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至少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我很佩服哈维尔的一个提法:“Living in Truth”(活于真理之中),大概意思就是“我要说真话,有没有代价是次要的,说真话本身给了我一种最可贵的自由”我并不想刻意批评中国作家,我知道在这种体制里Living in Truth很难做到。但胡发云的《如焉.com》就相当接近哈维尔说的这个意思了,刘宾雁的许多作品也接近,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文字风格也接近。
林培瑞:流亡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比如海明威,他自愿离开美国住在欧洲和古巴。一种是不自愿的,比如80年代这批中国作家。至于流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有利有弊。利是能保持独立性,比如哈维尔所说的“Living in Truth”,在流亡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达到;弊端是隔膜掉了自己的土壤和大部分读者。对中年以上的流亡中国作家来说,这问题特别大。苏晓康,郑义,和已经去世的刘宾雁都有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北岛和多多也经验过。郑义和苏晓康继续写散文和评论,读者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文章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南都周刊:金介甫认为西方读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期待,受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出现的很多畅销回忆录及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的影响,比如前不久在华盛顿去世的郑念女士写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郑念从一开始就提高了暴力的赌注,自从她的这本书出版后,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前右派人士,就请人将他们家族的悲剧翻译成英文,寻找出版商,有时候英译本比中文原著出版得还要早。”您觉得金的这个观察和判断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