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增长：有闲而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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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暇对生产具有互补效应，进而有可能造就“有闲有钱阶层”。CFP供图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不是来源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积累，甚至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而是对快乐和自由的追求，经济体终将由“创新型”向“效率型”进发
　　为何同时存在某些国家“又富又强”、某些国家“强而不富”的格局？为何在生产和收入分配的交叉领域存在勤奋工作却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处于低收入水平的阶层，又存在工作时间逐渐减少却日渐富裕的“有闲阶层”？跟踪这些闲暇经济领域中的谜题，解析闲暇微观效应在人们寻求“幸福”和创造价值方面的影响，探究闲暇的宏观效应即经济体的“快乐式增长”，对创设新经济增长模式至关重要。
　　闲暇的三个经济学谜题
　　“富强之谜”。国家的富强程度，需要具体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总量GDP用以衡量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是衡量“强”的指标；人均GDP考量经济体内部的富裕程度，是衡量“富”的指标。
　　无论从感性上还是数据上看，中国都属于“强而不富”的国家：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的数据，中国的总量GDP排名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却屈居世界第125位。
　　富和强，有些国家兼而有之，有些国家顾此失彼，还有一些国家能展现出更为神奇的能力——不强而富。这其间的奥妙是什么？研究显示，至少是部分地和一个国家的“工作—闲暇”时间分配及工作模式、休闲观念密切相关。因为“工作—闲暇”的数量安排和结构模式内含了经济效率的高低，一个经济效率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富强。
　　“勤劳悖论”。闲暇时间和收入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勤奋工作、工作时间长而休闲很少的阶层，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处于低水平，如农民工群体、初级服务业从业者及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二是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时间逐渐减少，成为富裕的“有闲阶层”，如一些企业主、新经济自由职业者。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劳动者的收入应按其边际生产价值来计值，也就是说，多生产、多劳动，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有闲有钱阶层”的出现，显然导致了“勤劳悖论”。这该如何解释呢？
　　有闲有钱的人及其从事的岗位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征。要达成这种效果，需要工作时间内的效率。这种效率一方面来自工作领域，如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能来自闲暇领域，如在休闲时间内提高自尊、增加对健康的认识、提高信心、提高群体社会化程度，从而增加个体的工作效率。此外，闲暇时间内的有些生产可能已经接近或达到专业水平，也会间接提高工作时间内的效率。笔者认为，闲暇对生产具有互补效应，进而有可能造就“有闲有钱”阶层。
　　“收入—幸福之谜”。从1958年到1987年，日本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5倍多，而幸福指数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类似的现象，在美国、加拿大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都出现过，这便是“收入—幸福之谜”。
　　对该谜题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国民幸福不但和物质消费有关，还和闲暇时间有关。幸福的提高和收入提高相关，而在收入提高到一定阶段后，幸福部分地由闲暇变量决定。1987年后的15年间，日本放缓了经济发展速度，闲暇时间平均每年增加约0.7％，累积增幅超过10％。同期，其人均GDP水平并未明显下降，幸福指数却快速上升到世界中等至中上水平。可见，日本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幸福感更有可能是由闲暇而非收入决定。
　　闲暇的三个微观效应
　　闲暇时间、休闲活动，通常作为非工作因素被排斥在经济系统之外。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收入水平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正在使“休闲”成为一种实在而有力的生产力。它在微观上影响着个体的幸福和效率，不但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质量的改善必将成为创新的个体基础和策动之源。
　　幸福从哪里来，是一个古老却永远引人入胜的话题。有学者提出，总体幸福度由工作满意度、健康满意度、生活满意度、闲暇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财务满意度等6个域幸福度决定，且这6个域之间还有交互作用。研究发现，闲暇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这说明闲暇满意度的提高能导致幸福感提高。
　　闲暇、休闲，对个体的工作或生活具有三个积极效应，即“闲暇的互补效应”，它们通过提高个体的效率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影响。
　　其一，闲暇时间中从事旅游、文化交流、体育运动、各种娱乐等享受性活动的休闲时间，具有“闲而优”效应。健康而积极的休闲活动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中精神、意志方面的禀赋,即休闲使个体产生“畅”的感受，从而使个体高度投入、感到自足、忘记时间流逝，以及激发出创造性、探索感和冒险精神。而且，创新的获得总是要经过一段休闲的“潜伏期”。“闲而优”效应表明，闲暇可以提高个体的效率，提高其人力资本的质量。爱因斯坦曾组织过素有盛名的“奥林比亚科学院”，其与会者总是边饮茶、边讨论，后来相继面世的各种科学创见中有不少就是产生于这样的闲暇。据说，茶杯和茶壶已被列为英国剑桥大学的一项“独特设备”，以鼓励科学家们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饮茶时沟通学术思想，交流科技成果。这些都是“闲而优”现象。
　　其二，在休闲体验和家庭活动中，最有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学习，而休闲中学习的潜力恰恰被证明是最大的。这种活动和在工作中与受教育中的活动一样，能提高个体的知识水准和学习能力。人们在后者中的学习被称为“干中学”和“校中学”，而在前者中的学习则属于“闲中学”。
　　其三，闲暇时间既是消费要素，也是生产要素。人们乐于在闲暇时间从事生产性活动，如制作一架漂亮的飞机模型或做一个精致的家用小板凳。基于兴趣与自愿，这种业余或家庭生产的效率通常并不亚于工作时间内的专业性生产效率。例如，在概率论、解析几何等方面有卓越贡献的费尔马，其第一职业是法国图卢西城的律师，数学是他在闲暇中的“第二职业”；哥白尼的正式职业是大主教秘书和医生，而创立太阳系学说则是他在闲暇时间里的“生产”。这些在闲暇时间内的生产，其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越专业水平。
　　闲暇的三个宏观效应
　　快乐式增长。经济增长与人民幸福之间有没有两全之策？经济增长的本质过程在于经济体中“人的贡献”，而经济增长的本质结果在于经济体中“人的效用”的提高。实现经济在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间的和谐增长的过程，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的效用”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能否实现“快乐式增长”，是经济和谐增长的关键。

　 有人将闲暇看作工作的替代，即闲暇必然无法工作，无法工作自然也就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一般的看法是，人们要在休闲中既实现效用增进又实现经济增长，矛盾且无奈。然而，笔者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的现实中依稀看到，闲暇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用提高似乎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
　　1947年至1994年间，美国的周工作小时数持续下降，即闲暇时间不断增加，但美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却显著提高。尽管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这是由技术进步引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但闲暇本身的“闲中学”效应和“闲而优”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仅仅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了闲暇时间增多和经济增长并举，那么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要大于闲暇时间的增加程度才能保证经济不断增长。然而从数据看，美国这一时期闲暇时间的增加程度居然大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
　　其实，快乐的休闲与玩乐本身能创造价值。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便可以“快乐式增长”。如果结合进对环境、保健的考量，就可以构造更全面的经济增长标准。如果人们的收入水平、健康水平、所处生态环境、物质条件均佳，但休闲时间很少，似乎很难快乐起来。而一旦如此，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将受到质疑，经济增长的目的也将得到质疑。
　　“效率中国”。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是总量增长的奇迹，而在人均量的增长上，并未创造奇迹。日本用20年的时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进入世界前10位；我国也用20年时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尚不及墨西哥的一半，排在世界120位开外。
　　如果仅仅从技术、创新、生产中找原因，的确有失公允。毕竟，在技术、创新和生产制造方面，从统计年鉴上看，我国和日本正在不断接近。重新解读“富强之谜”，可能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略见端倪。
　　经济总量（GDP总量）和技术、投资及人口有关，而和国民富裕程度、生产效率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联系；富裕程度（人均GDP）却受效率程度（时人均GDP）的显著影响，二者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人均GDP排名高的国家，时人均GDP排名也高。“不强但富”的国家卢森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其经济总量排名最后，但其效率指标（时人均GDP）和富裕指标（人均GDP）却名列榜首。
　　闲暇效应，能通过激发经济效率提高人均增长率。在重视走从要素积累到技术创新的发展之路的同时，实现高闲暇、高产出、高效率的“效率经济”同样值得重视。效率经济，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决定了“富”的程度和速度。因此，要想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赶超，我们需要超前探索出从“创新中国”到“效率中国”的路径，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以及休闲经济的发展因此具有极强的迫切性。
　　内需新引擎。休闲活动，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1987年至2003年间，我国休闲时间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的积极影响为：休闲时间每增加1%，即刺激消费增长0.93%，休闲的消费弹性已经趋于1。考虑到近年旅游和休闲消费的蓬勃发展，休闲的消费弹性肯定已变得更加富于弹性。也就是说，休闲经济将能成倍地促进居民消费。去年末，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寄望旅游消费成为继住宅和汽车后又一消费热点，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不是来源于资本、人力等要素积累，甚至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而是对快乐和自由的追求，经济体终将由“创新型”向“效率型”进发。创新的动力在于追逐利润，而效率的动力在于追求快乐和自由。闲暇时间及其内容对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增进个体幸福感、提高工作效率和引发全社会的创新。闲暇经济有利于实现“国强民富”，有利于实现《高收入、高闲暇、高效率》的“三高”经济模式，有利于全面改善社会不平等状态，实现国民经济和国民幸福和谐发展的“快乐式增长”。魏翔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712576.html
推荐理由：既闲而有钱，只有资本所有者才可以做得到，劳动者估计是无法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