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留学生与乡村教育实验——以河北定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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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乃我硕士期间撰写的一篇论文，未经本人允许请勿转发它处，不足之处多多指教。
民国时期留学生与乡村教育实验——以河北定县为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留美博士晏阳初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在河北定县从事的乡村教育实验，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留学生们服务祖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件大事，还是西学为用，中西结合，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种有益尝试。如此众多高学历人才走进农村，服务农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实开“知识分子下乡”之先河。对该留学生群体从事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内容、效果进行捋析，以期对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帮助。
                                                         一
  当时参与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留学生群体，大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教育家和热心关心农村发展的其他专家，曾受教于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先进国家。具体情况见下表[1]：
         从事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留学生情况简介一览表
姓 名  国 别  专  业  学  历  在定县任职情况  来定县前的职务
晏阳初  美国  法学  荣誉
博士  平教总会干事长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
陈筑山  日本  哲学、政治经济学    平教总会秘书长  大学教授
谢扶雅  美国  哲学  博士  （前）秘书主任  岭南大学教授
瞿菊农  美国  教育学  博士  （后）秘书主任、（前）总务主任  大学教授
李景汉  美国  社会学  硕士  社会调查部主任  中华文化教基会社会研究所所长
汤茂如  美国  教育学高专教育行政  硕士、修完博士课程  （前）学校式教育部主任  北京法政大学教授
黎季纯  德国      （后）学校式教育部主任  
霍六丁  美国  教育    社会式教育委员会主任  
汪德亮  美国  教育    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大学教授
韩玉珊  美国      社会式教委会专门干事  
冯锐  美国  农学  博士  （前）生计教育部主任  大学教授
姚石庵  美国  农学    （后）生计教育部主任  
张天放  日本      生计教育部专门干事  经济合作专家
杨济时  美国      保健院内科主任  
陈志潜  美国  医学    卫生教育部主任  大学教授
黄齐生  日本、法国      公民教育部专门干事  教育家
孙伏园  法国  文学    平民文学部主任  作家
郑锦  日本  美术    艺术教育部主任  大学教授
熊佛西  美国  戏剧  博士  戏剧教育委员会主任、民间社社长  剧作家
陈治策  美国  戏剧    戏剧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汤钨逸  日本      平民文学部专门干事  翻译家
刘拓  美国    博士  乡村工艺部主任  农业工程专家
傅葆琛  美国  农学  博士  乡村教育部主任  大学教授
黎锦纾  德国    博士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门干事  国立中山大学教授
  由上表不难看出，从事定县乡村教育的留学生留学国别为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其中留学美国的人数最多，有16人，占总人数的66.67%；留学日本、法国、德国的占总人数的33.33%。24人获得博士学位，占总数的37.5%以上。其中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8人，为最多，占总人数的33.33%。
这些留学生们所学专业广泛，涉及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美术、文学、戏剧等11个领域。他们专业理论基础很深厚、扎实，归国后，基本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大学教授；所学领域的宽广，对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能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理论保障。他们除了在教育实验中运用国外所学的先进技术知识外，还引进了科学的教育思想理论和社会学方法。他们大多数在平教会中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定县乡村教育实验中的主导力量，是定县迈向现代化之路的先决条件和动力因素。
                                                  二
  以留美博士晏阳初为首留学生群体进入定县后，从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先进知识和科学方法，开展了大量细致的乡村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开展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不仅是对社会实际情况取得科学认识的重要条件，更是对农村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晏阳初非常重视农村社会调查，认为它是实验工作必要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实验工作的起始。
定县社会调查的目的在于用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的一切社会实际情况，使平教会能够深入地了解农村社会的一般和特殊规律，从而有根据地制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计划，并有步骤地予以实施。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是在留学生的组织下开展的，留学生是定县社会调查的开创者。留学生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能够结合中国民间的生活实际状况规定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方法和技术。主持定县社会调查工作的主要有冯锐、李景汉、瞿菊农等。他们都曾留学美国，特别是李景汉在美国学习社会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掌握了科学、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他们按照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特别注意搜集、整理、分析有关“愚、穷、弱、私”的现象，从中发现其病症的原因所在，将分类材料分别供给平教会各个部门参考，作为制定工作计划的依据。
定县社会调查最初由留美博士冯锐(笔者注：冯锐与傅葆琛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实践“回到农村”、“深入民间”的两位留洋博士)主持，在他及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用一年多的时间，对定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政府组织以及东亭乡村社会区的62村的交通人口、教育、农业、生活等概况都做了初步调查。调查的主要成果有《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内附有可反映各方面情况的调查表格，为平教会制定具体的实验方案提供了必要的事实根据。对定县全县所有城乡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调查工作是由留美社会学专家李景汉主持，自1929年至1934年，在他及同仁的努力下，运用科学的方法，使得对定县作了全面调查，对定县各区的概况有了详细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编成了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全书分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习惯等十四章，共计898页，统计表314张，附录有本会在定县实验的经过。后来陆续发表了《实地调查讲演挂图》、《定县土地分配调查》、《定县农村经济现状》等，调查报告为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的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
（二）推行识字运动
  留美博士瞿菊农说：“中国人常讲文化，其实是太漂亮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文字教育的工作。中国不识字的人太多，若讲什么文化，虽然好听，却不见得有用。”[2]而依社会调查部的详细调查，定县失学青年，年龄在此范围（12至25岁）之内者约七万人。[3]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留学生们在定县推行了以编写课本读物、创办学校为主要方式的识字运动，以提高定县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
1.编写课本读物
  留学生比较重视课本的编辑工作，组织人员通过搜集平民书报文件，计算其文字使用的频率等方法，先后制定了《通用字表》、《基本字表》和《词表》。《通用字表》共收字3420个，《基本字表》共收字1320个。《词表》分为两种，一是平民用词（指平民口头已有了的词），二是新民用词（指受过教育的平民口头行文必须有的词）。此外还编有千字课本三种（即《市民千字课本》《农民千字课本》《士兵千字课本》），这些课本的内容大都符合四大教育的要求。留学生们大力从事简化字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使农民在有效时间内认识、掌握更多的汉字。“应用科学方法研究简体字：（1）选择旧有的简体字。（2）创制新的简体字。（3）将新旧简体字标准化。文盲在学习四个月后，不仅能读也能写，更可以自己应用注音字母读新书而不需要教师帮助。”[4]留学生在定县还编写了相当数量的满足农民识字和学习的课本。具体见下表[5]：
       1927年至1940年定县留学生编写书目的情况表
著   作  作  者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民众教育概论纲目》  汤茂如  北平•中华平教总会  1929.5
《定县农民教育》  汤茂如  中华平教总会学校教育部  1932
《平民学校教育实施法》  中华平教总会  北平•中华平教总会  1928.9
《市民千字课》  中华平教总会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1940
《千字课自修用本》（1-4册）  中华平教总会    1927-1928
《高级平民学校识字课本》  平教会文学科  北京  1927.11
《高级平民学校公民课本》  平教会公民教育部  北京  1930.5
《平民读物》（1-5册）  中华平教总会    1929-1933
《乡村民众教育概论》  傅葆琛    1930
《乡村生活与乡村教育》  傅葆琛    1930.12
《乡村教育文录》  瞿菊农  农村建设协进会乡政学院  
《平民公民教育之计划 》  陈筑山    1928
    经过留学生几年的努力，定县农民的识字人数逐渐增多，农民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根据1928年的教育调查，翟城村11至24岁的青年中识字者占53%，其中38%为男子，15%为女子。若只以青年男子而论识字者占65%，不识字者占35%；若只以女子而论识字者占36%，不识字者占64%。1931年以来村内儿童少有不入学者，青年男子皆已识字，青年女子识字者日渐增多。本村在中学，大学毕业及留学者已达五十余人，其中四分之一为女人。[6]
2.创办平民学校
  留学生们认识到要使定县更多的农民以及农民的子弟脱离文盲，除了编写课本读物外，必须在定县创办并推广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完全解决农民的识字、读书的困难，改变以前农村文盲普遍存在的现象，提高定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平民学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平民学校，一种是高级平民学校。
  留学生第一次组织推广平民学校是在定县第一乡区。“自1926年开始，平教总会在定县第一乡区推广平民学校，两年间平均每村有平民学校约1.5所，学生36.8人。翟城村又设立育才学校1所。男女平民育才学校先后开办2次，共设26班，学生共计821名，这些人都成为平教总会在定县实验工作的重要助手。至1929年10月，第二乡区成立，范围包括县城及周围十里内65个村庄，半年后正式成立平民学校51所，男女学生1197人。”[7]1929年，定县的平民学校总数有了明显增加，据李景汉统计：1929年，定县全县共有447所学校，共有学生18666人，其中男15377人，女3289人。以百分比计算，全县男生占全体82%，女生占全体18%。[8]
    1931年，平民学校共成立417处，计497班。初级平校男生11461人，女生395人；高级平校男生1482人，女生28人；初高两级共计男女学生13366人。实验平民学校，初高两级共5处，男生89人，女生73人，共162人。[9]1933年，全县共设立初级、高级普通平民学校427所，学生达1.3万余人。[10]成人教育方面，据全县470个自然村的统计，已有338个村成立了高级平民学校508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0891人。[11]由此可见，定县农民教育的规模以及农民参与识字和文化补习的极大热情。
  (三)推广现代戏剧
  晏阳初是提出对旧农村戏剧改造的理论倡导者，而留美博士熊佛西则是将戏剧改造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第一人。
  熊佛西要求重新组织民众戏剧，使戏剧适应农民需要，以抒发农民向上的情感，使农民更容易接受。1932年，他完全辞卸北平各大学课务，来到河北定县，抱定一个目标——表演戏剧给农民看，借以研究大众戏剧的内容与形式，寻求中国的大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戏剧。经过他五年的实验，定县农民不仅能欣赏与他们所熟悉的旧戏曲截然不同的写实的话剧，而且还能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艺术形式，并和专业戏剧家一起对它进行改造，创造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戏剧。
1932年8月，熊佛西在定县开办了一个戏剧培训班，从北京招了两名学员，从定县招了六名，通过培训学院来壮大队伍。在熊佛西和留美戏剧家陈治策两人的组织带动下，1933年和1934年两年时间，共有13个村正式成立了农民剧团。1932年至1934年3月止，共计在24个乡村巡回公演话剧，组织了11个农民剧团，培训演员180人。在平教总会大礼堂举行过13届戏剧公演，观众达3万人。他们为定县推广现代戏剧、丰富农民文艺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真正实现了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目标，并使农民能把戏剧变成自己的艺术形式。
  (四)推行农业改良
  推行农业改良是提高生产率，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行农业改良方面，留学生们做了大量的理论指导及实践工作。曾留学美国、获得农学博士的冯锐和刘拓，分别是生计教育部和乡村工艺部的主任，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对定县农业进行了具体改良，并进行了推广。农业改良主要包括：作物改良、禽畜改良等。

1.作物改良
  当时中国农业科技落后，农作物品种褪化，学农学专业的留学生来到河北定县后，对农作物进行了改良试验，取得了一定成就。
(1)小麦。先后育成72号白麦和38号红麦等优良品种。它们不仅抗旱离强，其产量也分别比普通麦种增加20%和18%以上。1935至1936 年间，定县农场重点对本县农民刘玉田选育的小麦与70号白麦做比较试验，结果证明刘玉田选育的小麦胜于70号白麦。后来农场将刘玉田所有麦种悉数收买，由农场试验、繁殖、并计划推广于全县。
(2)棉花。棉花是定县的主要经济作物，1932年定县农场就育成了“114号中棉”、“平教棉”两种优良品种。1933年又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进行南京脱字棉种试验。据统计分析结果，以南京脱字棉种最好，其产量比普通棉种增加40%以上。1935年继续进行中美棉花试验，表证农家也由先前的10家增加到18家，结果再次证明南京脱字棉增产最为明显。1936年全县推广脱字棉达114000余亩，收获后因增产农民多增收1320000余元。在进行中美棉花试验的同时，还从美国购买回斯同维四号美棉纯种做种植试验。试验结果证明它的产量和质量都优于南京脱字棉。根据平教会1934年与1935年的统计资料，其亩产平均提高的如：小麦18—20%、大谷18%以上、棉花56%。[12]
2.禽畜改良
  当时中国农村家禽养殖缺乏科学方法，家禽产量比较低，学农学专业的留学生来到河北定县后，对家禽进行了杂交试验，使得家禽产量大幅度提高。
(1)猪种。猪种改良的研究实验，开始于1929年，其方法是以纯种波支公猪，与本地母猪交配，让它们产生出第一代杂交良种猪。然后对纯种波支猪、本地猪和第一代杂交良种猪各两头进行饲养比较，结果在同一饲养管理条件下，一年后第一代杂交良种猪比本地猪多产肉18.6%，计值3.72元。据1935年统计，全县饲养的改良猪已达22000头。如果以改良猪每头比本地猪每年多产肉18.6%、计值3.72元计算，仅此一项定县农民每年即可增加收入8万多元。经表证农家试验的结果，也颇有成效，计表证15959头，共增益58367.48元，若能推广及于全县，则所增益可达40余万元。[13]
(2)鸡种。鸡种改良的研究实验与猪种改良的研究实验相似，也是将美国的力行鸡与本地鸡交配，繁殖出第一代杂交改良鸡种，然后将两种鸡在同一条件下饲养，其比较结果，力行鸡每年平均产蛋比本地鸡多190个。他们还特从美国购回极优良的鸡种（公、母鸡）各30余只，由农场饲养，作繁殖之用，并在此基础上，1930年向各村推广力行鸡528只，1931年581只，1933年134只，1935年又推行力行鸡37只于牛村。[14] 他们进行以村为单位的力行公鸡推广制度实验，并进行全村鸡瘟注射，以求改良鸡种，达到增加农民生产的目的。
（五)实行导生制
  导生制最早由19世纪英国传教士贝尔和兰喀斯特所创，其基本方法是教师先在学生中选择一些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充任导生（monitor）,教师先对导生进行教学，然后由他们去教其他学生。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的数额可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师的奇缺的压力。留学生们引进了导生传习办法，解决了定县教师少，学生多的困难。
留德博士黎锦纾是在定县实行导生制的创议者。他认为导生制办法是一种学生教学生，学生领导学生，学生教导一般受教育者的教育方法。教的人要站在学生的地位教，习的人要站在教人的地位习。这不仅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而且是解决普及教育中的师资经费等问题的方法，也是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的方法。
   实行导生制的两个村庄是定县城东南十余里的小陈村和吴咬村。小陈村乡村小学的组织是大队组织，训管完全依附于学生大队之下，把训管的事完全交给他们自己，使他们自动起来。他们整天生活是紧张的，有事情可做的，是一种有序状态。吴咬村的传习网实验已经打破了学校形式，而成了社会形式的，导生训练班的学生，都是这九个小村子的，三个月毕业即分送各村庄去设立传习处。从前这个地方是定县文化较低的地方，村子小，设置不起学校，所以文盲也就占了定县第一。但是导生制在这个地方实行后，这一年多的光景，不但在男性方面识字的很多了，而且在女性方面也有惊人的数目。导生训练班在吴咬村，二十里铺等三处是女生。[15]1931年，由表演女平民学校学生18人，担任家庭教学，试验结果，能读完千字课者27人。[16]1933年，东建阳村实验学校，失学儿童较多，致使文盲生生不已，且一般生计艰难或家务忙碌的青年，虽设有平校，也不能按时入学。便实行导生制，由实验学校学生自设传习处21个，收学生141人，教读千字课，效果显著。吴咬村等九村在1935年4月以前，受教育的人数：男一百七十人，女四人。导生传习办法推行半年后，受教育人数大增：男五百五十八人，女二百六十六人。[17]这种成绩是绝非旧日学校只能顾及少数而又少数的所可比的。尤其在学生的习字和说话能力上。尽管采用导生制方法不可避免地造成教学质量下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导生制的实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匮乏问题，在定县乡村实验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民国时期留学生群体下乡参与农村教育实践的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对我国农村发展和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加大农村教师培训力度，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
    留学生群体走进定县后，采取了多种方式，对农民和乡村教师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地农民识字水平以及教师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当下，随着我国农村地区教师培训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有了较大改观，农村学校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但部分农村教师还存在着教育思想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的状况，难以适应当代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各地教育部门应该构建农村教师终身教育体系，实施“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有计划地从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组织一些教育专家和学者，走进农村，走进学校，开展以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为重点的新一轮教师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
（二）重视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目前，很多地区农村教育结构单一化特别是普通教育单轨制现象非常严重，对成年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成人教育被边缘化现象相当普遍。各地区教育行政领导应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农村成人教育，以县、乡、村三级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设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知识的需求为出发点，强化农技校建设，健全县域成人教育培训网络，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广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三）注重社会调查与产学研结合，提升农村服务质量
  留学生群体从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了大量细致的社会调查。通过调查，了解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后来定县进行的乡村教育实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们同时搞好产学研结合，通过科技传播与应用，让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实惠，让农民接受科学、学习科学和传播科学。当下，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仅要走进农村，更要实事求是，做好调查工作，针对农村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注意采用科学、灵活的工作开展方式，总结农民易于接受的指导方法，为农民服务，解决农民现实需要。并在产学研结合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四）引导大学生走进农村，服务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在转型过程中，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来发展农村经济。推广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科技，需要依靠高素质人才的参与和协作才能真正实现。而目前农村地区严重缺乏这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各高校培养了大量的学有专长的学生，尤其是各农业大学培养的高级农业技术人员，为农村发展提供了人员保证和技术支持。基于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大学生面向农村就业的激励政策，提供适度政策支持，制定有效方案。《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已提出农村履行服务期的毕业生代偿学费和助学贷款，在研究生招录和教师选聘时优先。同时进一步完善高校与地方的就业协调机制，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发挥其专业所长，指导农业生产，为农村经济和教育发展服务。做农村教育改革的先锋队，为农村教育改革发展拓新路。

clove516

欢迎同好者共同关注和探讨留学生群体与乡村教育的关系。挖掘这一特殊群体走进乡村的原因等，彰显他们对乡村教育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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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中国教育概况

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中国政局不稳，军阀割据，战火连天，自然灾害频仍，社会经济衰败，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处于一个黑暗而混乱的时期。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中国的教育事业仍然向前缓慢迈进，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1913年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使中国教育的结构更加完善、合理，内容更加全面、系统化。两个学制的制订使得教育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保障基础和合理依据。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壮大。学校数量、学生数和教育经费有了明显增加。
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机构正式纳入学制系统，据有关部门的调查，1911年上海只有幼稚园2所、幼稚生100余人，1918年已有幼稚园12所、幼稚生400余人，1926年则有幼稚园21所、幼稚生800余人。同时，北京及诸多大中城市也出现了一批学前教育机构。到1936年，幼稚园、幼稚生数已分别达到1283所、约8万人。
学制的建立也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发展。1916年，全国有小学120103所，教职员296319人，学生3843455人，经费22840084元，至1922年，全国有小学177751所，教职员264818人，学生6601802人，经费31449963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到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小学教育是十分关心的，因此小学教育也获得平稳发展。有关1929年至1937年间的小学学校数、小学学生数、小学教职员和经费数的基本数据详见下面统计表：
年度（年）   学校数（所） 学生数 教员数  经费数（元）
1929  212，385  8，882，077  缺  64，721，025
1930  250，840  10，948，977  568，484  89，461，977
1931  259，863  11，720，596  546，032  93，625，514
1932  263，432  12，223，066  557，840  105，631，808
1933  259，095  12，383，479  556，451  106，805，851
1934  260，665  13，188，133  570，434  106，594，685
1935  291，452  15，110，199  610，430  111，244，207
1936  320，080  18，364，956  720，831  119，725，603
1937  229，911  12，847，924  482，160  73，444，593
中学教育也迅速发展。1915年中学校数和中学生数分别由1912年的500所、59971人增至803所、87929人。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各地纷纷请立中学，中学数量迅速增长，到1928年分别达到954所、18.9万人。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对中学教育进行了大量改革，通过废除综合中学制、取消学分制、取消选修科目、缩短修业年限等措施，使中学教育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到1930年，中学校、中学生数分别增至1874所、39.7万人。后由于普通中学与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单独设置，中学校和中学生数有所起伏，1936年分别为1956所、48.25万人。
  我国的中等师范教育在清末已有一定发展。据1912年统计，全国已有中等师范学校253所、师范生约2.9万人。北洋政府时期，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起伏无常。1913年有师范学校314所、师范生约3．5万人。1916年则降至195所、约2．5万人。1922年师范学校增至385所、师范生约4．4万人。实施新学制、推行“综合中学制”以后，不少师范学校并入普通中学，师范教育的独立性受到影响，数量也呈现下降趋势。1928年师范学校降至236所、师范生约2.9万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随着“乡村师范”的大量涌现和“综合中学制”的废止，中等师范教育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师范学校法》（1932年）和《师范学校规程》（1933年）颁行后，中等师范教育体系包括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师范学校附设特别师范科及幼稚师范科、简易师范学校或师范学校附设简易师范科。1933年师范学校曾一度增至893所、师范生约10．l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在清末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展，民初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1915年职业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由1912年的254所、16649人增至585所、31218人。1922年新学制由于实行综合中学制，职业学校数量一度下降到民国以来最低点，1928年为157所和16640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到1936年，分别达到494所、56822人。
作为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中等教育，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规程以及课程标准等，规定还是比较完备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未能按法规执行，因而学校数量的发展也是比较缓慢。兹将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概况列表如下：
年度（年）   学校数（所） 学生数 教员数  经费数（元）
1928  1，339  234，811  缺  24，602，366
1929  2，111  341，022  缺  35，948，173
1930  2，992  514，609  41，350  48，713，057
1931  3，026  536，848  60，594  54，055，942
1932  3，043  547，207  61，322  55，318，532
1933  3，125  559，320  61，638  56，644，838
1934  3，140  541，479  59，260  55，479，399
1935  3，164  573，262  60，166  58，935，508
1936  3，264  627，246  60，047  61，035，605
1937  1，896  389，948  33，497  30，396，758
  高等教育在北洋政府前期发展缓慢。应予一述的是六大师范区之置，即：将全国划分为直隶、广东、湖北、四川、江苏、东北六区，每区设国立高师一所；并于北京另设女子高师一所，是为我国独立设置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之始。1922年新学制颁行后，因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单科大学，导致大学数量骤增。到1925年全国有公私立大学47所，其中公立大学34所，本专科学生约2.1万人。新学制的施行导致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升格和与普通大学合并，国立南京高师、广州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和沈阳高师相继分别改名或并入东南大学、广东大学、武昌大学、四川大学和东北大学。其结果到30年代初仅存“北平师大”，高等师范教育受到了严重削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由于试行大学区制，若干省区出现了大学合并的趋势，故高校中的国立大学数曾一度有所减少。1929年相继颁行《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高等教育仍按大学和专科学校制度办学。兹将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十年的高等教育（包括专科学校）发展情况列表如下，以反映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致情况。
年度（年）   学校数（所） 学生数 教员数  经费数（元）
1928  74  25，198  5，214  17，909，810
1929  76  29，123  6，218  25，533，343
1930  85  37，566  6，985  29，867，474
1931  103  44，167  7，053  33，619，237
1932  103  42，710  6，709  33，203，821
1933  108  42，936  7，209  33，574，896
1934  110  41，768  7，205  35，196，506
1935  108  41，128  7，234  37，126，870
1936  108  41，922  7，560  39，275，385
1937  91  31，188  35，657  30，431，556
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情况大致如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教育主要倾向于都市和城镇，中等以上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的低水平线，最低年份仅占1.46%（1930年），最高年份也不过4.8%（1935年）。（详细数据参见下图）政府甚至常常不能兑现，教育经费的支绌又进一步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都市和城镇的教育事业并不是很发达。
年  度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教育经费所占比例2.3%    1.46%      3.77%     3.20%        不详     不详    4.8%   4.48%

当时都市和城镇的教育事业不怎么发达，因此，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清末规定只有在大镇才能开设官立初等小学堂。民国以后，农村可以设立国民小学校，但因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农村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农村也很少设置小学。此外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几乎少之又少，而学校都收高额的学费，“受高级小学教育1年，至少需费银50元；受中学教育1年，至少需费160元至200元。以今日全国人民经济能力而论，年出50元至300元钱以买得受教育之机会者，为数实少。此今日教育之所以只能为少数富人所独有也”。因此一般农民子弟是读不起中学的，农民子弟能接受高等教育更不可能。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说：“今日高等教育，几全为中等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敷应用。即如江苏富庶甲于全国而据该省统计居民每年收入在90元以下者占66%，浙江尚不及此数。则因经济关系，不能享受高等教育之子弟实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由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村中文盲、半文盲的人数亦相应庞大，女子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即有部分农村安定，设立国民学校，“然此种学校大都设备简陋，教员资格不合，毕业生程度低劣。”李大钊在1919年2月20至23日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了当时农村教育的落后、薄弱和广大农民愚昧的状况：“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成立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象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而中国农村中受了教育或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则只愿呆在城市，不愿往农村跑。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这样写道：“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卷去了乡村的干柱。”此外他们所学内容又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农村教育的失败随处可见，其艰难是受着政治未上轨道，教育经费竭蹶的影响，但是教师资格之低劣，实不能摒在失败原因之外。中国当时农村里的小学教师，多是一知半解，粗通文墨者，滥竽其间，至于正式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范毕业生尚属少数。张锺元先生于民国二十三年曾调查中国各地小学教师生活状况，其调查地点分布在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福建、河北、河南、广东等八省，合计达八十县，共五百四十人，其中关于资格的分配有如下表所载：
毕业学校或出身  人数  百分比
小学校        50  8.77%
初级中学        98  17.19%
高级中学普通科  150  29.32%
大学或专科学校  26  4.56%
未受学校教育者  40  7.02%
以上未受师范教育者  364  63.86%
短期师范或高中师范科  102  17.90%
旧制师范或高中师范科  104  18.24%
以上曾受师范教育者  206  36.14%
观以上统计，可知中国小学教师资格的一般分配，大部分都是未曾受过师范专业的训练，且其中仅有小学出身和未曾受过学校教育者，达百分之十五以上。而曾受过师范专业训练者，有短期师范训练科出身者，占百分之十七以上。中国小学教师资格之欠完全，由此可以窥见。小学教师皆由中等学校（师范、中学、职业）出身的，若中等学校师资不良，其培养出来的学生，必不能得到优良的教学成绩，是理所固然的。现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中国中等学校教职员的资格有如下表：
资格         教员      职员
留学外国者         6.63%          4.38%
师范大学毕业者   4.39%         3.55%
大学毕业者         24.83%         17.52%
高等师范毕业者   11.42%         9.71%
专门学校毕业者   20.74%         17.22%
其他        31.99%         47.62%
中国中等学校教师，受过专业训练的只有百分之十五，而“其他”一项竟占百分之三十二，职员的资格则更为低下。中等学校教员资格之欠健全，已成昭然的事实，况现在的中等学校，大都是设在城市的，若专就设在乡村的中等学校的师资而言，恐是更为低下的。欲使农村教育活跃而有蓬勃气象，积极地发生动力去干教育工作，来达到繁荣农村目的，农村学校教师实应负一部分责任的，对于教师资格，的确是需要提高的。
此外，农村学校教师之待遇一般，也是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虽是一种清苦职业，但所收入薪俸若不足以维持其一家人的生活，而要希望其能够专心于教育事业，是不可能的。中国因教育经费未能独立，致使农村之学校教师薪俸数目极为菲薄，几至不能自给。国际教育考察团报告书中说：“中国一乡村初等小学教师有时固有每月得华币三十元至四十元者，但就一般而论，每月仅得华币十元至十五元，薪水较高者，实非常之例外。”
而民国时期留学生群体走进乡村，可谓意义重大，暂解教师缺乏之困境，并培养了很多有些学生，办学校，为平民讲课，教认字，教农业技术，改变农村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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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选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核心区的原因分析
一、定县在存在力和发展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
  存在力反映的是过去教育的积淀，主要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状况，人才资源状况；发展力指当前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水平和质量。定县在这两个方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定县人民颇重教育，农民尽其力之所能及，必使子弟入学读书，所以识字的人数要较他县为多，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的有一千多人，大多数村庄里有小学，全县的中小学，民众学校和平民学校，总共有一千多，女子小学也有一百多个。（北方风气尚未十分开通，男女的界限分得很清，即初级小学亦必须男女分校。）看此，即素称教育发达的江浙两省，也望尘莫及了。由此可知，定县保持重视人民教育的良好传统，创办的学校数量很多，培养的学生数也较多，人口的识字率相对较高，人口的素质整体比较高。这是中国其它县所不能相比的。这为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定县拥有资源力和特殊地理优势
  资源力，包括当前教育所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以及教育传统等精神资源。定县在教育传统精神资源方面有着良好的基础。定县翟城村有模范村之名，办村治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可谓中国村治的鼻祖， 20世纪初， 在日本留学的米迪刚曾在家乡定县翟城村效法日本的新村运动，搞过农村改良实验，设立村公所，提倡纳税组合，成立男女学校、宣讲所、图书馆、自治讲习所、乐贤会等，后又组织德育实践会、自治会、改良风俗会、储蓄会、爱国会，提倡掘井造林修路及清理地产，登记户口等。达到他所说的“一般村治，在家与省县之间，取得显然平列之对等地位。”听说平教会要在华北选一乡村作为平教会的实验区，于是米氏昆仲就去请他们来到翟城村做平教实验的工作，一切都得到该村的帮助；定县公共机关、人民团体，地方士绅对于平民教育运动也十分了解，出力赞助。第二，定县在平汉路的线上，交通很便利，并且距离大都市很远（南至郑州有千余里，北至北平有五百里），没有都市的空气，很可作为华北的代表乡村。
根据调查的结果，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情形，可以相当的代表全国各县，尤其是华北各县。由于其在全国各县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特点，是全国各县的一个缩影。因此在定县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从中取得经验和方法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
三、知识分子走进定县
  1929年，以晏阳初为召集人物、以“博士”为代号的知识分子，来到了离北平300余里的定县。其下乡旨趣如晏阳初说：“我们这一般秀才、博士、学者到定县后，即潜心地向老百姓学习，从学习中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要使定县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国内第一流人才，是富于实际经验的农村事业家，也为培养当地所需要的农村建设基本人才奠定了基础。他们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深入农村，脚踏实地地从事各项工作，用知识和技术改造旧乡村，旧习惯，使定县的教育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观。定县乡村教育实验中总结出的好的经验和方法也被其它各县实验区学习、应用、推广，收到良好的效果。诸多高级知识分子下乡，来到定县，时称“博士下乡”在全国造成了很大声势，反响强烈，意义深远。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齐聚定县，参与定县乡村教育实验，也使定县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四、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迁入定县
   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董事长由当时的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担任，陶行知任董事会书记，晏阳初任总干事，主持总会的日常工作。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作为运动的宗旨。平教会下设总务、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华侨教育四部，采取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事处三种形式，以《平民千字课》为教材，开展识字、读书的平民教育活动。全国各地亦纷纷建立平民教育促进分会。1928年，全国各省已经成立平民教育促进分会的，有19处，特别区分会3处，市分会20余处。在乡村，群众自动组织的乡村平民教育促进会，有150余处，由总会直接办理的有直隶保定道属的20县。[4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是平民教育的学术机关，全面负责全国的平民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大。1926年8月，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作为乡村实验研究中心。1929年又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由北京迁到河北定县。因此，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也必然备受大家关注，定县也自然成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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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运动的背景

一、平民教育思潮
  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兴起的一种新教育思潮。它是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教育上的反映，同时又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论者思考的结晶。它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形成和发展起来。受“五四”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宣传、信奉并投身到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既有共产主义分子，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批判封建贵族化的教育，打破少数人对教育权的独霸格局，使受教育者机会均等，使普通平民获得文化知识，以启迪平民的爱国心，实现平民政治和社会改造。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成立。1925年以后出现分化，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改弦更张，或从事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或转向广袤的农村从事乡村教育，或以进行民众教育为职志；而早期共产党人则转而推行革命的工农教育运动。由于教育家认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并且受到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其教育地点和对象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人转向农民。晏阳初起先在城市从事平民教育，后来认识到：“农村是中国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1926年6月在河北定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实验活动，影响很大。傅葆琛也认为：“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黄炎培则认为：“吾尝思之，吾国方盛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乡村。”梁漱溟从文化的高度来论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正因为如此，中国乡村不得不自救，不得不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从哪里入手，他认为建设的工作应该从教育入手，“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他们通过教育入手，达到改造乡村，进而改造社会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平民教育思潮激荡全国，对乡村建设有思想启蒙作用，在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和乡村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走进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实验活动。
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该思潮以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为思想理论基础，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反对传统教育中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给“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唱主角的是杜威以及他的一班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人。在他们的大力宣传、积极推动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受杜威哲学影响，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意味及社会改良思想，其手段多以调查和实验为主。1921年中国学制改革，就以美国现行教育体制为蓝本，明确提出了“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教育标准，实用主义的体现昭然纸上。
  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端于美国民主主义教育盛行之时，杜威来华演讲实用哲学之后，以“要使千百万人民有自觉心，使他们自觉的知道问题，去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生活”为主要任务的平教运动，从本质上不能摆脱杜威哲学中教育改造社会的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在方法论上是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与学校教育平行发展的乡村平民教育——在二、三十年代发展成为风起云涌的作为民国社会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实乃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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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所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情况

  当时欧美国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并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理论。德国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欧美广泛传播，影响深远。20世纪初美国的教育思想理论在吸收德国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在定县从事教育实验的留学生，其留学国度主要集中在欧美部分国家。因此大部分留学生除受所在国科学教育思想影响之外，一定程度上还受德国先进教育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德国的劳作教育思潮在欧美广泛流行，劳作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推动者凯兴斯泰纳，特别强调对农民和女子的公民教育，认为忽视对他们的教育是现代教育制度的两大缺点。他主张设立农业补习学校以进行技术、政治、艺术的教育，并要求对14岁以后的女孩子的教育必须与男孩子的教育一视同仁。20世纪初，留学德国的黎锦纾、黎季纯吸收了其部分科学教育思想。在定县教育实践中，他们重视农民的公民教育，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同时也非常重视女子教育。黎锦纾在定县实行导生制，从女的受教育人数的变化可见一斑。“吴咬村等九村在1935年4月以前，受教育的人数：男一百七十人，女四人。导生传习办法推行半年后，受教育人数大增：男五百五十八人，女二百六十六人。”又如，“1931年，村内儿童少有不入学者，青年男子皆已识字，青年女子识字者亦日渐增多，翟城村在中学，大学毕业及留学者已达50余人，其中四分之一为女子。”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家，强调加强教育，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使学校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而是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优化。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使理论在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使自身受到实践的检验与发展。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教育，也极大地影响了在美国学习的晏阳初等一批中国留学生。杜威还是一位平民主义的教育家，他坚决主张教育是培养合格的平民。他宣传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两个要素：发展个性的智慧和养成协作的习惯。他大力提倡教育要培养富有个性精神和合作精神的平民和公民。由上柱状图可以看出，在定县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的人员中，留美的人数是最多的，占66.67%。因此，他们归国后，在定县实验中必然运用美国的先进教育实验理论和方法——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科学教育方法。以留美博士晏阳初为例，1916年，晏阳初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对欧美等国的教育思想有过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回国后，他根据中国实际，认为非要必要对占中国人口总数最多的广大农民进行识字等教育，开展识字教育运动，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和加强其公民意识，同时坚持把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生产相结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晏阳初指出：“欧美的教育是要求适应生活”，中国则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民的生活”，这与杜威的教育与生活结合的教育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农村教育的客观需要。做到西方教育理论和中国农村教育现实的结合。
  但是杜威的教育理论思想中有着十分鲜明的改良主义性质，认为智慧的方法较暴力的方法是一个更佳的选择。对教育抱有过高的期望，企图通过教育、通过改变每个人的心智来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意见决定世界” 的变种，是典型的教育改良主义唯心史观。
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晏阳初影响巨大。后来其在法国对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劳工除了“苦力”的“苦”之外，还有“苦力”的“力”，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在法国对劳工进行的识字教育实践中，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平民教育工作外，别无根本良谋。不仅如此，从20世纪新趋势的文化眼光来审视，“无论中西文化，其价值都要发生变动，大起兴革，故当今日全世界新旧文化过渡的时期，我中华四万万众多的人民，承五千余年文化丰富的历史，正当努力发挥新光彩，以贡献于全世界。”
    晏阳初还借鉴了美国乡村教育实验的经验，改变了传统的“学校即教育”的教育观。实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认为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不能认为只有学校才是“定式教育”，而把广泛的社会教育视为“非定式教育”，因而忽视它，不重视它。他们力倡以社会为范围的大教育，把正规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的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兼两者而有之。
   留美博士晏阳初及所带领的留学生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改良主义教育理论思想的影响，留美博士晏阳初组织领导的定县乡村教育实验就是在“教育救国论”指导下进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教育的力量挽救已颓败的中国经济和衰落的民族。但是受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的影响，解决中国社会问题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是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最终是要失败的。不过留学生们在国外广泛吸收先进教育思想，撷取适合我国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做到借鉴和创新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种中西教育思想相融合的教育模式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以及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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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欢迎研究或者对留美博士晏阳初教育思想感兴趣的朋友进来，一起探讨其在乡村教育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等内容。
宋恩荣教授是晏阳初研究专家，出版了诸多晏阳初研究专著，对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另外，河北定州还有乡村教育学院，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也作出了重要作用。对农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乡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晏阳初从在法国为参加一战的华工写信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平民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立下了献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志愿。20年代初，他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20年代中期以后，晏阳初又把平民教育的视点由城市平民转移到了乡村农民身上，开始了他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改革的实验。
   20年代末，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点，以一种“宗教家的精神”，开展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通过四大教育，力图解决百姓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增进其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具体的教育内容分三步实施，一是通过识字教育启迪民智，二是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民德，三是通过生计教育改善民生。教育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开办平民学校的学校式，二是以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为纽带，用举办读书会、农产展览会、各种比赛等方式向社会辅射的社会式，三是由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向父母家长辅射的家庭式。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使定县的文盲大大降低。同时，结合教育，成立农民“自助社”，推广和改良粮棉品种及畜业品种。
   晏阳初等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实验的开始阶段，就有8名博士参加，绝大部分干事都有留洋经历（留美8人，留日4人，留德1人，留法1人），实验的经费也都全部来自美国各界的捐助。因此，定县的实验受益是明显的，也得到了定县社会各方的支持。但随着实验的深入，当实验由教育延伸到县乡行政时，晏阳初遇到了麻烦。由平教会制定的《债务调解法》，得罪了高利贷者，严格的禁赌，又惹下了地主豪商。最后，实验实在推不下去，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情景下，实验不得不中止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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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研究专家宋恩荣研究成果一览

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
“定县实验”中的生计教育 （教育理论与实践,第5期, 1988,8）
晏阳初与乡村教育运动 （教育研究,1988,7）
开展平民教育,使农民从愚昧中走出来 （宋恩荣 杨春发,国际学术动态,1989,1）
晏阳初与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宋恩荣 杨春发,教育论丛,1989,
1 期）
晏阳初教育思想初探（晏阳初文集•附录,1989,11）
序言（晏阳初全集,1989,８）
“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悼念晏阳初先生（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4,30）
悼念晏阳初先生（香港《新晚报》“人物志”1990,3,21-22）
晏阳初---走向民间的学人（教育史研究,2000,6）
世界公民---晏阳初与赛珍珠（告语人民•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黑暗世界“点灯人”---纪念伟大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诞辰110周年（中国青年报,2000.3.22.第13版）
从定县走向世界—晏阳初教育思想再探（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4-43,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0）
最好的纪念（晏阳初纪念集,73-78,重庆出版社,1996,8）
晏阳初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8,8）
告语新时期的人民---访著名学者宋恩荣（萧玲玲等,中国教育,2003,2）
晏阳初的历史贡献（教育研究者的足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论文集萃【一】，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昭示后人的智者---纪念晏阳初诞辰110年（未刊,待核）
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会见（宋恩荣 夏辉映,光明日报,1988,
5,21—2版）
“甘博摄影展”在中国举办的前前后后（北京教育丛刊,2000,3）
李景汉与中国乡村社会调查（《三人行》节录刊用,全文未刊）
三人行:走向平民---我们该怎样评说平教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张海英、周逸先、宋恩荣,北京日报,2001,11,5•16版）
Educator for Common People(BeijingReview,1990,3,12-18;
by Xia Huiying and Song Enrong)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Yen Yangchu’s Philosophy（Y.C.James Yan’s Thought On Mass Education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Chian And Beyond/IIRR.New York, New York,1993）
Introduction:Erom Dingxian To The World（出处同上）
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宋恩荣 熊贤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1）
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日文版]（宋恩荣编著 镰田文彦译,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发行,2000,3,东京）
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10）
晏阳初纪念集（宋恩荣 陈菊元主编,重庆出版社,1996,8）
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11）
晏阳初全集（1—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5）
告语人民（晏阳初　赛珍珠著　宋恩荣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以上是早期整理的相关资料，请各位同仁继续补充宋恩荣教授的相关研究资料。或者其他学者研究晏阳初教育思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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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创建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内容

  乡村教育的开创者、留美博士晏阳初说：“现在的‘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际上是从东、西方抄来的。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教育，……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与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的拿来代用。现在的学生是在学日、学美、学英，弄的一塌糊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人找不着事，事找不着人，这是充分去模仿外国的结果，整个教育因此破产”。它是与中国社会的情形不合的，是与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发生关系的。换言之，不能解决中国人生活的问题，也可以说不能救治中国社会生活的病痛。
  长期在美国留学的晏阳初，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村教育可以借鉴西方教育实验的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育的作法，要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他在定县从事乡村教育实验时，努力创建适应中国乡村教育实验的理论。他带领留学生深入定县农村、深入农民的实际生活，在其中寻找材料，找问题，求方法，定规划，搞实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展中国式的乡村教育。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是愚、穷、弱、私，即缺乏知识、缺乏健康、缺乏经济、缺乏公共心与团结力。因此在使农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必须进行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同时通过三大教育方式——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来实施四大教育。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都是整体配合，在定县乡村造就了一种全面的教育环境。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的理论处处贯穿着科学教育思想，他认为科学是解决中国农民愚、穷、弱、私四大顽疾的有力武器，是四大教育的精髓。文艺教育就是要农民获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适应现代生活。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就是要传播给农民科学知识。公民教育也是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一、乡村教育的横向联系——推行四大教育
（一）文艺教育（Art Education）
文艺教育主要包括平民文学和艺术教育入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促进文化生活，并能对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有相当的欣赏和了解，培养农民的文艺兴趣，更重要是能获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适应现代生活。他们根据定县农民的文化情况，自编教材，先后研制了通用字表（3420字），基本字表（1320字），还编辑了《平民词典》，力求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平民读物的70%的内容为常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各占三分之一；晏阳初说：“文艺教育以治愚为事，治愚则以科学为最便”。
    晏阳初及其同人还采集选编了民间秧歌、鼓词、歌谣、谜语等民间文艺，采用图画、音乐、无线电广播和戏剧等形式，利用传统艺术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无线电广播是普及社会教育的有效工具，但在当时却只是都市人的玩物，与乡村农民是无缘的。晏阳初他们深感中国广播事业与西方国家相比落后很多，决心开辟无线电广播研究，使之走进农村。他们在定县建立广播电台，对农民广播，内容主要为科学小常识，及时事新闻等，切合农村实际，通俗易懂，广受农民欢迎。农村戏剧是文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唤发农民意识向上，抒发农民情感，介绍一般的常识，施行公民教育，提高农民语言的作用。当时晏阳初还聘请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学博士熊佛西主持戏剧工作，他们组织农民剧团，编写农村剧本。这丰富了农民生活，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生计教育(Career Education)
    晏阳初说：“生计教育的目标，要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以增加其生产；要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要养成国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换言之，要从生计入手，以达到农村的经济建设。”生计教育分别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工艺等方面入手。农业生产方面，注意到选种、园艺、畜牧各部分工作，应用农业科学，提高生产，使农民在农事方面——如植物生产中的土壤、肥料、选种、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动物生产中的选择良种鸡猪、改良鸡舍猪圈等，能接受最低限度的农业科学。农村经济方面，利用合作方式教育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等，使农民在破产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能得到相应的补助。农村工艺方面，除改良农民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外，提倡其他副业，以充裕其经济收入。生计教育的具体做法，一是加强农业科学研究，二是组织生计巡回实验学校，推广农业科学知识的运用。其总体目标在培养平民的生产力，训练农民生计上的现代知识和技术，创设农村合作经营组织，养成国民经济意识和控制经济环境能力，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
（三）卫生教育(Health Education)
    晏阳初阐述卫生教育的目的说：“卫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根据农村医药卫生的实际状况，顾到农村的人才经济与可能组织；一方面实施卫生教育，使人人为健康的国民以培养其身心强健的力量；一方面要创建农村医药卫生的制度，以保障农村的健康，要改善卫生的设施，以造成卫生的环境”。旨在普及卫生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谋公共的卫生，提高农民健康生活水平。使平民了解卫生的重要性，与保持健康的知识与习惯，以培育其强健力。晏阳初及其同人根据农村医药卫生条件及农民经济状况，一方面大力实施卫生教育，重视疾病预防，注重妇婴工作，提倡节育。同时注重卫生宣传，使卫生教育达到更好的实效。另一方面创建一个乡村保健制度，由村而区而县成立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县单位保健组织。村设保健员、联合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形成一个由上而下的适合农民需要的保健体系。
（四）公民教育(Civilian Education)
    平民的公民教育，是对于知识的社会圈以外的民众而施的公民教育。质言之，是对于连国民教育都没有受过的民众而施的公民教育。平民的公民教育之目的：A适应未曾受过国民教育的青年与成人的程度，授以相当的能领受的社会知识道德技能，以养成二十世纪新民为目的。B体察中国普遍社会所表现的团体分子缺点，施以必要不可少的团体精神上的训练，以养成社会团体的良好分子为目的。C适应今日国情所要求的国民性质，授以最低限度的政治道德及政治知识技能，以养成稳健的能破坏能建设的共和国民为目的。养成平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从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和团体生活。它包括国族精神研究、农村自治研究和公民知识教育。晏阳初认为国族精神研究工作是公民教育的第一步。国族精神的研究要“以发扬国族精神，选择志士仁人之事迹，作系统的研究为目标。特选历史上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事迹，制成图说，附以歌曲，以为公民教育之材料。”国族精神的创始研究人、曾留学日本的陈筑山也强调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撰述了《国族精神论例浅释》一书，以对平民学校的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农村自治研究“以研究村自治之内容与组织，并训练村自治基本人才为目标”。公民知识作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政治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公民教育责无旁贷的责任。晏阳初通过平民学校、社会团体等传媒宣传介绍。还组织编辑了公民知识基本材料。 公民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                                          
二、乡村教育的纵向衔接——实施三大教育方式
  三大教育方式，是指实施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手段和途径。四大教育侧重在内容和目标层面，三大方式则侧重在实施和推行层面。三大教育方式是一个教育系统工程，发挥出整体效益的作用。为推动四大教育切实可行，晏阳初提出了三大教育方式，以保证平民教育的有序性。
（一）学校式教育(School Education)
   学校式教育专指平民学校式教育，而不是普通国民学校式教育，他认为普通国民学校“只有书本知识和空洞理想，而未去民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从平民生活里找问题、找材料而且求解决方法。”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巡回生计训练学校三种办学形式。以青年为主要教育对象，注重于工具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训练，注重个人的教学。初级平民学校以识字教育为主，内容为四大教育，采用导生传习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教学；高级平民学校为毕业于初级平民学校的一部分青年农民所设立。为了满足这些青年农民的要求，进一步传授更具体的关于四大教育的知识能力作为主要内容。生计巡回训练学校的着眼点，“使农民在农村中取得应用于农村当前实际需要的训练，以生活的秩序为教育的秩序。顺一年中时序的先后，在研究区内分区轮流巡回训练，传授切实的技术。”
（二）社会式教育(Social Education)
    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社会式教育，是以平民学校毕业的各项活动为中心，其意图是使社区所有成员按照四个方面计划的路线继续教育。社会式教育以讲演、表演及其他直观教育方法为主，注重团体的共同教学，通过发行《农民报》，举办图书下乡，展出巡回文库，举行村民联欢和各种文体竞赛等方式，进行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社会式教育的内容的取材，完全根据由四大教育研究出来的方案，而利用各种工具对一般农民作普通的讲演式指导。此外，社会式教育必须把实验以后的得失经验，转达于各从事研究工作者以资参考。晏阳初认为，“欲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施以适当的教育，则必赖社会式。”
（三）家庭式教育(Family Education)
    家庭式教育主要通过家庭会进行，如家长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等，内容有儿童教育、经济合作教育、家庭卫生及家庭道德教育等。晏阳初认为“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一方面是要使家庭社会化，一方面是见到教育必须以全民为对象，要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家庭式教育具有双重目的，就是帮助解决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矛盾，为了扩大家庭责任感，要使“家庭社会化”。家庭式教育实施的中心组织是家庭会，其目标有四：（1）要将各个独立自私自利的家庭变化为各家联合互助的社会生活。（2）要将各家天真热烈狭小的血族的生命爱，扩大为乡族为国家的生命爱。（3）要使农民从家庭的集会之中，得到共同生活共同集会的练习。（4）要从家庭会的组织达到全村男女老幼都同受四大教育。
  综上所述，晏阳初以三大教育方式分工合作，连锁进行的办法推行四大教育，改造乡村，是一种三维立体式的科学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它不仅使平民教育内容与农民生活需要融为一体，而且突破了学校的观念，将平民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整个社会，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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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从事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作用

一、提高定县农民的文化素质
  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时，也必然包括社会的主体——人的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化、思想道德的现代化和身体素质的现代化。留学生在促进定县农民现代化方面有了重要进展。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编写课本，组织农民识字。内容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再此不再赘叙。留学生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农民的识字人数逐渐增多，农民素质的到很大提高。根据1928年的教育调查，翟城村11至24岁的青年中识字者占53%，内38%为男子，15%为女子。若只以其中青年男子而论其中识字者占65%，不识字者占35%；若只以女子而论识字者占36%，不识字者占64%。1931年来村内儿童少有不入学者，青年男子皆已识字，青年女子识字者日渐增多。本村在中学，大学毕业及留学者已达五十余人，其中四分之一为女人。
  据1930年的统计，定县总人口为397000人。7岁以上的人数为330300人，其中文盲为274150人，占83%。12—15岁的青年有95800人，其中文盲为70890人，占74%。到1934年6月，全县14—25岁的青年82000人中，文盲已减少到32550人，约占40%。比1931年减少34个百分点，男青年文盲已减至10%。全县小学已经普及，成人教育有了较大发展，文盲人数大大降低。据小陈村（小）、西平朱谷（中）、东建阳村（大）三个不同规模的自然村抽样调查，学龄儿童入学率已分别达到85.1%、85%、89.9%。到1935年，男青年文盲已经基本除尽。扫除文盲成绩占全国1900多个县之冠。
二、改造农民思想观念，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留学生们在国外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方法，并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态度。在转变农民观念，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以及定县生产发展方面作了极大贡献。他们认识到定县农村的落后性和保守性的客观现实，农民思想保守封闭，追求的只是“眼见为实”。新技术在没有普遍推广之前，农民一般都持怀疑态度。而新技术的实质，在于其初期的边际效益。一旦普遍推广，边际效应下降，新技术也就不再“新”了。中国农民的小生产传统，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随大流”，使新技术不但不能明显提高效益，而且还会造成投入产出比的不合算使农民感到上当受骗。因此，要想在农村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农业新技术，必须改变农民观念，使农民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参与。而留美博士晏阳初提出的“表证农家制度”则是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问题方式，在当时很有科学意义。
  “表证农家”起着最初推广新事物的示范作用，让农民亲眼看到科学的功用，从而心悦诚服地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它是参与式农业推广方式的体现。留美博士冯锐刚来到定县时，“每天给农夫讲如何种地，如何用农具，简直无人肯理。后来他感觉不行，便穿上农夫的衣裳，与几位同事，实地到田间去工作，于是，农人看他的玉米穗大，他的棉花绒长，便都来问他，结果就深入了民间了。”冯锐通过“表证农家”的实际操作、实际成果与现身说法，向其他农民作表演示范，使农民积极主动参与进来，让农民乐于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自觉运用农业科技知识发展生产，提高农业产量。他希望将科学引入农村，做到“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后来他注重由农民领导农民自动实行，当众表演证明其成效，让农民亲眼看到科学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做法。其中刘玉田就是定县实验表证农家的典型。1930年平教会生计部主任冯锐举办表证农家训练时，他选修“作物选种”课程。在选种时他认为要到田里选才能选出好种子。1932年，经过几次挑选，选出既合乎标准又不倒伏的小麦500穗。1933年，他地里的小麦，高矮一致，颜色一致，病虫害很少。当年有六家农户要求换种，他毅然答应。1934年夏季，因天气关系，冀北小麦都闹黄疽，普通农家的小麦，遍地枯黄。可是刘家的小麦，病势非常轻。消息一传开，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到他的地里去参观。刘玉田趁此机会，把他选种的经过说给他们听。大家很是心悦诚服。结果当年小麦比普通农家小麦每亩多收大斗二斗五升，乡亲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和刘玉田换种，从此大家认识到选种的重要了。可见冯锐推广的农民领导农民的“表证农家制度”是很有意义的，使农民能够主动转变观念，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三、做到教育理论与乡村实践的结合
  留美博士晏阳初说：“初到乡间，看见农民的失学，慨叹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真非亡国不可。这并非愤激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以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他指出：“我国自办农业学校以来，迄今五十余年，为时不可谓不久，然学校自学校，农业自农业，老农老圃何尝得到农业科学之效用。考其弊端所在，实以学校只重农业知识之讲授，而不过问农事实际之问题。”因此必须“从农民实际生活里去找问题找材料，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只“坐在都市的图书室里讲农村教育，那就是等于闭门造车，隔靴搔痒。”留美博士晏阳初强调，定县乡村教育实验必须坚持教育理论与乡村实践结合原则。留学生进入定县以后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如李景汉把所学社会学专业理论与定县实际调查相结合，深入村落，了解了定县农村的整体情况。定县平民学校也是按照这个原则这么做的。教农村青年选择良种，驱除病虫，其方法不重在教室内黑板上的讲演，而重在田地里的实际工作。其目的不光在增加生产，而要在输入科学知识，注重青年的实践能力。此外还要求学生在实际工作上，在自己的生活上、言行上，现身说法，紧抱着农村运动的使命，去表演“教育即生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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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辐射力
  辐射力，指涉及教育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贡献情况，涉及对国内外教育发展的影响等。留学生群体在定县进行的乡村教育实验所形成的“定县模式”具有极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它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各界人士前来参观学习，也成为对国内其他实验区学习借鉴的对象。“定县模式”并不断走向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内影响

一、国内知名人士参观“定县模式”
  定县成功的乡村教育经验——“定县模式”，也吸引了国内的极大注意，不少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学习。留美博士任鸿隽说：“平教会正因参观的人众多，应接不暇，每年春间，登报广告限定招待参观时间。”由此可见，当时来定县参观的人数的确很多。参观者有中国的，有乡村工作者，也有学者、专家、新闻记者和军政各界人士。如当过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国民政府要人叶楚伧、张群、文学家周作人、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红学家俞平伯、哲学家张君劢、林宰平。
北京大学周作人教授在定县参观后指陈：“我根据我的见闻，深觉得认识清楚是天下一大难事、一大奇事……这回我看了之后，对于平教会有一种敬意，觉得它有一绝大特色。以我所知，在任何别的机关都难发现的。这便是它认识的清楚。……平教会认清它的工作对象是农民。”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曾派数十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官学校曾派十多人，来定县进行考察。天津《大公报》也曾派记者到定县进行专访和报道。如此众多的知名人士前来参观，也从侧面反映了“定县模式”已经在国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定县经验成为其他实验区的典范
   “平教总会”因各省的急迫需要，已分别派人前往协助。如江西省三地“农村福利中心”以及省卫生处农村保健科，河南省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江苏江宁实验县及浙江兰溪实验县与山东邹平实验县及陕西华县乡村保健工作，绥远包头教育与生计训练的实验，广东中山模范县的教育工作，都是定县实验向其他各省的推广。1935年冬，“平教总会”且曾准备向广西省作有计划的扩展。
1930年，各地教会代表纷纷参观平民学校教学，翟城村以及表证农场，对具体事实有了更多深切了解。各地代表返回原教区后即分区组织识字运动研究会，其中北通县、汉口、广东等地规模较大，一切都根据定县心得与办法。各地受训练人数不下数百。
  1933年国民政府所正式核定的各省设立实验县的办法就有鉴于定县实验的经验。1934年10月10日至12日，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二次集会在定县平教会会所召开，到会人员有一百五十人之多，代表着全国七十六个团体和机关，分属于十一个省，到会代表大多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工作人员。他们都把定县乡村教育实验的经验带回去，在当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山东邹平县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梁漱溟先生就认为晏阳初以县作为实验单位非常得益，并借鉴定县实验改善邹平的实验工作。例如，采用定县实验成功的乡村保健卫生制度和导生制。后来还发表《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公开赞扬定县社会调查确仔细认真而且得法，表证农家是很好的宣传推广方法。“定县平教工作为社会教育之先进，原初作识字运动，今则完全是乡村建设。”
开封教育实验区，是邰爽秋先生（笔者注：留美学生，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在率领河南大学教育系学生于河北定县参观归来之后，倡议在河南开封设立的。在开封教育实验区认真进行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学教学改革实验，即李廉方（笔者注：留日学生，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教学法的实验研究。此受定县教育实验的影响甚大。
  1936年7月1日，湖南省衡山县成为由“平教总会”用定县实验的经验作表证的第一个实验县。定县实验成功的“大队组织”、“导生教学”原理，自1937年起，先在衡山县两乡镇试办。定县创造的乡村保健卫生制度逐渐在衡山县推行。1936年9月，衡山县城区卫生所正式成立，担任指导学生卫生、环境卫生及卫生训练。1937年6月，县卫生院新院舍建筑完成，全县种痘及生命统计也先后举办。衡山县还学习定县实验中对动植物的品种改良方法。1937年，新建面积约150亩的农事试验场舍，与湘米改进委员会合作进行改良水稻工作。并从定县运来改良品种果树29种及波支猪、力行鸡、红络岛鸡、北平油鸡，作果树及家畜改良工作。


   国际影响

一、外国人士参观学习“定县模式”
  外国的各界人士纷纷到定县参观，如美国教育家孟禄等。国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完定县后，都对其赞叹不已。1929年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肖韦尔就到定县参观访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她的《西行漫记》中曾提到“定县的科学文化普及工作”，1930年8月，中国平教美国合作会秘书费尔德也膺命东来参观定县试验工作，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3年12月17日，他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撰写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一文中赞扬定县实验工作：“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以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的。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地方在他们心理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这些都不是从外国工厂输入的。”
  1932年美国基督教“品鉴委员会”主席霍克撰文谈在定县的观感，说定县实验是在东方从未看到的光明正大并充满智慧的计划。同年夏，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安德诺在定县参观后写一篇长篇报告寄回国，认为：“这是文明古国四万万人里正在发展的一项最重要而且非常具有助力的大运动。”1935年英国的《伦敦新闻》载文《中国的平民教育实验》，详细报导定县实验工作情形，说这是改造中国人生活全部结构的一项最值得注意的社会实验。
  1937年4月9日，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丁英教授访问中国，特地赶到定县参观并看了农民演出的话剧《过渡》，高度赞扬定县在文艺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认为演出能把握普遍的人性，发于人性，所用的一切的声音动作等，都有它感动观众的最大力量，是至高的艺术；认为这出戏的内容和演出法已经走在任何国家之前；认为是剧场不但是中国第一，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1937年6月，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孟禄来华访问，认为：“定县四大教育连环进行价值很大。”美国道格拉斯大法官认为：“这不只是为中国的一项运动，它的方法已准备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应用。使全球四分之三未受教育、贫穷多病的人群受益。”
  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预测：“他自己的国家没有充分应用晏阳初的才能，或者这世界将会认识他并充分应用他。”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詹姆斯•安吉尔曾高度赞扬道：“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运动”。美国“罗克斐勒基金会”受到定县实验的影响，慨然改变他们对中国援助的主要方向，由对中国医学与自然科学的援助转向援助中国的农村改造。由于他们对“定县模式”的参观学习和了解，以及对“定县模式”的高度评价和报道，使“定县模式”开始走向世界，对他们所在国家的农村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定县模式”走向世界
  20世纪20年代，留美博士晏阳初领导的定县乡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已经飞跃国界，走向世界。在一些国家与地区继续发展，它为解决世界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作过初步探索，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定县乡村教育“从在中国干，到在世界干”，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这一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固然有其“历史的机遇”，但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历史的必然”。定县教育实验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摸索的部分经验不胫而走，远播外洋。1932至1936年，西方国家许多报纸刊载了社会科学家撰写的大量宣传、介绍、评价定县实验的文章，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遣员到定县实验区参观学习，这是其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留美博士晏阳初及其所领导的留学生群体对“定县模式”的认真研究总结，其形成科学的理论经验对第三世界很有启发也是一个原因。
  长久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的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而教育落后又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根本上改造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定县实验对解决贫困国家的农村教育问题适用而有效。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晏阳初把定县实验推向全世界。1951年，晏阳初先后达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访问考察。在定县实验的影响和晏阳初考察的指导下，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印尼政府表示极愿与贫穷及疾病作斗争，教育部还特设平民教育处，并在全国设有若干平民学校，以传播中国定县实验的经验。定县实验受到印度政府的特别青睐，被引进到境内加以推行。泰国成立了乡村改造促进会，有效地实施了四环连结的乡村改造计划：设立学前托儿所；建设农村培训中心，既是医疗中心，又是村民读书处；为农户设立育婴所。1952年，晏阳初还去菲律宾的黎塞省的兰卡村和黎维•峨色界省的昂村以及桑纽司地区开展工作，培训乡村工作人员，按定县实验中的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的原则，同村民一起改造乡村生活。经过两年多的奋斗，该实验取的面貌为之一新，受到该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高度赞许。
  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国，也都在晏阳初的考察访问和影响下纷纷推行乡村改造运动。哥伦比亚乡村会选定海拔九千英尺的山区14个村作先导实验区，积极推行四环连结的平民教育计划。危地马拉也成了中美洲乡村改造的实验场，成绩显著。
定县实验对非洲也有影响，加纳乡村改造促进会在曼彭流域作先导实验场。他们在教育工作上包含不具形式的教育、文化和体育等。教导成年文盲识字、写字；使学龄儿童入学，组织学前儿童入托儿所；组织各种年龄的村民参加各种兴趣的文娱活动；开展保健服务工作。并协助采用较好的耕作方法，使生产也获丰收。
  1943年5月美洲各高等学术机关举行“哥白尼逝世百年纪念大会”，选举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当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是：杜威、迪斯尼、爱因斯坦、福特、劳伦斯、摩尔根、席考斯基、斯坦垒、拉爱脱、晏阳初。）作为定县乡村教育的领导者——晏阳初是其中一人，公开加以表扬。这表明晏阳初从事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工作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他后来成立的国际乡村教育学院，为世界各国平民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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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有兴趣的朋友继续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周棉教授，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成立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已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几十篇，并在学报设留学生专栏，已出版《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江苏留学史》、《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一、二）等，并与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分别合作编辑出版《清代留学档案总汇》和《中华民国时期留学史料选编》。主办了中国大陆首届“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李喜所教授也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和日本东京华人历史学会、徐州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留学生与中国发展做了深入交流。台湾也有很多学者，包括张玉法教授，还有美国李又宁教授。日本的容应萸教授（容闳的曾甥女）。但目前研究留学生群体只是在面上铺开，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用社会学、动力学，文化学等各种理论来关照，深入挖掘留学生促进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