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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非首发]
[blockquote]《中国翻译》2007年第4期上刊登了耿强先生的一篇书评《一幅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评查明建、谢天振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下简称耿文)。笔者也购买了《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以下简称《中翻史》)一书。由于该书篇幅甚巨，笔者只能择己所好者而细读之，阅后所得甚丰，但与耿强先生所感颇有相异之处。
一、学术书评贵在认真：从耿文标题问题说起
当前，在学术界，特别是社科与人文学界，撰写书评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不少知名学者，比如邓正来与杨玉圣先生，都在努力提高书评的学术地位，以期让更多的学者关注书评，推动书评活动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书评似乎也成为一些人发表论文的终南捷径。只要选择一本某位知名人士撰写或主编的书籍，堆砌一些华丽辞藻大加赞美一番，甚易获得发表机会。毕竟，在当前这个时代，名人效应似乎总能起到作用。但是，由于人们通常更关注新书，书评者也大多选择新书为其评论对象。为求时效，不少书评者并未通览全书，或者只是一目十行的浏览一下，并未细阅某些章节段落，便大发厥词，一味将所评之书夸上天去，末了才提两句该书的不足之处，说句“瑕不掩瑜”，便可以在刊物上发表了。读者多半会被他的赞美之词弄得迷迷糊糊的，一些读者还会因此购买其所评之书。但如果读者已经细读该书，或者本身就对书中相关内容有所研究，那么他很容易就能看出问题来。
撇开耿文正文内容不提，笔者一看到其标题就吃惊不已。耿强先生究竟有没有认真地读过，或者至少有没有浏览览过《中翻史》一书？笔者对此深表怀疑。
《中翻史》书名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该书只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而已。再观《中翻史》前言与正文，可知该书所述迄于1898年，而止于2000年；它虽然也大略提及1840年到1897年之间的外国文学翻译情况，但著者笔墨主要用在1898到2000年之间的外国文学翻译情况。而众所周知的是，2000年以后至今，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并未停止，而是一直在进行中，而且比起上一世纪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中翻史》如何称得上描绘了“一幅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耿强先生以此为标题岂不是过于夸张，有误导之嫌？当然，由于当前部分学术期刊编辑常以“名”取文，作者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论文取个比较有新意的标题，以便能够吸引编辑与读者的眼球。对此笔者当然能够理解，但标题至少也得言之成理，能够反映事实吧？
由耿文标题中的此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书评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不应被错误地当作发表论文的捷径，更不应粗制滥造草就。跟写其他学术论文一样，书评者在写书评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他必须先通览所评之书，并全面把握全书脉络，关注细节问题，然后才能加以评论。如若不然，书评者极可能评书不成反挨批。
二、书评贵在立论有据：从一个数字说起
耿强先生(2007：47)在文中提出，“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了“22本翻译史”，但他既未在正文中、也未以脚注或尾注的方式具体列举出这22本翻译史著作的书名、作者或编者、出版日期、出版年代等相关信息，更未说明他所认为的翻译史应符合什么判断标准，比如，包不包括翻译家研究专著、翻译史研究论文集等，着实让人无法不心生疑虑。由于耿强先生要评的是《中翻史》，我们可以推断，他所讲的其实只是自198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与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翻译史相关的著作，既不包括翻译家研究专著、翻译史研究论文集等，也不包括国人撰写或翻译的西方翻译史，或者研究中国文学等外译的史学著作。据此，笔者通过多种途径查阅资料，发现至1980年到今年即2007年9月为止，中国大陆总共出版了至少27部与中国翻译史相关的书籍，而不是耿强先生所说的22本。它们分别是：
1.《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一版)/1998(增订版)/2004
2.《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3.《中国翻译史话》，臧仲伦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4.《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5.《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黎难秋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
6.《中国科学翻译史料》，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
7.《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马维汉等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8.《中国科学翻译史料》，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
9.《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著，译林出版社，1996
10.《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湖北教育教育出版社，1998/2005
11.《中国翻译史(上卷)》，马祖毅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2.《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明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13.《中国科学翻译史》，李亚舒，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14.《翻译史话》，王晓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5.《藏族翻译史及历代译师传略明鉴》，旺堆次仁等著，民族出版社，2001
16.《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王向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7.《中国口译史》，黎难秋主编，青岛出版社，2002
18.《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平保兴，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0.《中国近代翻译史》李伟著，齐鲁书社，2005
21.《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
22.《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中国科学翻译史》，黎难秋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
24.《五四翻译理论史》，平保兴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25.《中国佛经翻译史稿》，王铁钧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6.《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查明建、谢天振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27.《中国翻译通史》(五卷本)，马祖毅主编，湖北教育教育出版社，2007
而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出版的翻译家研究著作、翻译史研究论文集等，国人撰写西方翻译史，研究中国文学等外译的史学著作还包括：
1.《林纾和林译小说》，孔立编写，中华书局，1962/1981
2.《军事翻译家刘伯承》，陈石平、成英著，书海出版社，1988
3.《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张积玉、王钜春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翻译家严复传论》，高惠群、乌传衮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5.《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邹振环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6.《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穆雷著，开明出版社，1997
7.《翻译文化史论》（王克非编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8.《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湖北教育教育出版社1997
9.《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湖北教育教育出版社，1998
10.《翻译名家研究》，郭著章主编、边立红等撰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1.《杰出的翻译家和实践家——华蘅芳》，纪志刚著，科学出版社，2000
12.《译林旧踪》，邹振环，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13.《翻译家周作人》，王友贵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4.《福建翻译家研究》，林本椿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15.《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王友贵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16.《傅雷：杰出的翻译家和散文家》，谢天振著，文津出版社，2004
17.《翻译家鲁讯》，王友贵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18.《中国著名翻译家史话》，陈立刚编著，南方出版社，2006
19.《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宋学智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0.《翻译家周作人论》，刘全福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港澳台地区出版的翻译史相关书籍还有：
1.《近代翻译史话》，韩迪厚著，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编辑，辰冲图书公司，1969
2.《佛典翻译史论》，张曼涛，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1983.1
4.《佛经翻译史实研究：中国翻译史纲（上篇）》，裴源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3
5.《佛光普照：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传》，宣建人著，美国佛光出版社，1986
6.《重写翻译史》，孔慧怡，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由上可见，尽管笔者的统计也可能有所疏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耿强先生的论点有误，而其立论也缺乏可信的证据，使得他的书评失色甚多。这一失误值得书评撰写者加以注意。
三、书评须求实：以《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史料考辩”为主
耿文称赞《中翻史》在“证枝叶”(史料考辩)与“考大体”(历史脉胳把握)两方面的成就。对此，笔者也对查明建、谢天振这两位作者佩服不已。单论史料考辨方面考察，《中翻史》远远超出此前出版的各类翻译史书籍，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们二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其史料丰富性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涉及的面也更广、更深，值得大书一笔。但笔者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中翻史》正是在耿强先生极力称赞的“史料考辩”方面出现了不少谬误与不足。
首先，虽然距谢天振与查明建原先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出版已经过去了近三年，但《中翻史》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依然停留在原来的表述上，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增订。在此，笔者仅欲以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在中国的译介为例。
《中翻史》上编第三章“外国文学翻译的繁荣期（1917——1937）”第三节“英美文学的翻译”中，作者专门在第161页第一段到166页第三段相当详尽地介绍了从1915年到1937年间王尔德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长约5页半，总共17段。此外，《中翻史》第47页第二段对此也有涉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中对王尔德汉译情况的介绍总共用了将近九页的篇幅，从第320页到328页，其中第320页第三段到第327页第二段的内容涉及的时间也是始于1915年，止于1937年，总共25段(包括作者引用郭沫若的译诗《“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一首两节，视为两段)。对这两本书加以比较，笔者惊诧不已地发现，两本书中的相关表述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标点符号或个别字句做了一些改变或调整。
比如，《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第320页第三段表述如下：“1915年10月15日，著名的《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第1卷第2号发表薛琪瑛女士翻译并以英汉对照形式出现的王尔德的《意中人》（现译名《理想的丈夫》），该剧本的中译文连载5次，历时一年差半个月，末期刊出时已经是1916年10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2号。”同页第四段中还有如下表述：“1916年，王尔德《弗罗连斯》这部无甚名气的悲剧也由陈嘏译出，连载于刚改名的《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和第3号（1916年11月1日）。”而《中翻史》第47页第二段也出现了上述这些内容，一字未变。
再如，《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第320页第五段与《中翻史》第161页第三段相比，除了比后者多了一句“这部诗剧也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表现追求美与享乐的唯美主义剧作。”之外，整段也仅有两处标点与后者相异：前者有这么一句：“……，分3次刊完，几乎与些同时，即1919年3月1日，潘家珣的译本——《扇误》——发表在《新潮》第1卷第3期上。……”，而后者只是改为：“ ……，分3次刊完。几乎与些同时，潘家珣的译本《扇误》发表在《新潮》第1卷第3期上。…….”
笔者已经无需再浪费版面举更多的例子了。细心的读者只需稍微翻阅一下，就能在《中翻史》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中找出更多的大段大段表述几乎完全一样的文字出来。对此，笔者心有所感而笔下却已无言。
其次，《中翻史》的两位作者似乎只囿于自己的学术小天地，不仅未能及时地吸收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也没能对已出版书刊中他人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考辩与利用。更让人震惊的是，查明建与谢天振二先生居然对自己本应十分熟悉的书刊中出现的与他们进行的外国文学翻译史研究相关的内容视而不见。比如，1998年12月2日至5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协办的’98上外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会后谢天振先生主编了一本会议论文集《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谢天振先生（2000：452）在他自己撰写的“后记”中指出，他与查明建先生一起对国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进行筛选、编辑。因此，他们二人对《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一书中的各篇文章如果还不能说是了如指掌的话，也应当称得上是有所了解。《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中收录了与谢、查二先生同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的南治国先生的《A.E.霍斯曼的诗及其在中国的译介》一文，该文相当详尽地介绍、分析了豪斯曼(A.E. Houseman)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翻史》对此也有所涉及，但并未吸收南治国先生的研究成果。比如，南治国先生在文中指出，卞之琳先生曾译过豪斯曼的一首《仙子们停止了跳舞了》，后收入其译诗集《英国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但《中翻史》无论是在介绍豪斯曼作品汉译情况或是介绍卞之琳先生时都未提到这一事实。再比如，南治国先生在文中还列出了其他译介过豪斯曼的翻译家，包括杨宪益、飞白、黄杲炘、丰华瞻、鲍屡平等，而《中翻史》却未提及。类似的情况还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第三，《中翻史》依然存在着许多谬误与疏漏之处。再以王尔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为例。无论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还是《中翻史》都称穆敬熙（即穆木天）翻译的《自私的巨人》发表在1920年12月25日的《新潮》第3卷第2号上。但笔者查阅了蔡清富与穆立立(笔者注：穆立立为穆木天的女儿，其言应当是可信的)编的《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5），该书附录的“穆木天著译编目”中清清楚楚地注明，“自私的巨人(王尔德作)原载1921年10月1日《新潮》第3卷第l号（署名：穆敬熙）”。笔者深怕有误，再去翻查杂志旧刊，找到了《新潮》第3卷第l号，上面也写明该号是于“民国十年（笔者注：即公元1921年）十月一日”出版。到了1921年10月才出到第3卷第l号的《新潮》，怎么可能在1920年12月25日就出版了第3卷第8号?因此，《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与《中翻史》的相关论述明显有误。
再如，早在1985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作为《林徽因诗集》的编选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林徽因的另一位终身好友美国人费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夫人）回忆称梁思成曾告诉过她，林徽因在1923年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便是她翻译的《夜莺与玫瑰》。1994年，费慰梅的晚年回忆录《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中也出现了相同内容，而该回忆录于1997年由曲莹璞等译成汉语，并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使得读者对林徽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1999年，曹汛也撰文指出，他在首都图书馆找到一本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并从中找到了一篇译文《夜莺与玫瑰》，文章标题下第二行署名“尺棰译”，第三行又加题注云“奥司克魏尔德神话”。据他考证，“尺棰”即为林徽因。而陈学勇编选的《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及其主编的《林徽因文存(散文·书信·评论·翻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年)也都收录了这篇《夜莺与玫瑰》。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遗憾地看到，《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与《中翻史》在介绍王尔德作品汉译情况时均未提及林徽因及其这篇译文。
总而言之，尽管《中翻史》确实成就可观，值得赞赏，但它并非像耿强先生所称赞的那样，只是“有些小处值得商榷”（耿强，2007：49），而耿强先生的书评也是问题不小。此文仅是抛砖引玉而已，望读者不吝赐教。[/blockqu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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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5 20: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