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标的善与伪善

reawzy

以前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来了位客人。大家先是寒暄，交流和沟通，最后切入到正题：“你能否帮我跟王老板联系一下，给我点儿活儿做做？”王老板是位巨贾，也是我所供职的那份报纸的投资人，他在各项富豪榜单中都名列前茅。希望从王老板那里弄点儿活儿的人叫陈光标，几乎在各项慈善榜单中都排在头名，后来人们怕麻烦，干脆就直呼其为“中国首善”了。
尽管辗转赚了不少钱，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迄止2008年春天，陈光标依旧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他不但从未混迹过各种富豪榜单，甚至都没多少机会见到那些真正的大富豪。他的突然“崛起”，皆因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他指挥其部属、开上其全部的工程车，浩浩荡荡地奔赴地震现场。在他努力承担起一个普通中国人责任的时候，他也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伟岸形象。他或许无意获取这些额外的补偿，但他最终的“崛起”并成为“中国首善”，全赖于此。
灾难过后，哀恸变得不再那么痛彻骨髓；又因奥运会盛开，举国欢腾。伤痛再次变成了伤痛者自有的事，他们又开始在“众志成城、顽强不屈”在光环背后，默默承受生存的压力。此时的陈光标成为媒体的宠儿，他几乎拿到了全部的慈善奖项，甚至成为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面对镜头，他对王小丫说：“有了财富不会使用，我认为是一种负担。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对于陈光标的赞颂与质疑几乎是同时抵达的，基于他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大多数人相信，无论给他献上怎样的赞美诗都不为过；可是质疑者也并非全无理由，陈光标类似于“拆迁队长”的发迹历程使人们对其成色产生了怀疑，要知道在当下的中国，与“拆迁”对应最多的词汇就是“暴力”和“黑”（黑社会、黑恶势力、黑幕、黑衣人……），即使陈光标从未干过昧心之事，但职业本身的污点却照旧使他被贴上了“伪善”的标签。
对于陈光标来说，从“首善”到“伪善”，只是一种偶然。人们时而为其光环眩目，判定他的一切皆属璀璨夺目、上主一般高尚；时而因为他“长期从事房屋拆迁”的历程，以要求“原罪”的心态为之附会上了“伪善”的符号。
我想起李敖《北京法源寺》中，法源寺大和尚与康有为关于善的那番对答。和尚说：“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康有为则认为：“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
至少在我看来，动机不纯的善因为其结果，依旧算得上一种善，就像大和尚说的那样，“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所以在2008年的初夏，当陈光标振臂呐喊的时候，他是善的；当他浩浩荡荡的车队赶赴汶川开路救人的时候，他是善的；无论他是否要“原罪”，至少在2008年，他要比绝大多数人配得上“中国首善”的称呼。
顶着“中国首善”光环的陈光标得到了很多机会，有一则报道说，因为他在汶川的表现，北京一位高官甚至许诺北京日后的某类拆迁工程全部交给他来做。当他佩戴“中国首善”的绶带出现在王老板、李老板、张老板面前的时候，他也可以以光辉伟岸的形象赢得更多的对话资格和工程项目。对于陈光标来说，这或许是他当年种下的善因结出的善果。
今天的陈光标依旧在因果当中游走着。他开始期待着与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同行。当新闻中出现“中国首善陈光标表示死后捐出自己全部财产”之类的消息时，我终于意识到，作为一位真正善良者的陈光标正在慢慢离我们远去。在镁光灯、数字技术的环绕下，“裸捐者”正在走向伪善。这不是对陈光标和慈善的质疑，而是那种对毫无意义的承诺所表示出的悲哀。行善重在当下，最重要的不是说出来而是做出来；在一个缺乏善行的年代里，即使你充满善意、善念地去承诺，倘若无法做出善行、结出善果，那也只是一种伪善。
当然，心存善念的承诺，总比什么承诺都不做要好，这就叫聊胜于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响应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号召的陈光标的出现，对于以王老板、李老板、潘老板们为代表的富豪群体来说，也是聊胜于无。他为他们挽回了些颜面，而他们至少应该给予他相对应的拆迁工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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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善行，在这个功利主义社会里，只能看结果吧。捐助者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行为是伪善还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