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抗战胜利之后,中原局势依然动荡,但萧公权先生仍十分怀念战前的清华,很想重返新南院六号旧居,然而主事者竟置之未理,终于北归成梦。再因国共内战的恶化,先避难台北,寻转往北美,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执教。当时美国东西两岸学术性的中国研究正在逐渐勃兴,华大的远东研究中心即为重镇之一,并将研究工作的重心放在19世纪中国。公权先生应同事们的要求,担任难度较大的中国乡村之研究,以“垦荒”的精神去搜寻材料,于三年期间,翻阅近千种中西文书刊,实际引用亦在半数以上,笔录摘要与札记卡片,亦以千数。当轮廓在胸时,进而探索乡村的形态和情况,考证满清政府管制乡村的制度和措施,以及检讨政府管制对乡村的影响与乡民对管制的反应。写作方法不预设假定,而先“放眼看书”,辅之以“小心抉择”,假设自现。故假设实由证据逼出,非主观臆造。假设既立,仍须继续“看书”,继续“抉择”。如果发现与证据有背,则放弃旧的假设,另提新的假设。公权先生自谓;“证据是前因,假设是后果,并非事先修改旧假设或提出新假设,然后才去继续求证。”
经过搜集资料、解读资料、抉择求证以及立说的过程后,逐章写作,然后分章与同人讨论、交换意见,作为修订时的参考。卒于1955年的秋天,全书脱稿,正文约24万字,附录1.6万字,注脚2180余条,约8.7万字,成为一部共计35万字的巨著。然因校订、印刷费时,于稿成五年后的1960年才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乡村》巨著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勾划乡村地区的各种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部分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附录包括有关里甲、社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从整体内容来看,全书的重心放在政治控制,故副题即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以乡村研究固然是新辟的园地,然而政治控制牵涉到政治学与政治原理,仍是公权先生素所在行。这本书的成果也不仅属于社会经济史,而且属于政治史与思想史。
公权先生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肯定了晚清帝政对中国乡村控制的实况,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村落间组织系自治性的社区,由社区民众自理。事实上,太多的乡村穷困得根本无法自组任何结社。同时也忽略了农民生活的乡村与帝政控制的乡村之分,前者是自发的,而后者则是政府主使的。此一疏忽导致误将政府行动视作乡村自发。公权先生的研究显示,极大部分的乡村以及复杂的地方组织,皆由政府设立。而这些政府部署,从长远看,对帝国与乡民两蒙其害。此一发现更加澄清了帝政的性格,以及晚清的历史变化。
中国的帝王们无疑以控制亿万人居住的乡村为要务,一般的官吏与军队虽不可缺,却不足以应付乡村控制之需。清朝的州县级官员不过1500人,远不能监控帝国中无数的乡村;军队可以用来平乱,但无力担任日常巡警的任务。是以列朝帝王自然要把控制推广到县以下,以及用武力以外的方式,于是次级行政控制应运而生,且日趋完善,至清朝由极盛再趋衰败。
公权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满清政府对乡村的控制相当严密。最直接的还是保甲制度,统治者知道,若有持续的饥荒,农民会铤而走险,甚至可以造成推翻朝廷的暴乱。保甲可起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保甲的好处可使乡民相互监视而不必动用大量的政府力量。住在乡村的甲长负责登记乡民的行踪,以及向衙门报告各类犯罪实况。所有居民都有向甲长打报告的义务,不遵守者与罪犯同罪。乡民被迫自我监视,既为了保护自己,更为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当然不仅仅保甲,清皇朝一如历代帝王深知乡村税役对整体财政的重要性,于是又有了帮助税吏征收的里甲制度,以及帮助农民缴税与消灾的社仓。里甲和社仓实可被视为对乡村作经济监控的工具。此外,还有各种意识形态控制,例如以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来普及忠君爱国的想法。对乡民思想控制最重要的办法是乡约制度,始于顺治八年。另一种思想控制是取自儒家的敬老观念,年长者较稳重,不太会造反,而敬老的人亦不易成为叛徒。帝国政府自然用各种办法来鼓励敬老。另外还有科举学校也可资思想控制之用,政府可经乡间学校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自顺治八年起,清廷规定每一乡村都需设有“社学”,政府于是在政治、经济与思想三方面对群众作了控制。
公权先生指出,整个控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当地人来做监控,或即因此有人误会中华帝国下的乡村享有自治。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印象亦不正确。整个监控系统由上而下,经由地方政府,下达乡村中每一个人。如此庞大的帝国控制,显然支撑了200余年的满清统治。但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实亦松动了帝国的基业。任何集权政体但求安定而忽略了群众生活的改进与参与,以致于变得十分被动,听天由命,似于统治者无害,但当帝国控制最后失控时,被动的乡民不仅没有能力为政府效劳,而且无从抗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以致于不信任和恐惧官府。至此帝国控制便有了反弹。更糟糕的是,当农民无从改善悲惨境遇,无力面对灾难,乡村日益穷困时,终于揭竿而起,发生动乱。不过公权先生发现,所谓农民起义实非由农民主动,每由不得意的士人或“劣绅”所领导,农民在农民运动中主要是提供人力。领导不佳的起义多半失败,而大起义的激越并不能永久改变农民心态。即使比较成功的起义,如太平天国时期,一旦稍趋平静,农民又回复到被动以及小心翼翼的本质。长毛统治下的农民,同样被动无助。足见像太平天国这样规模的大动乱,都无法消除帝国控制的后遗症。所以公权先生的结论是:传统中国乡村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自治政府。
《中国乡村》这部巨著于1960年问世以后,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 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史金纳(G. William Skinner)申言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信而有征地分析中国,并进而作各种“跨越文化的尝试”(cross-cultural tests)。史氏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显然自萧著中吸取大量的灵感与养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即于同年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奖(奖金1万美元)赠萧公权先生,誉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肯定早年所著《政治多元论》,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conceptualization),称道公权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不愧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东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