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会应向东方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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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劳埃德 2010-08-16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服装厂，工人们上月末举行了一场罢工，抗议他们的一名工会官员被免职。该工厂为Gap、贝纳通(Benetton)和阿迪达斯(Adidas)生产服装。长期以来，亚洲低廉的劳动力让这些品牌的客户受益匪浅。但柬埔寨纺织业的工会运动如今终于取得了一些成就：7月份，最低工资提高了11美元——比工会要求的低，但足够让罢工浪潮结束。

维权这项重大、甚至是宏伟的任务，在发达国家也许正在急剧衰落，但在追赶它们的国家中却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在许多新近（或仍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劳动力仍然受到剥削，因此它们亟需工会运动。

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尽管受到警方的严密关注，但在今年6月，罢工浪潮还是席卷了中国南方的外资企业，包括本田(Honda)、现代(Hyundai)、肯德基(KFC)和丰田(Toyota)等。这些罢工活动虽然是非官方的，但却取得了成效。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呼吁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尤其是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农民工是广东等地劳动大军的主要构成部分，薪资低、工作没有保障。

温家宝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农民工的劳动“是光荣的，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要关心农民工、爱护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不过，正如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俄罗斯与中国工会问题专家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强调指出的，在中国和东南亚，独立的工会常常转瞬即逝，而且入会仍然很危险。官方工会不仅从不发动维权运动，甚至还会镇压。

俄罗斯也存在类似问题：工会完全由共产党把守（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党创造的）的传统依然存在。告别共产党统治后，国家控制取代了共产党控制。但在已有的工会中，公民与政治运动贫乏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西蒙•克拉克就曾指出，俄罗斯的劳工运动“完全受制于（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不过，就算俄罗斯不追随潮流，亚洲工会实力的日益壮大也是一项受欢迎之举，它将迫使当权政府增加国内消费、提高技能水平、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尤其是面向农民工的服务。当然，无论是余下来的共产党（如中国和越南），还是那些老的官方工会，都不会愿意交出让他们获益匪浅的控制权。即便如此，在较新的维权工会的支持下，经济斗争仍有希望发动起来。

成功的希望在西方要渺茫得多。那里的工会有着辉煌的过去，现在却被视作是无关紧要的。但如今，随着紧缩成为优先选择的姿态，工会开始争相重新树立自己的地位。英国各工会计划于秋季举行示威、召开特别会议、甚至发动罢工，来表达不满。不过，法国公共部门的工人、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的机组人员以及希腊各部门的工人，都已经考验过政府的决心，但无一成功。

事实上，富国的工会在继续变弱，尤其是在私人部门。即使是在与雇主的合作确保了公司层面权力的德国，工会仍然无力阻止收入的下降和人员的削减，也无力改变政府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7岁的想法。在联邦工会（即德国工会联合会(DGB)）6月份的会议上，中右翼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有关“未来几年将非常艰难”的言论，似乎也得到了工会代表的认同——她的演讲赢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而非嘘声。DGB主席米夏埃尔•佐默尔(Michael Sommer)称赞了政府致力于社会均衡的努力——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接受了裁员与减薪。

不过，他们或许还是应该提高他们的目标：因为如果他们无法成功实现提高薪资的传统目标，重新求助于他们早年调动的道德力量或许会让他们做得更好。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与企业高管之间巨大的薪资差距，可以为工会的辩论提供道德论据。劳工运动有机会影响舆论，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工会有机会重获他们因会员流失、志向萎缩而失去的地位。

如果不这么做，发达国家日渐没落的工会，或许会开始用艳羡的目光看着不那么有特权的同行取得成就。“工会让我们变强”曾经是工人运动的口号。但东西方工会实力的对比阐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工会在经济增长时能很好地为会员服务，但在更艰难的时期，道义劝告是它们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手段。

译者/何黎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108

这题目在中国人看来恐怕很搞笑。作为工会，全总也远不如德国工会来得货真价实。但面对经济基本面的无情压力，货真价实得多的德国工会也无能为力。

这种悖论似乎说明，制度这玩意常常没那么神，有时候只是个结果，而非原因。有时候甚至也就是个幌子，说的故弄玄虚一点，也就是个名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