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日报：抓精神病人当凶手应追究刑责

乱红飞渡

2010年05月24日 12:30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24日电 《澳门日报》24日发表社论《抓精神病人当凶手应追究刑责》。社论说，河南省公安厅对“尉氏县公安局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事件的处理结果，尉氏县公安局长郑伟等人，拿法律当儿戏、视公民权利如草芥，显然已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行政处分远远不够。

文章摘编如下：

河南省公安厅日前就“尉氏县公安局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一事认定，尉氏县公安局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决定免去郑伟尉氏县公安局长职务，调离公安机关；免去负责侦查该案的宋伟民的副局长职务。

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河南省尉氏县贾鲁河惊现一具喉咙被割断的男尸。至年底，尉氏县公安局长郑伟迫于该省“命案必破”的压力，指示派出所民警将自幼精神失常的河南尉氏县十八里乡村民刘卫中“被认定”为“杀人犯”，以治病为由抓走，成为“四·一六”命案疑犯。

二十多天后，在家属声称上访等压力下，尉氏县公安局释放刘卫中，并宣告该案告破，但因刘卫中是精神病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舆论纷纷谴责河南尉氏县公安局抓精神病人顶杀人犯提高“破案率”的行为。

当精神病人成为“命案必破”的棋子之时，无辜的公民陷入冤屈的牢笼，而真正的凶犯却逍遥法外。公安机关如此作为，谈何维护安定社会秩序，居民又何来基本人身安全保障？

平心而论，每一位公民都希望公安机关能达到每起命案都能侦破。然而人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案件的侦查都是对已发生过的事情重新回溯，在理论上可复原客观事实，但在实践中，则根本无法完全做到。因为这与案发时可能留下的证据、警方的客观侦破条件，甚至当事人的记忆等都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是，刑事诉讼不仅要查清犯罪事实，同时更要注重保障人权，实现实体与程序并重。如一些案件，可能因为正当程序所限，警方也无法真实地查清犯罪事实，警方可能已确认作案嫌犯。

河南开封市的命案侦破案率高达97.3%，但上级公安机关还要求以“最大限度地侦破年内未破命案”，特别是自二○○四年起，河南公安机关就坚持“命案必破、挂牌全破”的工作要求。在如此高压之下，公安局能做的要么破坏正当程序采取刑讯逼供，要么弄虚作假，搞假数字或假案件，否则根本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命案必破”，造就了公安机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和追求政绩的思想。当“命案必破”带给警方办案巨大压力，并可能影响警方官员仕途时，对案件实在无计可施又无路可退，可能就会铤而走险，不惜亵渎法治，制造冤假错案。这样既上可讨好领导，下又可迎合民情。

河南省公安厅对于事件的处理结果，尉氏县公安局长郑伟仅被免职、调离公安机关。如此拿法律当儿戏、视公民权利如草芥的人，显然已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行政处分远远不够，而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国刑法第三九七条第一款规定，滥用职权的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郑伟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特征。从主体上看，郑伟等人是负有依法侦查刑事案件职责的公安人员，符合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主体身份；从主观方面看，郑伟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的后果却仍然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从客观方面看，郑伟等人在查处该案时，违反法律规定，故意违背法律所赋予的职权的目的，滥用案件查办权，对明知是无罪的精神病人强行扣上“杀人犯”的帽子，不仅极大地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他们擅权妄为、玩弄法律，将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尊崇和信仰，应依法予以惩治。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5/24/1547539_0.shtml

言之有理，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