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战争第四十二集：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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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速览]《第42集》罪与罚
1945年，战争仍然在北非进行着。欧洲大部分，包括苏联西部都已成一片瓦砾。



　　1945年，战争仍然在北非进行着。

　　欧洲大部分，包括苏联西部都已成一片瓦砾。

　　东南亚也沦为废墟，经济几乎完全瘫痪。

　　中国受到的苦难是毁灭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比25年前的一战更加悲惨。

　　大约五千五百万人在战争中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



“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
　　因此防止未来国家间的武装冲突的需要，要比1918年11月的时候更加来得迫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成立了国际联盟，希望能够用它来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

　　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它反映了20世纪世界已发展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的现实。国联盟约宣称，国联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但国联的软弱很快就被证明了。自30年代起，当日、德、意等国先后向外扩张时，理应出面制止侵略的国联在英法操纵下却节节退让，不断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

　　国联没能够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二战之后，要防止未来更具破坏力的战争，人们可以做什么呢？

　　1941年8月，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加拿大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制定了大西洋宪章。正是根据这个文件，联合国诞生了。第二年1月，与轴心国交战的至少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布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

　　1945年 4月25日，在苏联红军与英美联军在易北河胜利会师的同一天，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大歌剧院如期举行。

　　《大公报》特约记者萧乾在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往重庆发送了一篇电文，记录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旧金山 联合国制宪会议
　　“下午二时，突然落雨，一些政治悲观论者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会议开幕前，阳光又普照大地。旧金山行政中心显得整洁爽快，会议定四点半开始，三时左右歌剧院中已挤满了人，……”

　　会议由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主持召开。

　　同期声：“要是我们都不想在战争中一起死去的话，就要学会如何在和平中共存”

　　第二天，《大公报》全文刊登了杜鲁门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中国共派出包括宋子文、顾维钧、吴贻芳和董必武的十位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且在6月25日作为第一个签字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联合国宪章》于10月24日起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另一个维护战后和平的方式就是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罪行的战犯进行审判和惩罚。

　　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1942年一月。这一年，轴心国在占领土地上进行了大肆屠杀，消息传来，在伦敦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希腊、挪威、波兰、南斯拉夫等八国流亡政府警告说，所有罪行都将组织法庭进行审判，绳之以法。

　　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也曾经组织过一次审判。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而后，根据这个宪章组成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



纽伦堡审判
　　这次史无前例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当时的德国一片混乱。对于德国人民来说，自己国家的所有基础建设几乎全部被毁，他们的未来完全没有着落。食物极其短缺。盟军尽力为德国平民提供最基本的口粮。

　　大量的德国投降士兵被关押在临时匆匆搭建的战俘营中。战俘营的条件十分恶劣，而且食物严重短缺，这是因为此时盟军自己的军需物资也已经捉襟见肘了。

　　所有的德国海陆空士兵都必须接受审查，主要目的是确定这些士兵的真实身份，看看他是否犯下战争罪。党卫军成员都是重点怀疑对象，所以不少党卫军士兵极力隐瞒自己的身份。

　　但是，每个党卫军的手臂上都有自己的编号刺青，因此人们很容易将他们辨认出来。

　　企图隐瞒自己身份的人里有一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是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最高首领。在被英军逮捕以后，希姆莱吞下预先藏在自己口中的氢化物药丸，自杀身亡。希姆莱的妻女最初也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她们在意大利北部落脚以后，才得知希姆莱的死讯。这个手上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战犯，在家人面前却一直扮演着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

　　这是纳粹德国的最后一任最高元首，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他的政府成员被逮捕时的情形。另一个被逮捕的纳粹头子是赫尔曼·戈林。希特勒在临死前几天曾经指责戈林是国家叛徒，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并把他软禁在家中，因为那时戈林想要取代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采访：戈林在战争中的主要罪行和他被捕的经过

　　当时在欧洲采访的萧乾参观了纽伦堡监狱，他曾经从木板缝隙里看到了戈林：“这位显赫一时，杀人不眨眼的元帅正蹲在草地角上，愁眉苦脸地嘬着一支雪茄。”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地址最后定位在纽伦堡。



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的纽伦堡，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它也是是德国纳粹党人的精神大本营，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纳粹党兴起后，每年的党代会都在此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它又成为纳粹党首脑的鹰巢。在第三帝国雄霸天下的日子里，纳粹党的头面人物经常在此出入。

　　采访：为什么审判地点被定在纽伦堡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点03分，特别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市法院的开庭。

　　起诉书对24名德国纳粹分子和6个德国纳粹组织或集团提出指控。

　　24名被告中有21名出庭受审。

　　其中有戈林，他于1939年被宣布为希特勒的继承人，曾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他几乎参与了希特勒所有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制定，并指挥德国空军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了疯狂的作战行动。

　　约翰·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所谓天才的外交家，1938年任外交部长。曾参加纳粹一系列重要会议，策划和推动侵略战争。

　　威廉·凯特尔，纳粹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是最受希特勒宠爱的德国陆军元帅之一；

　　朱利叶斯·斯特雷切，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他是屠杀犹太人的主谋，被称为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

　　卡尔·邓尼茨，希特勒最后指定的继承人，纳粹海军元帅，潜艇部队司令，是狼群战术的创始人，被盟军视为面目狰狞的海底魔王。

　　出庭受审的21名战犯，在纳粹统治德国和争霸世界的年代里，充当着希特勒了左右臂，给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审判条例将对战犯起诉的理由，也就是战犯的主要罪行，归纳为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这三项罪名在东京审判时沿用于日本战犯，并被联合国通过为国际法准则。



西蒙·维森塔尔
　　特别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法庭审讯，共开庭403次，237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了30多万条书面证明材料。法庭英文审判记录长达17000页。21名出庭被告全部声辩“无罪”。萧乾曾经写到：“那时我想，既然明知道这些家伙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就是上一百次绞刑架也不为过。何以还准许他们当庭大放厥词，甚至还为他们请来律师辩护？” 许多人和他一样对法庭对这些罪行确凿的战犯仍然。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最后法庭做出了判决：判处赫尔曼·戈林等12人死刑，鲁道夫·赫斯等3人无期徒刑。另外4人被判处15到20年的有期徒刑，3人被判无罪。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闭庭。被告里施佩尔、邓尼茨等6人先后上诉，要求减刑。被告戈林上诉，要求改绞刑为枪决。但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一律维持法庭原判。

　　但赫尔曼.戈林仍然逃脱了绞刑。在等待服刑的时候，他服下了一粒氰化物药丸，自杀身亡。

　　对于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被告来说，柏林的施潘道监狱就是他们的归属。他们由占领国的军队轮流看守。服刑时间最长的是鲁道夫·赫斯。他是纳粹德国国防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书记处负责人，希特勒的第二继承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中自杀身亡。他死后，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立即被拆毁了。

　　其他欧洲国家也进行了各自的战犯审判。很多情况下，被告也被判处了死刑。

　　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也对叛国者和曾与德军合作过的人进行了审判。挪威审判并处死了1940年曾鼓动德国入侵挪威的韦德昆.吉斯林。法国审判并监禁了亨利.贝当元帅，他曾是法国的民族英雄，但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他成为了维希政府的领导人。

　　在世界另一边的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在进行。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便结束。一共对28名战犯进行起诉，共开庭818次，最终28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但是，依然有人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艾西曼接受审判
　　1946年5月3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当天，坐在被告席最上面的大川周明两次突然拍打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秃头。当庭长下令把大川周明带出法庭时，他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我要杀死东条！”第二天，法庭准许大川周明退庭去进行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最后认定他患有精神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参加东京大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他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逃脱正义审判不只大川周明一人。很多德国战犯在战争结束后潜逃到了其他国家，逃脱了应得的惩罚。

　　瓦尔特·劳夫是一名顽固的纳粹分子和前党卫军成员，劳夫是“流动毒气车”的发明者，在东线，10万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游击队员被极其痛苦地杀害在这种车子里。但是，他却逃脱了审判，他死后被埋在了南非，昔日的同党向他的墓碑行纳粹礼。

　　劳夫是一名双手沾满了鲜血的战犯，可是，同其他千万个战犯一样，他也丝毫未将其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放在心上，一直逍遥于法外。

　　在作为战犯的纳粹集中营医生中，门格尔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

　　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们称为：“死亡天使”。

　　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首先要经过门格尔的挑选，那些被选出来的人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孕妇和儿童，他们被径直送进了毒气室。至少有38万人经他挑选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另外，门格尔还选择囚犯用于残不人道的医学试验。

　　战争结束后，尽管同盟国提出要把战犯们一一捉拿归案，许多战犯于1945年之后还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们之中就包括恶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尔。

　　1949年春，门格尔逃到阿根廷，与另外两人汇合，门格尔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尽量隐瞒自己的身份，并且不断地改变着行踪。

　　十年后，门格尔获得了巴拉圭的国籍，两年后又转到巴西定居。

　　1979年2月5日，门格尔在家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1985年6月世界新闻界聚集到了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小城观看了一座坟墓的挖掘，这座坟墓的名字是沃尔夫冈·格哈德，然而，里面掩埋的却是约瑟夫·门格尔。

　　一直致力于追捕纳粹战犯的奥地利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不肯相信他追查多年的敌人，已经再也不用接受法律的制裁了，但是，1992年，通过从门格尔尸体获取来的血样和其家庭提供的标本的对比结果使英国科学家们肯定地说，他们可以向所有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保证，约瑟夫·门格尔确实已经死亡。

　　不过，维森塔尔和他的同伴们从来没有放弃对象门格尔这样的二战战犯的追捕。他们下定决心通过这种形式，来向未来一代敲响警钟，避免二战大屠杀悲剧重演。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大屠杀政策制订者之一，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在纳粹德国濒临灭亡的时候，就是他大力推行意欲斩尽杀绝犹太人的“彻底解决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和屠杀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的。

　　战后，艾希曼逃避逮捕，他于1950年5月偷渡到意大利，在那里，一个深知他真实身份的神父，给了他一本化名克莱门特的护照，并帮助他逃到了阿根廷。

　　1960年，由于西蒙·维森塔尔所做的巨大努力，艾希曼被以色列的秘密特工绑架，使他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由于有不少幸存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將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受审。面對控訴，艾希曼全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

　　最终，大量详实的记录以及幸存者们的证据决定了他的命运，他因战争罪而被判处死刑，并于1962年5月31日走上绞刑台。

　　被称为“里昂屠夫”的克劳斯.巴比，则在战后逃到了玻利维亚，1983年，法国政府将他引渡归案，并以“反人类罪”判处巴比判终生监禁。

　　2005年9月20日，曾将1100名纳粹战犯被送上法庭西蒙·维森塔尔去世，享年96岁。

　　无论是联合国的成立还是战后审判，都是人们在二战结束之后，希望能够在今后避免战争而采取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意识到现代战争已经拥有了毁灭性的破坏力量。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战争却常常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冷战和它带来的核军备竞赛在二战结束后，很快就成为了笼罩在整个地球之上的巨大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