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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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无论如何都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能力。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但是收入分配不公、分配制度不合理，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有关收入分配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公众话题。政府掌管着利益分配的杠杆，因此，纠正分配不公，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政府责无旁旁贷。

　　收入分配问题会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从社会问题看，当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如果一定时期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明显的缺陷，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比如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理蔓延、社会犯罪率上升等。

　　从政治问题来看，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比如，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了明显的收入分配不公，而政治体系又缺乏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甚至政策过程还在强化这种不合理，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当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等，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方面，南美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三个视角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或者认识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笔者认为有三个观察的视角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即基尼系数理论、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行业差距。

　　基尼系数理论虽然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但反过来可以印证收入分配的基本状态。按照基尼系数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这个社会肯定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成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超过0.4，证明贫富差距已经比较大了，对掌握政策制定权的政府来说，就是一个警戒线；如果达到或者超过0.5，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按照专家们的测算，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尼系数基本在0.2以下；1970年代末，大体在0.28左右。经过短短3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7左右，虽不能说我们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但整个情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可以肯定地说，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值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值快速上升、贫富差距拉开的后面，虽然反映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政策调整，即允许一部分人、地区率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也反映着我们在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选择了效率优先的策略，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不能带动多数人共同富裕，或者说政府不能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就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拉的过大问题。显然过去30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
从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这些年来，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似乎一直处在缓慢下降的态势。据商务部原部长助理、全国政协委员黄海提供的数字，我国在1978年至1980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2%，投资仅占36%，那个时候，出口还是负增长3.3%。2001到2005年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41.2%，投资上升到51.1%，出口上升到7.7%。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是靠投资拉动的。

　　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降，反映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分配制度不合理，在笔者看来既反映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如在处理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分配比例中，国家可能拿走的过多，直接切给国民的这块蛋糕相对太少，同时也反映在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中，如税制等。正因为如此，才导致普通民众的收入比，在整个国家收入这块大蛋糕中所占比例相对在缓慢地下降。很显然，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政府在收入分配的政策杠杆方面存在问题。

　　从行业差距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的行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同行业就业的职工的生活水平、工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尽管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和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程度不同地走向市场。然而，国有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被打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进一步强化了，从而导致巨大的行业差距，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有专家提供的数据证实，2008年全国九大垄断行业的就业人群占全国就业人口约8%，但是他们却拿走了全年所有就业人群（不包括农民工）工资福利的一半。一个典型例子是，北京2008年的某个行业平均收入高达52万。与巨大的行业差距相联系，在目前我国的各类企业中，劳资冲突也在明显上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比如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动不动年薪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再加上这些高级管理者的其他隐形的消费和开支，进一步拉大了高管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激化了劳资关系。吉林通钢重组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等劳资冲突的直接表现。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政府责无旁贷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他们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将骚动不安，社会成员对利益的渴望格外强烈，官员也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腐败等问题。应当说，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痛苦的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社会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对政府掌控利益分配的杠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会有相当大的难度。尽管如此，政府也必须小心谨慎，运用好社会利益分配这个政策工具。

　　按照笔者的理解，政府在运用这一杠杆时，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显然，在这方面政府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政府在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中的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收费等方面，社会的反响是很强烈的，但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因此，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首先要控制政府行为，克服政府与民争利的倾向。这是收入分配政策公平合理的基础。第二，要根据改革发展的进程和实际情况，不断对收入分配制度做出调整，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这个政策杠杆，保持社会整体利益格局的大体平衡，防止由于政策失误、或者政策反映迟缓，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政府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1167735.html
推荐理由：收入分配问题目前受到了高度关注，但是从就业角度而言，产业工业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产业工业中的垄断行业工资已经是过高，不是过低。就产业工人而言，其工资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在资本和劳动的博弈中，劳动永远处于劣势，何况劳动力供过于求，为什么呢？因为劳动者是无产阶级，他唯一拥有的资本就是劳动，不劳动就会无法养家糊口，所以他不能不从事劳动，而且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他们一点微薄的收入，还经不起房市、股市等投机场的诱惑，被资本操纵者也盘剥殆尽。因此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是资本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能做的就是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收入分配问题有效解决无能为力，用力也是无效的。因此，只要资本存在，劳动就是弱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成为一种必然，没有解决答案。这也是马克思发现的经济规律之一，所以马克思提出了，为了防止资本吃人的制度，只有实行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