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陷入"项目化生存" 竞标反成创新研究桎梏

henry2000888

眼下，争项目、拿经费成了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怪象；有专家感叹，畸形的学术生态，正把知识分子垄断起来

　　这几天，京城某重点高校社会学系副教授项天明(化名)颇感焦虑。除了日常的教学任务外，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下年度国家级课题项目申报的准备工作上。“按惯例，秋季学期结束后的1至2月份，是正式申请时间。如今迫近年底，免不了心急。”项天明坦言，原本只知道理工科、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等，需要以课题申报形式保证项目实施，不曾想现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成了“项目”的天下。“课题能否到手，一方面意味着10多万‘真金白银’，另一方面也是决定学术前途的‘重量级砝码’：晋升正教授，国家级项目是必要条件！”

　　如果你以为项天明这样的学者在高校中只是少数，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近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无论是想着“人往高处走”的副教授、讲师，还是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对课题申报都“趋之若鹜”。有学者尖锐指出，知识分子已陷入“项目化生存”状态，这成了当下学术生态中最畸形的现象。

　　竞争成了“数字化”比拼游戏


　　“申报课题本无可厚非，但眼下却到了异化程度！”据圈内专家介绍，搞研究本需要经费，项目申报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资助研究者，保证课题研究顺利进行。“现在，除了原本单纯的经费需求外，派生出的诸多其他需求，已被异化为主要方向——项目成了对学者重要的外部评价标准！”

　　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外，必须有一个国家级课题项目；讲师晋升为副教授，至少得有一个省部级课题项目……切莫以为达到一定级别的学者就“万事大吉”：即便身处教育部直属全国首批16所重点大学之列，有的高校居然还明确规定，若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手头没有项目，就没有招收研究生资格。

　　一位大学科研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项目背后的巨大效力，从教师、院系到学校都乐此不疲。“比如我们评价教授牛不牛、做出多少贡献，只要在电脑里看一下他(她)获得的项目总数，再按各类级别分门统计，就一清二楚了。”与此同时，同一大学的各院系之间，也把项目数量作为“比拼”资本；不同学校之间，获得各级各类重大项目更成为大学排名、衡量科研能力的主要指标。“可以说，院系与大学间的竞争，已演变成‘数字化’比拼游戏。”

　　据了解，有的211重点高校为鼓励学者为校“添彩”，甚至出台“刺激政策”——只要获得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校方再按1：1比例，给予经费支持。

　　求名分 自费项目竞争也激烈

　　在人文社科领域，每一年度都有来自各部委、省市一级的社科研究课题。其中，当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牛，“竞标”难度也就更大。“其实，有些民间、海外或本学校的研究经费，要比省部级项目多得多。但很多学者对此‘并不感冒’，宁愿为前者挤破脑袋。”

　　据了解，在一些省部级课题中，设置有“自费项目”。申请人即使获得该项目，也得不到任何实际资助。即使如此，每年省部级自费项目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为省部级“名分”，意味着对申报人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认可；同时认可的，还有其未来的名誉和地位。

　　“项目级别的差距，与课题的研究价值，就一定有因果关系吗？”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卫平很困惑，即使级别高的项目审批更严，但也不能说明该课题的研究价值就一定大、研究者水平就一定高。“好比你很难说，一个民间资助项目的水准，就一定会比省部级差很多。”

　　在向课题项目蜂拥而上的过程中，该课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是学者自身的志趣所在与擅长的研究领域，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到“投其所好”，认真研究本学科领域内该年度鼓励哪几个具体方向，如何有意识往“风向标”靠拢，如何操作以避开激烈的竞争等。

　　“每回申报都要填一大堆表格，写上已填过无数遍的数据，但你可别小看了这活儿。”项天明对记者说，每每申报前，学校会组织专门培训，请来有经验的“大腕”讲课，“申报早已成了专门技术！”申报前，除统一培训外，个别有“门路”的申请人，则“异常活跃”地打听该年度评审团专家名单，并私下活动。“这也是个别经验丰富、人脉广泛的‘活跃分子’，能屡屡‘中标’的原因之一。”

　　业内人士披露，有些学者甚至谙熟“一鸡两吃(三吃)”手法，将国家级课题“改头换面”，看似两个不同项目，实则“换汤不换药”，随即又在下级别申报中“中标”。

　　项目竞标 反成创新研究桎梏

　　“仅以法学研究领域来说，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倒并非是社科研究基金和省部级研究课题的资助项目。”张卫平教授告诉记者，真正有建树的项目，往往出于研究者的兴趣点与兴奋点，基于独特的视角、思维和研究方法，是长期积累的成果。

　　“时下，人文社科领域的‘项目化生存’状态，是对学术的最大伤害。这种畸形的学术生态，戕害了知识分子的创造能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儒敏分析，做学问不是生产，不可能限定周期。有的学问可能需要大半辈子苦心孤诣，而目前大部分课题项目的期限，均为两至三年。“在研究开始前，你就必须在申请报告上写明研究纲要、进展情况、阶段性成果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让申请人预先将研究结果与结论提出，然后根据预设，寻找经验性的证据。这显然违背了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规律。”

　　在温儒敏教授看来，人文社科学者做学问、出书，原本确实较困难，立项资助非常必要。但时下，从项目定题到申报、评审，都不尽规范，学术生产体制问题很多，项目资助成了“项目竞技”。“各高校、学者的利益均与项目挂钩，课题项目俨然学术‘指挥棒’，好像谁项目多，谁就学问大、贡献大。做学问就是‘做项目’！”

　　未拿到课题的学者绞尽脑汁争夺“名分”，拿到课题的则忙着在“规定时间”内做出“规定内容”。专家指出，这一表面繁荣的学术生产现象，却掩盖不了“一定数量的课题项目，只是低水平重复”的无奈现实。

　　本报驻京记者 王乐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 ... 11-27/1988664.shtml

点评：作为公平竞赛的一种制度，项目化管理和招标这类原本是在工程和商务活动里面常用的形式被引进到人文科学领域，目前也是出了很多硕果，最起码样子上面非常好看，工工整整像方程式一样有着严密的逻辑和规范的文档管理还有成果的转化时间安排，领导管理时候比较方便和一目了然，还有就是显示一个单位的管理水平。

既然我们都是改革的承载者，几十年的巨大变化中间我们目前还是试验品，原先在一个公开讲演的会议里面一位台湾老师给我们讲招投标台湾某行业历史时候说前五年黑标围标横行，中间五年逐步规范，后来就很好了，不过我不信台湾的这种吹牛，因为我看到了陈水扁在被审判时候证据很多是介入招标工程，所以这些形式化的东西要用还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多代价来改变的。

欢迎大家讨论！

yyg680

其实今天的所谓项目、课题那一套玩意，开始实行之初（80年代末90年代），就是权力者用糖块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巴的。不是“有买茶叶蛋”和“造原子弹”之争论的吗？加之那时人文社科的一些知识分子意识领域很不安分。于是，课题、项目计划出笼了。运用大把大把的资金（总体教育资源投入仍然有限，但在有限的投入中所占比重不可小视），有选择地投向部分知识精英。站在权力者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智慧、非常成功、非常聪明的举措。后来和知识分子的切身生存利益、发展利益挂钩。比如工资、职称、晋级等。软硬兼施，既有效地控制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方向，又让知识分子有事可做、有事乐做，乐此不彼。不至于让他们胡思乱想、惹是生非。至于楼上讲的“作为公平竞赛的一种制度，项目化管理和招标这类原本是在工程和商务活动里面常用的形式被引进到人文科学领域，目前也是出了很多硕果”。从量上看，我们的科研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确实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又有多少被世界同行认同和敬佩的呢，又有多少成果，自己敢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呢？难道就不想想，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是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境界的呢？可以说，这种被某些人津津乐道某些人引以为豪的项目工程，按照本身其制度的设计者意图和目的来看，本身就不是为了学术和科研自身的。而只是一种驾驭知识分子的一种谋术而已。他的异化在他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必然性。异化了了学术课题项目工程，以及其危害性（对学者自身的心灵、对整体学术科研、对民族的未来）今天已经逐渐显现，但还远远没有显示出其最后的堕落和疯狂。对此也不想说得过多了。

henry2000888

引用第1楼yyg680于2009-11-29 16:05发表的 :
其实今天的所谓项目、课题那一套玩意，开始实行之初（80年代末90年代），就是权力者用糖块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巴的。不是“有买茶叶蛋”和“造原子弹”之争论的吗？加之那时人文社科的一些知识分子意识领域很不安分。于是，课题、项目计划出笼了。运用大把大把的资金（总体教育资源投入仍然有限，但在有限的投入中所占比重不可小视），有选择地投向部分知识精英。站在权力者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智慧、非常成功、非常聪明的举措。后来和知识分子的切身生存利益、发展利益挂钩。比如工资、职称、晋级等。软硬兼施，既有效地控制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方向，又让知识分子有事可做、有事乐做，乐此不彼。不至于让他们胡思乱想、惹是生非。至于楼上讲的“作为公平竞赛的一种制度，项目化管理和招标这类原本是在工程和商务活动里面常用的形式被引进到人文科学领域，目前也是出了很多硕果”。从量上看，我们的科研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确实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又有多少被世界同行认同和敬佩的呢，又有多少成果，自己敢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呢？难道就不想想，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是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境界的呢？可以说，这种被某些人津津乐道某些人引以为豪的项目工程，按照本身其制度的设计者意图和目的来看，本身就不是为了学术和科研自身的。而只是一种驾驭知识分子的一种谋术而已。他的异化在他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必然性。异化了了学术课题项目工程，以及其危害性（对学者自身的心灵、对整体学术科研、对民族的未来）今天已经逐渐显现，但还远远没有显示出其最后的堕落和疯狂。对此也不想说得过多了。

站在原先领导角度看，这些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落后于当时国际要求，不能有国际视野和符合潮流的研究实力，但是为了让大家有口饭吃，以便熬过这最难的开头（国家没有钱，没有多少海外交流，多数不具备国际通行的实验设备，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那就仿效罗斯福的新政，给大家一些新的任务，暂时先活过这些艰难岁月，这样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吃粥，也有远走天涯的，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为试验品（所以的改革最后都要作用在我们这代身上，我们为自己的后代做基础打底子）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作为过渡措施能理解，但是很苦涩！

yyg680

“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落后于当时国际要求，不能有国际视野和符合潮流的研究实力”，为什么啊？几个30年过去了。状况改变了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歇斯底里、急功近利。问题来了，改穿西装了。一个上身穿着西装，脖子打着领结，但下身穿着唱戏的灯笼裤，脚上裹着老祖先的小脚层层裹脚布做袜子、蹬着皮鞋，跑步，看上去步履很快，但很碎、很别扭、滑稽，要命的是很痛苦。但自我感觉起初还是那么好，自以为真理在握，什么都全能。让教育成为自己的工具，知识分子成为自己的鼓手，万众如一人层层向上服务一个权力中心。要知道，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乃是分层化，看不见的市场、技术、知识、智慧之手，不停地将人分层为中心和边缘。现代教育的内在两个使命：无形的人性精神的提升和科学理性的创造精神的发展，外显为一种法律规约的现代公民权利和责任之自觉和技术智慧能力之创新。而这两个使命与我们传统裹脚布式的权力观念可以说不相容的。由于这些观念仍停留在前现代时光隧道里，自然难以消化和接受新的现代教育理念。要说一些什么“喝粥”之类的，恐怕就是托辞。就喝粥、喝水，世事艰难：教育经费和资源的投入，和二战后的日本乃至非洲的乌干达比，教育精神和大师的培养和所谓的旧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比，大家思考思考。迷失的发展教育理念和决策，孕育出异化的教育精神，培养出几代异化的人格。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人都会自食其果。在西方神话传说中有一种蛇能将自己尾巴吞食，叫做Auroborus。但愿我们的教育不是Auroborus。（推荐一篇书摘《孙悟空是如何被改造为体制内好同志的》http://www.haixiabook.com/Article/a3/200907/176202.shtml）

zxg0931

   谁好？谁坏？谁更好？谁更坏？不管怎么说，只要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制度，就必须对从业人员的业绩进行比较和评价。大锅饭好不好？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行不行，无论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答案都是不行。拿高校老师来说，为了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就必须客观公正、公平地对老师的业绩进行评价。高校老师的工作无非两件：一是教书育人；二是科学研究。因此，评价其业绩还是要围绕教学与科研工作展开，这应当没有错。但是，既然大家说这里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在于：
  一是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将教学和科研工作没有协调好。过分地偏重于科研，而忽视教学。现在有一些大学将老师分为科研型和教学型，并设置不同的指标予以评价，具有一定的创新，可以尝试。
  二是各类课题评审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科研课题的评审中重关系轻研究实力，比方说，有很多国家级课题的中标者身上具有各类身份的官职，还有中标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这里存在跟评审专家“脸熟”的问题。
  三是科研成果发表和评价体系存在问题。现在很多刊物收版面费发文章，有些刊物只认钱，不论文章的质量，成果的评价都是在熟人圈子中进行，我评审你的，你评审我的，我们礼尚往来，大家都是好好先生，至于收礼乱评的，就更不用提了。这样发表的文章，这样评审通过的课题，作为评价的东西，其公正、公平性还存在吗？

henry2000888

引用第3楼yyg680于2009-11-29 21:00发表的 :
“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已经落后于当时国际要求，不能有国际视野和符合潮流的研究实力”，为什么啊？几个30年过去了。状况改变了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歇斯底里、急功近利。问题来了，改穿西装了。一个上身穿着西装，脖子打着领结，但下身穿着唱戏的灯笼裤，脚上裹着老祖先的小脚层层裹脚布做袜子、蹬着皮鞋，跑步，看上去步履很快，但很碎、很别扭、滑稽，要命的是很痛苦。但自我感觉起初还是那么好，自以为真理在握，什么都全能。让教育成为自己的工具，知识分子成为自己的鼓手，万众如一人层层向上服务一个权力中心。要知道，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乃是分层化，看不见的市场、技术、知识、智慧之手，不停地将人分层为中心和边缘。现代教育的内在两个使命：无形的人性精神的提升和科学理性的创造精神的发展，外显为一种法律规约的现代公民权利和责任之自觉和技术智慧能力之创新。而这两个使命与我们传统裹脚布式的权力观念可以说不相容的。由于这些观念仍停留在前现代时光隧道里，自然难以消化和接受新的现代教育理念。要说一些什么“喝粥”之类的，恐怕就是托辞。就喝粥、喝水，世事艰难：教育经费和资源的投入，和二战后的日本乃至非洲的乌干达比，教育精神和大师的培养和所谓的旧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比，大家思考思考。迷失的发展教育理念和决策，孕育出异化的教育精神，培养出几代异化的人格。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人都会自食其果。在西方神话传说中有一种蛇能将自己尾巴吞食，叫做Auroborus。但愿我们的教育不是Auroborus。（推荐一篇书摘《孙悟空是如何被改造为体制内好同志的》http://www.haixiabook.com/Article/a3/200907/176202.shtml）

yyg680

我想领导们心里不定怎么看待这些人才呢？呵呵

因为很多领导眼里还是像钱学森那样有名气有才气有本领能马上干出漂亮活的是他们所追求的，所以对于本土自己培养的，还有就是普通海归来说，要进入相当部分领导的法眼需要多多努力，这点上面我是这么觉得：

与其想着改变领导成型的一贯的看法，倒不如先改变一下咱们自己的想法，有条件包装自己，找点外援来给自己抬轿子，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有钱的出国镀金，没钱的多和外界交流拉同盟。

这样又能多联系朋友又能让领导看到咱们还是有点能量的

什么是体制，什么是精神，跟咱们有啥关系呢，那是领导关心的事情

孙悟空为啥有西游记，因为他有个离不开他的好领导唐僧，唐僧一旦有事先说的必定是：悟空，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