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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原因：虽不至于目前廉价劳动力已无处可觅，但这是在目前人口政策下很快我们就能看到的事实：劳动力将会越来越贵。而这则新闻又是佐证这一趋势的最新证据。
原帖地址：http://news.dsqq.cn/society/2010-06-04/1034630.html
来源:南方周末 | 发布日期:2010-06-04 07:29:40
一直被形容为“源源不断”的中国廉价劳动力,越来越醒目地宣告了短缺
这种供不应求,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增长方式、工业格局和劳资生态
记者韦黎兵 发自江苏
综合消息：《南方周末》报道，天刚亮,39岁的江苏盱眙县泥沛村妇女吴国珍起床,开始了新的一天。
她是五洋玩具厂的缝纫工,也是12岁儿子的妈妈。
吃完早饭,吴国珍骑着电动摩托车,送儿子上学,然后到学校150米外的工厂上班。这时是7点。中午11点半,儿子放学,吴国珍也下班,接他到工厂里吃“免费的午餐”———厂里不仅管工人的饭,也管工人们的孩子,“时不时有鸡鸭鱼肉改善下伙食”。
像吴国珍这样的“妈妈工人”,占了这个玩具厂的七成。
最近几年,招工越来越难,为了将吴国珍这样的“留守”妇女———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没事麻将成风———招进工厂,江苏盱眙的老板们拿出了各种各样让她们喜欢的招数,当地的工业布局与劳资关系都因此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生态变化。
动员母亲
一封致家长的信发到每个学生手上,动员他们的母亲报名到厂里做工
对盱眙县干部的最新要求是,“对外抓招商,对内抓招工”
地处苏北相对落后地区的盱眙县,上世纪曾有上万人在国企就业,但都随着世纪末国企改制变成了下岗职工。从2004年开始,这里30万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接近20万。
但随着最近五六年盱眙加速工业化,尤其是2006年后的工业突进,本地吸纳的工业就业人数已突破了5万,外出打工的部分劳力又逐渐回到本地,外出人数逐步回落到16万,但仍旧赶不上本地工业的劳动力需求。
打工大县里闹起了民工荒。上世纪90年代的盱眙“劳务输出办公室”,2005年变成了“劳动力转移办”,2009年再改为“服务企业用工办公室”,主要职能从劳务输出,变成为本地企业招工。2010年春节前,盱眙县劳动部门对全县112家企业走访调研,发现竟有84家企业缺工5848人,仅28家工厂企业没有或者暂时没有缺工问题。于是,政府连续举办了28场招聘会。
县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云亮则在春节后想出了一个奇招。
“盱眙从农村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的不少,有些妇女干脆在城里租房子,专门给小孩做饭,照顾他们的生活。这部分人我们估测有上千,是潜在的劳动力,可以发掘。”于是,朱云亮与教育局合作,给学校校长们开了个会,让他们把一封致家长的信发到每个学生手上,动员他们的母亲报名到厂里做工。不过,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十多人报名。
解决招工问题,也成了盱眙县的重大战略。2010年开始,盱眙县委书记蔡敦成把解决用工问题,放到了跟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地位。蔡敦成对盱眙县干部的最新要求是,“对外抓招商,对内抓招工”。
迁移之路
张伟被迫从县工业园搬到了盱眙下面的黄花塘镇,希望能招到家庭妇女,在家门口打工
最近四五年间,从浙江、苏南转移到苏北盱眙县工业区的不少企业,因为劳动力供应不足,开始再次从县里迁往乡镇,甚至是村里。
张伟被迫从县工业园搬到了盱眙下面的黄花塘镇,希望能招到农村那些“上有老、下有小”,原本不出去打工的家庭妇女,在家门口打工。
张伟给出了免费食宿、提供夫妻房、车间装空调、免费班车接送上下班、中午休息时间长达两小时以方便女人们为老人孩子做饭等优厚条件,但他至今招到的工人还只有期望值的七成。
而安徽人杨涛则选择将玩具厂径直开到村里。那时候这里才刚刚出现工厂,不缺工人,工资也不高。四五年前,泥沛村利用废弃的学校和村部等闲置地,迎来了第一家玩具厂,泥沛村民第一次开始在家门口当工人,那时工资只有四五百元。
随着落户泥沛村的工厂增加到8个,拥有1500个劳动力的泥沛村,在本村当工人的人数逐步增加到700个,工资也逐步上涨到1000元至1500元。
杨涛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招工困难,不得不把工资逐步提高到一千多元,把招工条件一再放宽,工人年龄上限不断提高,并开始考虑起女工们照顾孩子和老人的要求。比如,为女工们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
于是,泥沛村的闲人几乎绝迹。不仅吴国珍们的丈夫外出打工了,连吴国珍这样50岁以下留守的家庭妇女,也都没闲的了,要么留在村里的厂子干活,要么围着厂子做点小生意。
逼出来的“弹性工作制”
上班可以接送完小孩再来,也可以中间回家去做饭
但是,弹性工作制让人均产量明显下降,影响到工厂的未来
为了招收这些“妈妈工人”,工厂主们不得不实行了“弹性工作制”。
无锡人徐兵2006年来到盱眙县工业区建了一个包装厂。今年春节后,他果断来到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管镇镇又开了一个厂,为的就是这些“妈妈工人”。
三四十岁的家庭妇女占到了整个工厂员工的90%。为了让她们好好工作,工厂推出一个“妙招”:每年拿出几万块钱,对在本企业工作满半年、孩子学习优异的家长,每年奖励几百块钱的助学金。
不过,管镇工厂开工后,徐兵把在县工业区的规章制度移植到了管镇厂里,但却遇到了新问题。“由于都是家庭妇女,家里事多又杂,开工后不断有工人请假,多的时候请假的人竟然占到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如果要求严格了不准多请假,工人们索性就不在厂里干了,但厂里又招不到更合适的人,那就得缺工影响产量和订单。“没办法,我们只好实行弹性工作制,上班可以接送完小孩再来,也可以中间回家去做饭,每个月请假七八天都可以,也可以有空就来、不固定地打零工。”在车间,记者发现,几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妇女正在桌前整理包装袋、剪线头———这个年纪,他们原本不可能进入工厂打工,但现在已成了工厂的零工。
但是,弹性工作制让人均产量明显下降,徐兵不得不把原本计划的300名招工计划修正为400人,多招了100人,以弥补产量问题。
现在,这些女工们的收入多在800元—1200元之间,如果熟练工好好干少请假,一个月也能拿到1500元以上。但是,一个镇可挖掘的劳动力潜力毕竟有限。徐兵正筹划着在附近的桂五镇,再开一个厂,就近吸纳那里的劳动力。
“妈妈工”不好管
这些散漫而随性的妈妈们,其实并不是工厂梦寐以求的好工人。她们常常并不遵守工厂制度,还会跟老板斗狠
就在前些天,泥沛村的吴国珍参与了一场短暂的“别扭”。
起因很简单———老板杨涛试图实行一项新制度:每周工作六天的员工有全勤奖,多干一天额外再奖,但如果请假少干一天,则要从已有计件工资中额外扣钱。
杨涛对这些在家门口已经变成了工人,但行为举止却散漫自由的家庭妇女颇为不满,希望规范公司管理,进一步提高她们干活的积极性,强化奖惩。
不过吴国珍们却并不买账,“我们都是自由散漫的,想走就走,想来就来。”由于双方未签合同,就谈不上在合同书约定有关奖惩的问题。不过,并不是老板杨涛不愿意签合同,而是工人们怕受约束,自己不愿意签。
双方力量对比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杨涛是外地人,而吴国珍们则是当地的“地头蛇”,且都是一个村或相邻村子的乡亲。“我们就是比老板狠。”吴国珍与姐妹们找到杨涛“理论”。人生地不熟的杨涛只好妥协。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较量都是工人取胜。这个村里的另一个故事就恰恰相反。
泥沛村另一家企业煜远电器也在不久前经历了一场较量。部分工人因为不熟练或者工作时间较短,收入比较低,便集体要求老板周笑如提高计件工资,并要他兑现招人时月工资不低于1200元的承诺。
但周笑如比工人更强硬。
周是泥沛村附近村子的本地人,更重要的是,周笑如与工人都签订了合同,约定工人辞职必须提前通知厂方。
这次,妥协的是工人。
盱眙劳动部门的官员,对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也感触不小。“以前工人维权意识很弱,一年申请劳动仲裁的都没几起,但最近两年随着供求关系改变,工人开始挑老板,劳动仲裁部门接到工人申请仲裁的案例每月都有两三起。”朱云亮说。
换掉妈妈的工厂
天源趁机把工人中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都换成了二三十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也有少数工厂不缺工人,明祖陵镇的天源服饰就是其中一个。
作为阿迪达斯的代工厂,这个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民营股份制企业,2004年试着从苏州转一部分生产任务到明祖陵镇,迅速从四五十人发展到1200人,是盱眙当地比较大的企业。
不缺工的原因很简单———天源不像民营企业,而像他的前世国有企业,给工人提供了令人眼红的福利。
从来到明祖陵镇,天源就把免费食宿、夫妻房、班车接送、优秀员工国内外公费旅游等福利,逐步引到这里,并在车间工作时为工人放音乐,还在扩建厂区时,投资两百多万,在2009年给工人建了阅览室、网吧、台球室、小影院等,给车间和宿舍都装了免费的空调。
虽然天源一般工人的收入在1200元左右,跟周围其他厂的工资差别不大,但却成为明祖陵镇其他二十多家工厂3000工人艳羡的对象。
最初并没有什么分别,可是当2007年左右招工紧张之时,工人们用脚投票了———他们离开原来的企业,转到天源或者条件更好的企业。
金融危机加速了他们的脚步。“金融危机时,我们不仅没裁一个人,还招了100人,没有订单,就组织大家上午培训,下午上网看电影,每天管吃管住还补助30元生活费。”天源服饰总经理侯孝强告诉记者。
当危机迅速过去,工人们的脚步更为坚决。
明祖陵镇的小老板们也不得不纷纷给工人提供免费食宿,在车间给工人装空调,用面包车接送工人上下班,甚至给一些骨干员工缴社会保险。“2010年过年前,我在香江国际(当地一家四星酒店)看到有好几家企业摆酒席,给工人们吃年夜饭,老板们挨桌给工人们敬酒。”一位盱眙当地人感慨,老板跟“泥腿子工人”套近乎,在这里前所未见。
有趣的是,趁着工人们蜂拥而至,天源把工人中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都换成了二三十岁年富力强的年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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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08:3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