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学概论》

meizhu2010

《史学概论》读书笔记
研究中国旅游史，不仅需要旅游方面的专业背景，更需要具有相应的史学理论基础，掌握史学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非史学出身的人来说，提高自身的史学理论素养，则显得更为重要，为了弥补和提高自己的史学理论基础，按照老师的要求，我阅读了相关的史学理论方面的书。《史学概论》无疑是很实用翔实的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书籍，我已经阅读了两本名为《史学概论》的教材，其中由庞卓恒，李学智，吴英三人合著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史学概论》质量最好，该书对史学理论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介绍的很详细，理论水平很高，而且附有大量的图解和注释资料，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领悟。这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认识和了解历史这门学科，掌握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大有裨益。另外，除了仔细阅读该书以外，我也翻阅了其他的一些史学方面的书籍，诸如《中国史学史纲要》《西方史学史》等，同时还查阅了相关的一些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如庞卓恒，蒋大椿，黎澍，王学典等学者发表的文章，以加深对史学理论的理解和领悟。
  《史学概论》整本书主要由历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三部分构成，全书也就以这三个方面为中心而展开相应的论述，构成了该书的基本框架，历史学的认识论其核心问题就是探讨了历史认识者的主体性如何体现在历史认识过程之中，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历史客体之间的关系，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层次结构，历史认识的检验和历史真理的求索以及历史认识与其他认识活动的区别与联系；史学方法论则主要讲述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技术性方法，导向性方法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特别重要的是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如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等，这些方法都是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对这些方法的吸收与借鉴，将能更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体系，推进史学的发展。在中国旅游史的研究中若合理充分的利用这些方法，克服其不足之处，利用其优点与长处，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中国旅游史的变迁，这对旅游史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
  《史学概论》中最重要讲述的就是史学的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历史现象存在的本源与性质的观点或理论，其核心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历史观，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历史观构成了史学本体论的核心内容，迄今常见的史学本体论有四种：1，主张自然或者会环境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2，主张精神文化因素决定论的唯心史观3，主张物质，精神因素随机组合的非决定论的多元折中主义史观4，主张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历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共同构成了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其中史学本体论居于主导地位，它直接主导者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历史研究者持有什么样的史学本体论，就会相应的持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从总体上来看，史学概论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本史学概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密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三体论：即主体，客体，中介体，在历史哲学中就演变为历史主体，历史客体以及历史中介，三者相互联系。史学概论通过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认识的知识层次—确定事实，解释问题，揭示规律来说明历史科学对客体历史研究的微观，宏观层次，通过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种种现象，分析历史科学的学科结构与层次，并分析历史学方法包括传统史学方法以及西方新史学方法的性质与特点；史学概论是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思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并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总结与完善，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吸取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对于史学理论地学习，要与专业知识的学习相结合，以互相促进，具备较多的历史学知识当然是最好的，还要注意吸收与借鉴新的方法与研究成果，随着现代史学的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从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政治史扩展到研究人类社会以往的方方面面，进一步细分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仅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与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我们开阔视野，注意跨学科的研究。学习史学理论，同时还需要加强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史学理论是对史学的哲学思考，思维性很强。郑老师在上课时，一再强调，作为老师，教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课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能力，教会学生要懂得去思考问题，不是让学生能够知道某种现象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要透过现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与规律，如何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呢？这就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也就是郑老师所讲的思辨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对史学理论的的掌握程度，并不在于背会了多少理论条文，背会了多少马克思的经典语句，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么将会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两脚书柜，这还不如一台电脑和计算机光盘的容量大。因此，对史学理论的掌握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所学到的理论在实际中能否应用，应用多少。从理论到实践运用，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要具有这种认识，并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的去运用，自觉的去实践。我们学习和掌握史学理论的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我们的史学理论素养，提高读史，治史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讲的“史识”即历史的洞察力，也就是从有限的史料中发现历史的本质与底蕴，这种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单靠课本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实践的体验，只有在现实活动中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运用理论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高自身的能力。对现实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就谈不上对历史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历史研究者的历史洞察力的强弱与敏锐与否，与其参与社会实践的广度与深度成正比关系的，在书斋之中仅仅靠拍脑袋，是拍不出什么能力与水平出来的，学问不是想当然能够获得成功的。以往那种埋头故纸堆之中，两耳两眼不闻不视窗外事的做法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史学发展的需要了，搞旅游史研究的，更需要具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多关注旅游实践的需要。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的历史应该是活的历史，都是我们从现实有感而发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如果对我们的现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与帮助，不能让我们产生兴趣的历史就是死的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密切的关系。古往今来，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其目的就是以史为鉴，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正因为现实需要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借鉴，才有了史学的发展。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目的就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告诫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则指出写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录下来，以永垂后世”；而修昔底德也申明，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哪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我们研究历史也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即为了现实的需要，总结过去以指导现实实践与发展，克罗齐所强调的“当代性”，我个人认为即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找到一个史学研究的契机，让历史重新具有生命力，成为活的历史，而不是死的历史。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现实一旦产生对历史研究的需要，哪么这种需要将会极大地推进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使历史从课本课堂走向社会，成为活的历史。虽然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实用主义史学，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历史进行有意识的篡改或解说，也就是胡适所讲的：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种实用主义史观与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涵相背离的。
  我旁听许春晓老师所讲的旅游科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课堂上，许老师讲的最多的就是学会提出相关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再强调在旅游研究和旅游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必须要首先提出相关问题，然后按照问题——方法——结果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开展相应的研究，许老师指出研究起源于问题，我们要以一种探求的意识观察现实并提出疑问，对此做出阐述，收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对资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很显然，在旅游研究中问题的提出则来自于旅游实践本身，来自旅游行业现实发展的需要，脱离开现实，任何研究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史学概论》这本书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说到底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唯物史观所说的“物”并不是在人们实际生活过程之外的物质经济条件或任何先在条件，而是人们本身的物质实践，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是处于现实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提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唯物史观核心有两点：一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所谓因果必然性规律则是指“任何物质实体，由于自身内在特性决定，在受到不同的外部因素制约的条件下，必然出现相应的不同反应，从而必然产生出相应的不同结果”，唯物史观指出，“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科学，宗教等等”，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一切运动变化的终极原因和终极事实，其实质就是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历史的。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我们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前苏联的舶来品，长期以来，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上存在着简单化，机械化，教条主义的倾向和缺陷，诸如见物不见人的问题等等，以这种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的实践和史学研究，已经造成极大地失误与损失。随着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面对新的实践，新的任务，新的局势，必须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的审视与思考。
传统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与自然领域的规律存在很大差异性，唯物史观是从人的实践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而人类历史的一切都是有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那么，其规律也应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践是在人的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人的实践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应有着不同的多种选择，因此，蒋大椿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应该不存在那种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规律，这个观点值得思考。
另外，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主要以生产关系为标准，人类历史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演进，即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然而，世界历史进程则表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再无法容纳它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取而代之，而是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和小生产占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或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建立的，他们所取代都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极不发达的病态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又取代了社会主义。以往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然而资本主义如今却显现出新的活力，仍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居于前沿地位，这一历史变化，我们很难再相信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普遍规律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蒋大椿则认为：人类历史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基础之上，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交错的相互作用改变现实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历史主体以及实践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各种结果的实际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和人们选择创造活动相统一的极为曲折复杂的实际发展过程。
关于生产力的问题，以往常见的说法是生产力是人们生产改造自然地能力，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再加上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劳动者居于首要地位，并把生产工具作为衡量生产力性质与水平的标志，生产力决定论被简化为机械化为生产工具决定论。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成为生产工具决定论的经典依据。按这种说法，那么石质工具只能产生原始社会，只有金属工具，特别是铁质工具才能把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推进到文明时代，然而，这种结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解释不通的，从历史上看，虽然古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都是在使用铁制工具以后才进入文明时代，但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夏商周时代的中国人都是使用石木工具就进入了文明时代，从现实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初建之时，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都是使用手工工具，这就表明生产工具决定论失去了解释力。事实上，马克思与恩克斯所指的生产力是人们的劳动能力，是个人或群体从事物质生产的力量，而不是包括劳动者在内的两要素或三要素的合成的化合物。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工具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们只是劳动者为延伸自己用于劳动的自然肢体时而制造出来的人工肢体，是劳动者本身的延伸物，而生产力水平则可以用劳动效率进行衡量。
此外，传统的唯物史观还认为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事实上，历史除了人类自身历史以外，还包括自然史，再由人类之前已有世界变化发展的历史，因此历史不可能只是有一个或某一类群体单独创造的，就人类历史而言，内容是具体的，创造者必然也是具体的，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很赞同黎澍等学者的观点“所有的人都在创在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
一直以来我都一个困惑，从中国与西方的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东方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领先于西方文明的，但是到了14——16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欧相比显得日益落后，这三个世纪正是中国由先进便落后西方由落后变先进的转折时期，发生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就落后了呢？之前，我个人的想法是，正是由于中国在封建社会及其之前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而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也就导致了中国社会背负着过去的长期的传统的沉重的负担，遭受各种传统的严重束缚，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自身的社会发展的惯性的作用，转化极其艰难与缓慢，而西方地区由于自身的封建关系发展很不成熟，因此自身的传统的束缚与负担相对较小，因而社会的发展与转型相对容易，也就是说船小好调头。类似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所说的“进化潜势定律”，他说，“处在一个既定进化阶段的形态越加具有特性和适应性，它进入下一阶段的潜在势头就越小“；”如果某一族群的随后阶段的进步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进行，则相继而来的进化阶段就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发生“，而是在别的地点发生，由此呈现先进变后进，后进超先进的现象，也就是领先的惩罚。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我以前的想法只是一种表象，甚至还有谬误，对于中国由先进变落后的根本原因，应当从中西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状况和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比较考察中寻求答案，也就是说在14——16世纪中国社会生产力地发展和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严重的阻碍，其实质就在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受到了严重的束缚与压抑。
另外，我们经常认为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本体论体系，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还有西方的各个非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而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以及哲学体系是完善的理论系统，即使我们以往以之为指导思想，曾造成了某种失误，那也是我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简单化，机械化，教条主义化，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既然人们的实践是在以人的意识为指导下进行的，那么，人们在先进的完善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的实践，应该会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就是说，在中国当代社会，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实践包括人文科学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应该取得很大的被世界所公认的成果才是，应该产生一些受到世界瞩目的学术大家。然而事实上却并不令人乐观，甚至相反，并没有出现这种理论上应该可以的结果。反倒是以非马克思主义为为主流的西方国家和学者们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产生了不少世界性的大家学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期以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还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学者，即使有获得此殊荣的华人，那也是外籍华人，莫非真如晏子所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中国的学者就水平很差，或者中国人就天资愚钝，也有一些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杨振宁，钱永健等等，说明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其原因何在？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指导思想的问题还是国内的体制环境的问题？个中缘由值得深思，也更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