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

吉献忠

【摘 要】现代性，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充满艰辛、困惑的曲折过程，这一过程存在着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裂，它主要体现在激进主义思潮与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民族性视域下正确对待现代性的理想价值，同时展望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文章认为迷失自性，完全脱离传统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是应摒弃的。
【关键词】民族性、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
       Chinese Culture’s Modernity Pursuit from the Nationality Perspective
                                 Ji xianzhong
                 (Nanjing,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10004)
Abstract：Modernity is the theme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Chinese culture. Its modernity pursuit is a strenuous and puzzling process simultaneously, which embodies the large gap between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 together with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radicalism and conservativeness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how to treat Chinese culture’s universal ideal value and its future from the nationality perspective. The losses of selfness and Chinese culture’s modernity pursuit away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supposed to be disposed.
Keyword：Nationality; Chinese culture; Modernity pursuit
【作者简介】吉献忠（1971-）男，汉族，河南泌阳人。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手机:13611514387)地址:南京市建邺路168号江苏行政学院研究生处3＃信箱。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近两百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进步、贡献和压迫、破坏共存的一种文明形态，现代性在西方文化中受到质疑或否定，而在中国，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
                     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要经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文化现代性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必然选择，这种转变有内源和外生两种形式，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属于后一种。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先行现代化的国家用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人幽闭千年的文化世界。随着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逐渐渗入中国社会，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渐衰微。然而，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历史悠久、底蕴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使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对此认识是深刻的：“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1]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步履滞重而缓慢，过程充满艰辛、矛盾和困惑。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转型过程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层面的变革到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再到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的曲折发展。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的发端。当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承认在器物上不如西方，从而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洋务运动便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兴办培养现代科技人才的学堂，选派优秀人才到西方留学，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变打下了基础。但准确地说，洋务运动只是以西方之实有技术来充实、巩固中国传统文化之“本”，“并没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确意识，相反，学习西方只是为了护卫中国道统。” [2]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启动也宣告失败。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仅仅推进到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用”之上，还须深入到“体”之中，没有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物质文化现代化最终会归于失败。对此，当时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鼓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之后由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它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文化界“对现代性的第一次自觉追求”[3]，它将中国现代化从物质文化层面推进到了制度文化层面。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经由短暂成功后又归于失败，使国人认识到：形式上的所谓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唯有改变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观念才是出路，这种觉悟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鼓吹西方的科学理性、民主精神，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精神，抨击儒家文化传统，希望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更新”，[4]以求找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出路，但由于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偏激的取向，致使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误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上出现大起大落，既有制度文明和观念文化的极大创新，也有重大的人为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我们在动乱中既无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又遗失了优秀的传统。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使“70年代走出来的青年人有不少成了无信念的精神流浪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现了倒退和迷失。” [5]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和国门的主动打开，文化、人学再次出现热潮。90年代，全球化的到来，使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面临机遇和挑战，此时，国人已经比较有理性地正视西方文化和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能比较理智地直面现实。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也已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检讨西方现代文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二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特定的民族文化系统总有不同其他文化系统的民族性特质。而这种特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自我延续、更新、发展的基础。然而，当民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便存在着二者的融合和张裂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其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
     实事求是地说，现代性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从西方发端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鼓吹者马克斯•韦伯认为，以资本主义为基本标志的现代文明，首先是在西方文化中出现的，而且他无比骄傲地宣称“这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6]因此，对于先发展起来的西方各民族而言，其民族性与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原始的统一性，而对于处在后发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文化，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换言之，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体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非西方文化要想完成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7]这样，在向西方文化学习过程中，其民族性与现代性就可能走向张裂。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迫走了了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绵长古老，极具魅力，虽历经嬗变更新、形态各异，但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且长期处于周边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但在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面前，中国传统文化便远远地落后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为重塑并发展自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是以“以夷为师”为起点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过程就是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文化民族性的过程。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便表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巨大张裂。这一张裂体现在激进主义的文化心态与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中。
    长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了闭关锁国的惰性的文化心理。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是决计不能丢掉的，因为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保守主义者认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而不是被西方文化同化或被“吃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应该“以我为主”地吸纳西方现代文化。现代新儒家贺麟先生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说：“就个人言，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 [8]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不足和问题，不过他们心中的不足和问题是“‘事’之问题，即表现形态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即文化之根本精神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是‘圆满俱足’的。” [9]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西方文化才真正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他们便反过来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来评判现代性。在他们看来，现代性的张扬只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而不会出现儒家所宣扬的“生生和谐”，因此，在现代性价值理想框架内，“科学精神畸变为理智决定一切的‘科学一层论’，民主堕落为‘躯壳之个人主义’，自由变现为‘情欲之自由主义’，整个西方时代精神表现为‘无体、无力、无理’，因而到了‘趋于自毁’的地步。”[10]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极力维护的，他们对中华文化充满挚爱之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有深刻的把握，而且能针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如此，他们还能针对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做出适切的阐释和调适，从而也使得中国文化有了一定意义的现代性。可以说，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目的很明显：抵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振起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力。遗憾的是，“由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过于注重文化之民族性并最终把自己封闭或限制在‘华夏文化中心’论之中，因而一直未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11]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在中国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优劣进行了比较，深感中国的落后。巨大的文化落差助长了激进主义思潮的蔓延。与保守主义站在“民族性”立场上不同，激进主义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来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其理论意图是：用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展开全面的批判和清算。不幸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指明的道路是“全盘西化”。在激进主义者看来，除了抛弃一切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民族性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便无可能。“这种激进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中已见端倪，当时有的学者主张把文化古籍扔到厕所里去，甚至主张把汉字拉丁化或者干脆把汉字废掉。”[12]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胡适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比，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但在物质、机械上甚至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西方。因此他断然宣称：“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13]客观地说，就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主张有其进步性。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成分及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空间。另一方面，激进主义鼓吹的民主价值和科学理念，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的必然成分。当然，文化激进主义也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文化。这就意味着它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强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固然有其为未来真正的建设廓清内涵空间的积极作用，但它不仅不足于完成中国文化之现代重建的历史任务，而且随着中国文化现代的深入发展，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文化激进主义就显得落后于时代，其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价值取向就不能不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产生阻碍作用。” [14]
        根据前述，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追求的历程中，正是由于存在以民族性为基本立足点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以现代性理想为价值尺度的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过程才显得曲折而艰辛。而且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当然，由于二者的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它们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互补性，这为它们在对立中走向互动提供了可能。“文化之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相反相成、相摩相荡的现实运动，正是要指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想目标——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15]
                                          三
     任何人类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借鉴，然而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加以抛弃和改变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陆再度出现的反思西方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文化讨论热潮，使得“中国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换”的主题重新凸现。显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仍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因而现代性的价值目标仍是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过一百多的变革，中国文化已基本摆脱了闭关自守和“全盘西化”两个幽灵的纠缠，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民族特质已经与现代人类之生存形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而具有了融入现代性，为既有的现代性补偏救弊的现实可能性。”[16]并开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事实已表明：妄自菲薄和故步自封都有碍于自身的进步，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张扬民族文化个性，以避免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迷失自性；其次，我们应该吸取西方文明中的有益价值理性，着力实现其与我国文化传统的有益结合。
　     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许多可以与西方文明互相补充的思想资源。比如：中国文化一向关注人生价值的安顿，把人作为终极关怀的目标，看重生命的义务和责任，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以工业化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则注重工具理性的手段意义，忽视了工具理性的目的意义。又如：中国文化一向重整体轻个体，强调个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将社会联为一体，这也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个体权利意识非常淡漠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人看来，这样的价值取向显然与现代性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更强调个体，这是导致西方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再如：中国文化向来重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鄙弃导致关系紧张的行为和思想，这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而西方文化则具有一种激进、征服、超越传统的精神，这使其充满活力，但也导致神人对立和文化冲突。因此，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其民族性和现代性如果能良性互动，对吸纳西方文化的优长及克服自身的弊短，从而使中国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使中国文化更具活力，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健全的现代形态，无疑是有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历经百余年的困惑和苦苦求索之后，经过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未来的中国文化必将既具有民族性的深厚底蕴，又具有现代性的理想价值，它必将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列。

参考文献及注释：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121
[2][3]董德福.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诉求[J].江苏大学学报2004（6）：2.2
[4]赵林.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J].学习与探索1995（5）：95
[5]叶南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J].天府新论2003（3）：70
[6]（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作者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7][15][16]李翔海.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J].理论与现代化1998（6）：13.18.17
[8]贺麟.文化与人生[M].商务印书馆1988：6
[9][10][11][14]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431—432.432.435.434.
[12]俞吾金.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J].浙江学刊2000（5）：9
[13]胡适.胡适文存—请大家来照镜子[M].第三集第一卷.亚东图书馆1930：47

eguitar

一句一句地阅读了全文。文化现代性，是不是应该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状态呢？

lidaweildw

拜读宏文，支持下

dalei106

好文章 真的不错

wanglin

感觉还是文化不同，最厉害的战争就是文化战争，譬如不知不觉的文化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