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八连跳背后新生代打工者：碎片一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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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难以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这个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

　　“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

　　卢新死后第二日，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 在专家的分析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

　　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希望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 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前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 （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xxx”。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迷惘的一代

　　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2009年10月26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 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

　　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

　　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

　　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 ，“睡不好”。

　　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

　　（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这些打工者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潜伏”手记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日，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他们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http://news.sohu.com/20100514/n272113631.shtml
推荐理由：富士康是很多人的梦想。但进去了的，却想出来，有的甚至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