的倾向，主要是考试，我也只能从概念上来讲，我很难从实物上讲，我从实物上讲很可能归说的太多，或者不懂还要装懂，概念上来讲，活化的教育不应该只是口号，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实践的很趔趔趄趄的，走一步试一步，有的时候走三步退两步，简而言之，同化教育我的看法是，所有参与社区生活的人，和他们的子弟，不论是几岁，只要到成年以前，最好到成年以前，勉强的是高中以下，大概都需要学校的家长、老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共同设计，轮流透过自己的经验，或者透过自己的技巧、技术的展示，或者是透过自己的专业的素养来丰富孩子在这个很小的可能从学龄前一路到高中所有的教育，我们不是说国、英、数，社会自然和历史、地理，世界进步很快，那么我们的教程，我们的科目还只是这几个，还有我们参与教育的方式，怎么还跟三四十年前一模一样，除了电脑多一点，教室照明设备亮一点，我觉得没有任何看起来在理念上的进步，至于整体出路如何，请恕我没有办法答复，因为我不懂中国很多的事情，而且地方的差异会很大，我了解以后能发一点再说。

　　记者：谢谢老师演讲，刚才老师演讲我感觉到两个词，一个是城邦，一个是经营教育。

　　张大春：没感到暴力啊。

　　记者：谢谢您，我很受启发，我想问问您当您写每部作品的时候是怎样酝酿那个过程，比如有人写第一部小说，他写一部小说，有可能第一句写完之后会放在那儿好久，您是怎样酝酿这个过程呢？

　　张大春：写完第一句。

　　记者：先写第一句，他很有可能几年之后才会写这部小说。您是怎样酝酿这个过程呢？

　　张大春：我要写第一句放几年，我完全就忘了，我的脑子不好。不太一样，而且也不太一定，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写一些，在台湾写一些时评的专栏，时论的专栏，以及我今年可能会要针对民国这个议题，会写一部比较琐碎、另类的观点的民国的书。这些都是非常机械的工作，每天早上，一定要写的出来，早上要写，下午要讲。如果是长篇的小说，也没有一个准，通常会有一句话，或者一个主题性的话，无论放在小说的头上或者中间哪个位置，那这句话是绝对要定调的，比如说我即将要写一本书叫《爱玲宴》，那这本书到现在只写了4万不到5万字，第一句话出现，我就拿这个做例子，这句话就是每一个作家的所写出来的字，大致是这样，作家所写的每一个字，他生前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他死后的招魂者，那这句话会不会出现小说里，我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就是我这部书，之所以会成的那句话，那接下来，这个例子举完了，我相信大家也明白，我就是要找到那个核心，其他的我早上写、晚上写，想多久、放多久，对我来讲，我要是勉强讲出来就是骗你。

　　记者：所以那是您下一部、下一部长篇。

　　张大春：不，它会再晚一点。

　　记者：您下一部长篇是什么？

　　张大春：这个很难说，因为我常常后发先至，就是中途插队，虽然我每天都写，但是出版我是很没有纪律的，这个事情以前吃亏吃大了，受尽了这种折磨。

　　记者：我还有一个问题，您的书什么时候会有英文版？

　　张大春：它有一些是英文版的，你不提我都忘了，我记得我以前说过的，洋人没有机会看到我的作品，是他的损失，和我没关系。

　　记者2：张老师您好，我就是看《认得几个字》那本书，然后感觉里面那两个小孩很可爱，然后就感觉作为一个父亲，然后有一种非常温馨的那种家庭感觉，然后就是现代演员你就是把两个小孩送到学校以后。

　　张大春：我送出门，我内人把小孩送到学校，她的事我不敢抢，她很清楚。

　　记者2：然后就是经过学校教育，因为现在整个学校教育就是当作一种工具，然后传输给孩子，你有没有想过把孩子留在家里面，然后自己教呢？

　　张大春：想过，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入学之前，就是大概2005年之前，但是2002、2003年，我特别有这种想法，因为小孩太可爱了，一想干脆绑家里自己教算了，后来我询问了几位专家，其中有一位是我小学同学，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12个学期每一个学期的月考都得第一名，当然后来就是北一女、台大，了不起极的人，从小就羡慕，你脑子里什么东西，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结婚之后，生了6个孩子，因为她们那个教会有个教义就是要生就生，不能有各种手法去阻止孩子诞生，所以每一个孩子她都留在家里，而不是只有她，她们有一群团结的伙伴，电视台访问这位同学，她们也看起来也很成功的教育示范，我们台湾叫在家教育，这个政府好像也允许这个，但是你要申请，你要有特殊的，还要有一些教材的申请、合格等等，在原则上都可以的，但是前提是她们是基督教的团契似的团体，她们有非常紧密的，我真有点害怕，宗教这个事不能勉强的，也不能说为了加入你的俱乐部，我就就是我的信仰，所以后来发现很多在家教育的团契，都是因为有坚实的信仰在后面做基础，她才内聚力那么强，奉献的情感那么深，这个我做不到，所以有没办法。

　　记者3：张老师好，很高兴能见到您，我想问一下，就是台版的和咱们简体版的是不是有一些删改或者是？

　　张大春：你说城邦暴力团，旁边那哥们最清楚了，所以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

bulunuo

责编：我们大陆版其实没什么改动，就是把民国38年之后的民国年号改成公历的，然后有些单位我们就变成加引号，其他没什么改动，还有某一种奇特的武功，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了，这个张老师最清楚，这个由张老师自己来介绍。

　　张大春：我原先肚子里面，不是我肚子里面，角色的肚子里面有一个玩意，据说那是个敏感词我就不说了，原先在丹田里面，可是人的丹田都在脐下三寸。在两眉之间进去一寸叫明堂，进去三寸叫泥丸，泥丸又叫上丹田，就是说这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可是泥丸如果是上丹田，丹田可不可以称为下泥丸？可以。就看我的书里面，对于泥丸功它的解释，以及它对下丹田气行小周天怎么样转入大周天的一套说法，不能再说了，因为就变成敏感词了。

　　记者4：张老师您好，一开始我就停说到了授受这两个字，我觉得教可能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信息特别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说教小孩教完之后，他有可能到一个阶段他就接受不了了，包括在授的过程中，像《城邦暴力团》里面写到的，有很多的信息，或者说担心其中有一些失传了，那么在接受的这里面，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接受某些信息，或者说去筛选或者说去哪些是值得我们去接受或者说我们可能会抗拒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多数人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我就遇到这个困惑。

　　张大春：就怎么去接受，怎么选择大量的信息？我也有这个困惑。我没有能力真的答复你或者解决你的问题，可是让我想到，我如果是在运用大量方便取得来自汪洋大海的信息，那么多半我都会想办法，在我自己身后的书架上，再去找到足以支撑的一句，有点像钓鱼，你放竿放下去了，哗来了，你感觉很重，你要钓上来了，不要让你的绳子断掉，可是又很重，有的时候是经验，有的时候就要判断出你要不要放掉，并不见得快速大量而立即获得的信息，就是绝对不能放过，而且是一体通吃的，我相信纸本书是有问题的，会出书，还是会存在的，因为到最后他们会面对一个校对物网络信息的工具，而且会觉得，我觉得书应该尽量的延续它的，纸本书延续它的生命，目的不是为了说书多么多么重要，或者很多伟大做书的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你想想看，你每天看书15个小时，一定累死了，但是如果你每天不小心，你在电脑前面坐15个小时，你都不知道，你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其他活动，可是你看书，你会歪一下，动一下，自然而然会动，而且你翻书、翻纸页，这些动作都是积累了多少千年，起码有印刷术一千多年以上，多少百年应该说，人们真正很协调的，让他人体的各种功能，配合眼睛的作用，调整焦距，近一点，远一点，累着了自然而然就会调整，这个是非常健康、自然的行为，这是我特别要呼吁的。

　　记者5：张老师您好，您刚才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谈到了宗教信仰，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您觉得宗教信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很浮躁，好像除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最大的休闲就是上网，看电视，然后除此之外不知道你的生活的动力跟工作的动力的来源，结合到看书，您觉得看书对生活的指导意义，和宗教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

　　张大春：首先我自己没有任何明显的宗教信仰或者倾向，所以在非常尴尬或者是非常受挫折的时候，上帝啊，会呼求一下，但是意识也是很怀疑，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普遍的谈！宗教生活对于个人或者对于社会甚至对于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救苦救难之功，可是这样说又很怕对于宗教，争取宗教自由，或者是争取宗教信仰的更大空间的声音，又会说成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所以我没有资格发言，你要提到阅读或者读书这件事情，有没有一种宗教信仰，或者说可不可以跟宗教有联系，如果不是在说让我们去读善书，或者是圣经，如果不是这些意义的话，读书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应该被放在，可以不止是求知这个概念上，我想想不是我们这一行，是那些脑神经的科学家，就是属于科学领域工作者，过年来已经不断的在研究说在人阅读的状态下，各种脑部的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我先举另外一个例子，看能不能解释这个，大概在一年以前，因为我对自己对书法的兴趣，也是我的一个变态创作，我就访问了一个心理学家，他30几年做医的研究，就是如果你带上了这个他侦测某些地区的脑波的仪器，如果写字，不论你是说书法家，或者你是初学练习，或者你已经自己是书法家，但是你字实在不行，不管程度如何，反正只要你写书法，不是随便乱花是写字，名片也好，自己创作自己体也好，就从事这个活动，他帮你测，测你脑规律，先不说这个结果，先说之前他曾经帮一些高僧、宗教里的人，甚至包括达赖喇嘛本人，据说达赖喇嘛戴上8分钟就可以产生一种波，它有一个专业名词，我不记得我就不乱说了，一般的中级的高僧，大概要15分钟或者到20分钟，大概这样一段时间，练到七层的人，会出现这种波，就是达赖喇嘛就是固定的，他坐在那念经，不做任何事，他就8分钟，其他的大概是7层到8层，大概要20分钟左右，可是写书法，无论是书法家、初学者、或者是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也愿意接受这个测验的3分钟百分之百出现那个波，那种安定的、愉悦的各种，心理测试的老师就研究这个波的出现，给人的心情带来的影响，以及它的原因，到后来我觉得它原因更有趣，他说这个说法这个事，它不但是一个美学活动，是一个审美活动，它还是个认知活动，也就是说他写的字不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写一个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写的是苏东坡的诗，在认知的每一个字，自我自从我就是苏东坡，来到黄州，我被贬到黄州了，不论这个写书法的人，知道寒食帖多少内容，起码光这几个字，他就知道他在做什么，而对他来讲是一个认知的活动，而不止是一个审美的活动，而审美活动跟认知活动同时在作用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种，我们讲的高僧入境才会出现的那种波，先不管他是不是高僧，不过这一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一个思考方向，那就是也许某一种探险，神秘的、宗教上面的解脱也好，释放也好，那些境界，入境的那种状态，你可能也可以透过，一个可以艰巨、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连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出现，那么有一些很神秘而不可解释的这些事务，也许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在生活里的其他面去复制。

　　记者6：您好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书法理解，写毛笔字大概都是这样竖着写吗？从右往左，那墨就很容易沾到袖子上，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反正我小时候写毛笔字想过，就是最早发明这个写字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左撇子。

　　张大春：那不是悬着吗。

　　记者6：对。

　　张大春：写小楷如果是只悬腕不悬肘是很难移动的。我记得为了避免这种写的状态，比如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就有工具了，可是这是我们并不了解，当初用毛笔书写，尤其是在大概从楷书已经开始要出现的那个时代，写字不是在桌上这样写，你现在去想说他发明毛笔、发明什么书法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人，那时候很多人不晓得什么时代，可是在王羲之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是没有桌子，是很矮的一个屐，但是照我们现在想是趴在桌上写的，那当然不是，他是拿着手板写，也就是说这个手板可以卷，可以卷很长，在大小差不多就是我们这边看是28公分左右，由于是两个活动的上面，所以它很多笔触，我们后来在桌上悬着走，贴着走，苏东坡就是贴着走写的，所以他拿笔是这样拿，不管你怎么拿，都不大可能像原先的两个像那样一样，所产生的那种趣味，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体会或者觉悟，你不是用他那样的方式，你还是没有办法从他的笔触或者说笔画里面去找找真正的笔触。

　　记者7：张老师您好，我想问问您就是对于小说来说，很多情节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但是对于作者个人来说，他不可能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经历过，那么对于作为您这个作者来说，您是如何处理小说当中自己目前经历过的那些情节，并且在写作当中，说服自己说这个情节确实就是这么发生，并且自己很容易接受这个情节事实上存在这么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您在写作两个人之间，比如说一对老夫妻之间的一些日常家事，但是您当然不可能经历过这些事，您是如何处理这样一种情节的？

　　张大春：这里面绝大部分不但我没经历过，没有人经历过，作者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或者说想象的权利，或者有一些说黑道白的特质，重点是在他能不能让人信，读者也可以说我根本不信你，我讨厌你，你的书卖的好，我看不上，或者说你这个东西已经有那么多人关心了，我就采取另外一个态度，我就不信你，那就一点乐趣都没有，如果你不想获得乐趣，没有办法有任何人可以逼着你去得到乐趣，可是假如有一个人，取得这种乐趣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跟作者合作，那作者也不是说我说什么是什么，作者也要跟愿意跟他合作的级少数、级稀罕的读者，我通常是这样想，要定力某一些契约，比如说他们必须要制定一套贯彻的契约，都相信这个人死了以后不会再复生，那我就不能写一个死了以后复生的，日本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连载小说家，写武侠小说，写一个人出来了，读者立刻更正，说你六年以前这个小说已经死了，他第二天连载的时候，立刻出来说你们以为我死了吗？读者不相信人会死而复生，你除非跟他的契约里定的很明白，我这个小说人死了会复活的，如果没有这个契约，那没办法，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想，并不是你有没有经历过某一些人生，比如说老人，偷东西或者是坐牢，不是你做这个，是你怎么去和你的读者在他打开这本书之后，就慢慢开始把契约修饰好，一面修饰契约，一面让他履行契约，然后完成这次阅读。

　　记者8：我想请问一下关于文化传承还有文化气味这方面的问题，我看您好多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比如诗词、书法、还有经济，那么现在的小朋友，我不知道您在加怎么灌输，或者是他接受不接受您的传授，或者影响、或者家庭的这种文化方面的气味的熏陶？

　　张大春：我想说，我手机里面还有几张照片，是我们家小朋友写书法的照片，他们就是去年写的，一人写了一张，想传授他也不会要学，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可以传授的，但是有趣的是，每年我都在大概12月下旬到1月中旬下旬，也就是农历年前一段时间，大概会去写每年至少200到400部春联，分赠我的朋友，我在家写春联的时候，孩子就会小心的走，晾在地上的别踩到，他们随时都会看到，有的时候还会指指点点，当然兴之所至有些东西就学了，我没有诱导过他们，我一直想，是不是三年级我可以教他们了，或者是四年级的时候，可以把手写帖，到现在没有，一年大概一人写两张，就是写一副，写什么爸爸有个大肚皮，妈妈生的真美丽这种，我记得有这么一副对联，刚才有人提到授受，我不太强调必须接受什么，我只是看着机会，逮着机会我想好了，我让他能够在最大范围之内，听听话或者是跟我一起从事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像京剧，跟者剧团一块编剧，当它排演的时候，只要孩子们有时间，我也有时间，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去看排演，他们原来对《水浒传》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发现演鲁智深那个花脸跟我儿子挤眉弄眼的他就乐了，后来跟我说那是谁？我说鲁智深，他后来就开始看水浒，他就说鲁智深是那个，跟我挤眉弄眼那个，所以他是不同的方式，取得了一些兴趣，而不是整个文化传承，或者是文化的宝藏，必须要慎重去保留，没这个意义，我觉得我儿子、女儿起码有一点比我幸运，我小时候没见过鲁智深对我挤眉弄眼，不然我一定对我心目之中的山寨英雄，有更狂野的想象。

　　主持人：因为等会张老师晚上7点多的飞机就要飞回台湾了，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人听完讲座或者看完直播回家是不是就开始抄书、练字了，来形成微波，我记得城邦暴力团是张老师当时签了500本专门的夹页，加在这个书里面，我记得下楼就有这个书卖，如果大家很难得有兴趣的话，可以等会下楼去买，然后如果再想多要一个签名的，也可以再留一下，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一千零一夜_1

bulunuo ，是转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