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 多产作家 多事一生

陶梦

                       巴尔加斯·略萨
               多产作家 多事一生

   摘要：现年74岁的巴尔加斯·略萨，至今创作、出版数十部小说及其他作品，其中大部分曾在国内翻译出版，被称为近年来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他多产的创作历程、多事的人生经历，也颇具谈资。本文试图回顾、剖析他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人生和创作，文章难以面面俱到，但求择要。


《城市与狗》，赵绍天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10元。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00元




  《青楼》，(又译：绿房子)，韦平、韦拓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46元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孙家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1.65元




  《狂人玛伊塔》，孟宪成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55元




  《酒吧长谈》，孙家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元






  无爹的童年
  1936年3月28日，豪尔赫·马里奥·佩德罗·巴尔加斯·略萨JorgeM ario Pedro V argas Llosa生于秘鲁南部大城阿雷基帕，乃公共汽车司机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马尔多纳多和大家闺秀多拉·略萨·乌雷塔的独子。马里奥父姓巴尔加斯，母姓略萨，所以对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贵，我们不可以只称“略萨”，这样叫人家，既不对又失礼。若只以姓氏呼之，应以“巴尔加斯·略萨”或“巴尔加斯”为确。
   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他未出世时便已开始。1936年新年前后，小马里奥尚在母腹，双亲却已反目。事出于妈妈孕期，爸爸竟与一德国女子不干不净，而后离家出走。但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埃内斯托出身底层劳工家庭，身上流着他革命者爷爷的血，骨子里仇恨贵族阶层，更受不了老婆一家对他的轻慢。总之，男婴呱呱落地之后，没有爸爸在身边逗弄，只能在姥姥家继续啼哭。一周岁时，妈妈与公交司机正式离婚，姥爷此时奉派出使玻利维亚，小马里奥也随母一起，去了玻国的科恰班巴，并在此城度过童年。河滨加州大学西班牙语文学教授雷蒙德·威廉斯（R aym ondL .W illiam s）曾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弑神者别传》（V argas Llosa：otra historia de undeicidio，2001年）中记述，小马里奥常问周围人，我爸在哪儿？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你爹死了。
   姥爷要养活全家，终在几年后谋得调令，返回秘鲁西北边境城市皮乌拉任地方长官，马里奥遂在此城上教会小学，1946年再迁首都利马，首次见到生父埃内斯托。父母重修旧好并共同生活，马里奥次年起就读于教会中学，而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同父异母弟弟恩里克·巴尔加斯和小埃内斯托·巴尔加斯。他日后提到亲生爸爸，曾以“这位突然成了我父亲的先生”称之，父子关系终身不睦，爸爸甚至会突然一个大耳瓜子把他搧翻在地，就像多年以后，巴尔加斯·略萨在墨西哥城的电影院里挥舞铁拳，暴揍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

   强娶了姨娘
  1950年，马里奥被送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士官生的黑暗生活、对父亲的怨怒仇恨，后来成了他首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L aciudadylos perros）的素材。军校的生活是这样的：“他被拉到室外，带到体育场上。他已经记不清那是白天，还是夜幕正在降临。在那里，他被脱光了衣服。那个声音命令他在跑道上围着足球场‘仰泳’一圈。接着，他又被弄回寝室，命令他铺好床，站在衣橱上唱歌、跳舞，模仿电影演员的动作，擦拭短靴，舔净地板，用力骑压在枕头上，喝尿……”（《城市与狗》，赵德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两年后他退了学，回到皮乌拉读完中学，同时在当地报社实习，并初试文学创作。1953年，巴尔加斯·略萨入读利马的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修法律与文学，其间爱上了舅舅鲁乔的玻利维亚小姨子、因无法生育而离婚不久的胡利娅·乌尔基迪。大学生帅得不像话，姨妈更是风情万种，结果两年后他便娶之为妻。此时新郎年方十九，而新娘子比他大了整整13岁。
   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秘鲁社会，这段不伦恋情几同丑闻。赶在爸爸从美国返回利马、“拿着手枪”威逼儿子成婚的前夜，巴尔加斯·略萨与姨妈私奔外省，花钱贿赂地方干部———“一个笨蛋市长”，方得以成功登记。生米煮成了熟饭，爹妈无奈，又禁不住儿子苦苦哀求，终于收起枪，天要下雨，儿要娶姨，随他去吧。这段故事后来被巴尔加斯写成了自传体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L atíaJuliayel escribidor，1977）。他在书中回忆了与太太的第一次见面。“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姨妈问日后的丈夫。“我真恨死她了。”大三学生马里奥暗想，“没有什么比‘马里多’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的了，我觉得这个称呼又把我送回穿开裆裤的年代去了。”
   但不久关系升华了以后，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姨妈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十八岁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童男了。”
  “那么我呢，我已经三十二岁，十五年前就不是处女了，那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呢。”胡利娅姨妈笑着逗这傻孩子，“一个老掉了牙的女人。”（《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李德明、蒋宗曹和尹承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可惜，与姨妈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不到十年。1964年，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离了婚，转年又娶了自己的大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这段婚姻日后虽起波澜，却总算持久。帕特里西娅为他生育两子一女：作家阿尔瓦罗、商人贡萨洛和摄影师莫尔加娜。

   “爆炸”出新星
   1958年，从圣马科斯大学毕业后，巴尔加斯·略萨转赴马德里孔普鲁腾塞大学深造，次年赴法国，却未获准入学，于是与胡利娅困居巴黎，以文谋生，终在法新社西语部和法广电（R T F）得到两份兼职，方得以安定生活，并投身文学创作。
   1959年，巴尔加斯·略萨以短篇小说集《首领们》（Los jefes）获得了西班牙莱昂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1960年开始创作长篇《城市与狗》，两年后出版，大获好评，并为他赢得了著名的西班牙评论奖，亦坚定了他在文学道路上持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此书在秘鲁国内却遭非难。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尤为动怒，将巴尔加斯·略萨当年的成绩单张榜公布，意在羞辱作家，同时在军校阅兵场上公开焚烧了一千册《城市与狗》。
   1966年出版的《绿房子》（L acasa verde）于第二年获得了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并让巴尔加斯·略萨得以在加拉加斯机场与初登文坛不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相识。小说中讲述皮乌拉“绿房子”妓院的兴衰史，所以另一版本的汉译书名《青楼》倒也不失贴切。此书还穿插了其余四个故事，莫不揭露政党的残酷，社会的黑暗，军警的暴虐和宗教的虚伪。
   1969年的《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enla catedral）强烈揭露奥得利亚将军1948-1956年野蛮统治秘鲁期间的社会现实，亦成西半球的畅销书。及至《潘上尉与劳军女郎》（P an taleón y lasvisitadoras）在1973年出版，则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功（巴尔加斯·略萨语）。小说讲述潘上尉奉令，“鉴于在森林地区最边远地方为祖国服务的士兵们的利益”，组建流动妓院，以“特服队”（此据英译本，中译本作“服务队”）的名义，送花姑娘去连队、下基层。
   潘上尉给首长打报告，详细而科学，却也反衬出这一腐化行为的荒唐可笑：“服务队服务对象的潜在数字：8726人（捌仟柒佰贰拾陆人）/每人每月平均所需次数：12次（拾贰次）/每人每次平均所需时间：30分钟。”
   除服务计划外，潘上尉还附有一份极为详细的当地特服业考察述职报告，在“一位名叫波费里奥·黄的华人”带领下，他夜访“秋秋蓓妓馆”，心得如下：
   “俗语说，‘暗中难辨色’，确宜一度春风。如以并非苛求的实用主义观点进行评论，这大部分女人，虽说年近三十，但远远看去，可以说全部体态圆突引人，特别是臀、乳部分在祖国此地尤为丰满发达。脸蛋也尚属漂亮，但走近观察却不无欠缺，然此丑相并非天生，乃面疮、天花、掉齿所致，皆因亚马孙地区气候恶劣，不忌饮食，故掉齿乃该地区之常见病。”（《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孙家孟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之所以转引此段，非本文作者有此爱好，实因此书喜剧色彩突出，当在巴尔加斯·略萨大多数作品之上，不引不足以止痒；亦因孙先生译笔出色。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于2009年重出此书，更名为《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收入西语版1999年的再版前言。巴尔加斯·略萨在其中写道：“我一开始曾打算写成一部严肃的故事。但是我发现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故事要求的是嘲讽和笑声。也仅仅在那时，一种得到了解放的感觉向我显示，在文学里存在着游戏和幽默的可能。我以前写作时总是大汗淋漓，而这次却不同，我写起来很顺利，而且很开心。”
   作家本人也对此作有新的希望，在出书的同时，电影剧本也完成了，他自任联合导演之一。影片两年后公映，却遭败绩，巴尔加斯·略萨也就此止步，死了向影坛发展的雄心。2000年时，秘鲁导演弗朗西斯科·隆巴迪将《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第二次搬上银幕，显然要更为成功。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仅以15年时间，便跻身拉美甚至世界一流作家之列。此时他可以放胆忆旧，晒一晒年少时那段刻骨铭心的情史了。《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又一次成了街谈巷议的畅销之作。好莱坞看准了其中的情色卖点，终在1990年将此书拍成美国版电影《明日广播》（Tune inTom orrow，汉译《情人有约》），伍迪·艾伦名作《汉娜姐妹》的主角之一芭芭拉·赫希出演了胡利娅姨妈———依美语发音为“朱丽娅阿姨”，主演过《生死时速》和《黑客帝国》的基努·里弗斯则扮演年经的剧作家马丁———同样不再是我们的大作家马里奥了。
  
   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
   彼时的拉丁美洲，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只有文学从中受益，但见才子辈出，世界刮目，若不用“爆炸”这等极端词汇，便无法形容文学的超常态繁荣。“拉美爆炸”（Boom Latinoam ericano）诞生了四大耀眼明星：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其中又以后两位亮度最强，知名度最高。
   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是文学知己和生活密友，早在加博享誉世界之前很久，马里奥便曾为他写过热情洋溢的马德里大学博士论文《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传》（G arcíaMárquez：historiade undeicidio，1971），对年长自己九岁的大哥，颇有提携之功。旅居欧洲期间，两人亦曾为近邻，往来频密。但在1976年后，好友突然反目，再也不同对方讲话。其中原委曾长期不明，成为文坛公案，直至31年后的2007年，加博八十大寿时，方有知情人揭开部分谜底。
   那是1976年的2月，情人节前两天，众多拉美文艺名流会聚于墨西哥城，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在影院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见到巴尔加斯·略萨，便欢喜地叫着：“马里奥……”上前欲拥抱老友。谁知人高马大的“超级马里奥”目露凶光，突施重拳，正中加博面门，令他当即坐翻在地，鼻子大出血，“满脸浴红”，妻友忙将他架回家中服侍。可怜的作家，鼻血流了一夜。
   两天后，情人节到了。左眼乌青，鼻梁带伤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摄影记者罗德里戈·莫亚家中串门，莫亚趁机给了拍他几张带伤照片，三十余年秘不示人，2007年才以为加博贺寿为名，发表于墨西哥《每日报》。
   根据莫亚的说法，加上《泰晤士报》援引的传闻，就巴尔加斯·略萨暴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原委，我们大致可以找到些脉络。原来两人之间的梁子，早在同住巴黎（一说巴塞罗那）时便已结下。当时马里奥在外追求一位瑞典美人儿，太太帕特里西娅发觉，遂往加西亚·马尔克斯处寻求安慰，加博便给朋友妻出主意，劝她离婚。未几，巴尔加斯·略萨两口子和好，帕特里西娅为表忠心，主动向丈夫献出加博给她的秘计，引发巴尔加斯的怒火，终于酿成著名的血溅墨西哥电影院事件。
   这也许就是巴尔加斯·略萨当年出拳击倒老友之后，大喊如下言辞的起因所在：“你在巴塞罗那对帕特里西娅做完了那事儿，怎么还敢来这儿跟我套近乎！”
   什么事儿？莫亚似乎暗示还有更大的背叛。“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传记家们吧。”他说。
  
   总统竞选败给藤森
   1981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了新长篇《世界末日之战》，不仅是他首度涉足历史小说，此书也将成为他日后多年里的最后一部大长篇。我们会看到，他的小说篇幅将显著缩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进入了政坛。
   像众多其他的拉美知识分子一样，青年巴尔加斯·略萨自然地选择了左派阵营。早在大学阶段，他便曾加入共产主义读书会，深入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又折服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领导下的古巴革命，反对美帝。然而渐渐地，古巴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其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与左翼渐行渐远，用他的话说，便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即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维护者，而不以左派或右派划分。他甚至一度因此自认为不会受到瑞典学院的青睐，因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永远都得不到诺贝尔奖。2008年11月，他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说，“我做好了一切必要的预防，以备他们到死也不给我（这个奖）。”
   加博向左，马里奥向右。所有的闺中传闻，以及电影院里那一记重拳，不过是两人分道扬镳的表面原因。政治立场的对立可令兄弟阋墙，父子成仇，何尝不会使马里奥和加博反目？在政治立场上，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越行越远。加博是卡斯特罗的好友，身体不好时，就到哈瓦那疗养。菲德尔生病后，加博也亲往探视，陪他散步，聊天。而在1971年，古巴政府将诗人埃尔维托·帕迪利亚送进监狱后，巴尔加斯·略萨曾公开参与签名，抗议卡斯特罗政府，就此成为左翼的叛徒，此事亦成他与一众故旧决裂的分水岭。
   到了1989年，他又代表右翼，以民主阵线党主席之身，出马竞选秘鲁总统，要求推行国企和银行私有化改革，最终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败给了阿尔维托·藤森。竞选期间，他的对手使出绝招，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猥段落在电台广播，令其保守的选民阵营惊惧至极。败选后的巴尔加斯·略萨重新回到书桌，不再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他再度远走欧洲和美国，并于1993年获西班牙国籍。第二年7月，他和帕特里西娅访问了中国。

  
   超级马里奥反独裁
   尽管被目为右派，但巴尔加斯·略萨多次声言反对一切左的或右的独裁政权。仇恨专制的种子，想必在父亲的大耳光和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的森严校纪中便已埋下。成年以后，国内黑暗的现实则让这种子迅速发芽，开花。
   胡利娅姨妈和巴尔加斯·略萨新婚不久，便被政府的“打狗队”抓走了家养小狗，马里奥愣是跑去狗狗拘留营，将爱犬夺回，一路小跑，不料又与打狗队狭路相逢，“小狗吓得瑟瑟发抖，他连忙抱着狗躲进了一家酒吧。落座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联想到老百姓面对独裁政权的恐惧心理，萌发了创作《酒吧长谈》的动机。”（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总序》）这部小说所写，正是记者圣地亚哥·萨瓦拉与父亲的老司机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后的酒吧长谈。
   打狗队往往是独裁政权专政工具的外化，运动式的打狗行为，实际反映的是独裁政权不受控制，没有感情的本质。昆德拉亦曾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写到相似的场景。打狗队唯一的好处，就是刺激了昆德拉和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作家，让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再以这些作品，去触动那些仍然生活在独裁体制下的万千读者之心灵。《酒吧长谈》由打狗开始，一口气谈了近七百页，其中写到政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巴尔加斯·略萨说：“……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对它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甚至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检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上看，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专制政权———企图通过书刊检查强迫文学穿上拘束衣来控制文学。”（《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页）
   1993年，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次年再获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此后除了诺贝尔，也许他再也不需要其他什么奖了。
   2000年，《公羊的节日》（L afiesta del chivo）出版，通过三个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以及他在1961年5月31日的遇刺事件。此书再次大获成功，并被广泛视为巴尔加斯·略萨最好的作品之一。
   他晚年写作不停息，《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El paraísoenla otraesq u in a）和《坏女孩的小丑》（T ravesuras de laninam ala）先后于2003和2006年出版。今年又有新作《凯尔特人之梦》（E lsueno delcelta）问世，其灵感来自英国小说家康拉德的朋友、20世纪初英国驻刚果的领事罗杰·凯斯门。
  
   “结构现实主义”存在吗
   虽然同为爆炸期的明星，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巴尔加斯·略萨则被中文学者冠以“结构现实主义”。
   对结构现实主义，林一安先生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立体感。巴尔加斯·略萨认为应该全面地、艺术地反映现实。所谓‘全面地’，就是在各个层次上，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因此，结构现实主义作品也称立体小说，或全面体小说，可以说立体感是结构现实主义作品的灵魂。为此，作家把一个故事的一条或几体线索，分别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打乱时空关系，重新加以组合，每一小块则依据它与其他小块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存在，而起作用，而具有意义，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立体的感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认识事物并不总是由头到尾按照事物发展的时空次序认识的，而往往是从某个角度、某个地点、某个时间开始认识的，有时先看到事物的结尾，有时则是先从事物发展的某个层次看到的。这样进行结构安排，就把小说创作从线索发展推到了立体再创造，因而也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巴尔加斯·略萨〈绿房子〉赏析》，引自《奇葩拾零》，林一安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
   朱景冬先生更具体地分析说：“巴尔加斯·略萨把这种手法概括为三种，即‘中国套盒术’、‘连通器法’和‘突变法’。按照他的解释，‘套盒术’就是‘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再讲故事，他的故事中可以再套别的故事’‘连通器法’就是把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人物和情境放在一个大故事中，联合成一个新的整体；‘突变法’就是‘不断积累一些因素，或者说制造紧张气氛，直到描写的事物突然发生变化为止’、‘使读者产生好奇、疑惑和惊讶’，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拉丁美洲小说史》，朱景冬、孙成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68页）
   我不太清楚“结构现实主义”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学流派，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流派，或这样一个主义，它至少应该有一些纲领性的、共性的东西出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巴尔加斯·略萨一个孤独的代表。实际上，他的这些创作方法并不出奇，20世纪的许多现代主义作家远比他走得更远。
  基斯·布克（M. K eithBooker）在所著《巴尔加斯·略萨在现代主义者中间》（V argas Llosa A m ongthePostm odernists，佛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里，以《绿房子》到《潘上尉与劳军女郎》等中早期作品为例，分析了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变易。埃弗兰·克里斯塔尔（E frainK ristal）则写出《语词的诱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Tem pta-tion of theW ord：T heN ovels ofM ario V argas Llosa，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更为具体地指出，巴尔加斯·略萨在取用历史事实或传记材料，为其文学目标而予以转化时，全无不安之感。他会在创作过程中修改这些素材。“他始终依赖但从不忠于他的个人经验，亦不会到专门的档案馆或图书馆去做研究，”克里斯塔尔警告我们，“所以要想理解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创作过程，首先就要研究他如何转化和修改这些素材。此外，如果无视他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经历的变易，就不可能理解其文学主题所由何来。”（此书前言，第8页）。这也就是说，至少对巴尔加斯·略萨而言，秘鲁和拉美的近现代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生平，皆无法与其作品分而论之。
   无论如何，巴尔加斯·略萨作品中的大部分，经赵德明（绍天）、孙家孟、尹承东、段玉然、赵振江、林一安、朱景冬、孟宪臣、李德明、蒋宗曹、马林春、王成家、韦平、韦拓、申宝楼、柳苏等一大批翻译家长达三十年的不懈努力，皆已有中译本面市。想想看，在一百多年的诺贝尔奖历史上，还有哪一位得主的作品曾经如此全面、众多而“及时”地被引介到华文世界！巴尔加斯·略萨是第一人，这不仅说明他足够长寿，熬得过瑞典学院的十八位终身评委，也说明我们的翻译家有足够的眼光和毅力———至少这一次如此。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正是对他们的回报。而作为读者，我想我们是有福的。
                                                          撰文：康慨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gcontent.oeeee.com/8/b2/8b23716b7bceb112/Blog/e3c/ad53cf.html

理由：《南方都市报》很认真地为读者做了充分的研究，并提交了这份读书报告，对于我们了解略萨本人和他的文学实绩，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