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晓刚：一说户籍改革就是马上完全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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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以来，从官方到学界、再到民间，各种声音和讨论更是不绝于耳。北京作为首都，更是成为户籍改革者研讨争议的重点。日前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确定今年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其中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如果梳理一下近几年社会各方面林林总总的表态和争论，便不难发现，现行户籍制度要不要改革已经不成为问题。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还在快速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等各种资源大范围、大规模流动，立制成形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然无法完全适应当今时代和未来趋势的要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因素，急需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如今，这一看法基本上已成社会共识，区别则在于浪漫者高呼自由权利，激进者吁求一夜完成，稳健者建议循序渐进，忧惧者强调变则生患，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在一个日益开放多元的社会里，公众对一项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改革，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主张、诉求，展开讨论、激辩、交锋，无可厚非、十分正常。更何况，户籍制度改革牵涉范围广，现实矛盾多，难度和复杂程度有目共睹，很有必要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讨论来累积更多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社会舆论中有一种高调宣扬的所谓“改革就是马上完全放开户口限制”的说法，恐怕在现实条件下难以被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更无法成为当下决策管理者的选择。

　　一说户籍改革就是马上完全放开，有不同看法就会被抨击为“歧视”、“顽固”，这样的主张和论调既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缺乏理性平和的精神。笔者可以理解一部分人对于加快户籍改革的急切之情，却无法认同他们无视现实国情和操作难度的偏激空谈。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大框架下，一直存在着多元、多层的差别化社会福利分享方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而户籍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城乡差别，更具体细致地与各级各地的就业、工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紧密挂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各地都实现了高速发展，二元结构也受到很大冲击，但从根本上看，各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新老矛盾交织于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我国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因此，虽然户籍改革与城乡发展理论上可以互动，但立足于现实条件而言，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将原来只由一部分人分享的地方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通过构建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给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城乡居民，这应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前提或者当务之急。反过来，这又启示我们户籍改革根本就不单是凭空争辩放开与否或者放开多少的问题，更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对于中央来说，要充分考虑各地的发展差距和现实差异，不可能给出“一刀切”的政策；而对于地方来说，更无法忽视自身公共财政压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社会公众承受能力，实际操作中必然会追求平稳有序，不可能一点管控都没有，更不可能“马上完全放开”。近几年一些地方城市所尝试的户籍改革最终很快失效，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户籍改革必须正视和认清当前国情和客观实际，寻求可操作路径和执行方案，而不应当理想化、浪漫化，偏听激进更是不足取。尤其是北京、上海等这样的特大城市，更有特殊的市情，教育、医疗、社保等优质资源吸引着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倘若一下子不加限制地完全放开，城市必然面临空前的财政、管理和服务压力。近年来的事实表明，北京等城市虽然财政实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但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在加剧，城市承载能力更不可能无极限，这些城市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对人口流入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实有必要。

　　归根到底，现存的户籍改革难题还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户籍制度才可能与各种地方权益和福利脱钩，回归其本来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问题不啻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典型案例，必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转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11598500.html
推荐理由：户籍问题和人口的自由流动问题是姊妹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涉及城市化的发展；从社会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涉及住房、就业和教育等系列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涉及平等人权的问题。因此户籍问题和人口的流动问题历来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问题。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的今天。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的总闸已经打开，所以农村人口和二级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已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但是由于人口流动之闸过早地放开，导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民工的问题、城市房价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等等，均与这两个问题息息相关，但是恶化这些问题的原因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是人口超前流动造成的。正如前面所说，如今要在打开的闸门前再次设限已经很难，可以说几乎不可能。今天，留给我们可以调节的人口过度流动的手段只有价格这个经济手段了，只有价格手段形成的城市生活成本才可以调控人口的自由流动。举例而言，如北京和上海，如何人为地将房价压到很低，必然造成全国很多人口的涌入，而这些城市又拥纳不了那么多人，引发的社会性、城市型问题将更加严重。所以在户籍总闸解除以后，唯一可以形成人口双向流动的机制就是价格机制，中心城市过高的居住成本是形成人口合理流动，甚至向二级城市形成倒流的唯一手段，毕竟我们再不可能像毛主席那样搞上山下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