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爭鳴背後的沉思

kuteng

燥熱暑天整理書櫥內的剪報，猛然發現，許多都在與“文化”相關。從精英學者到傳媒大眾再到草根階層，無外乎“文化”二字。
    所謂“文化”，我比較傾向于於丹所言，“文化是一個流動、生長的形態，重要的是‘文而化之’。”“文化應該被還原為充滿火力的生命意義。”“塔尖上的精英文化、塔基上的草根文化、生生不息的大眾文化，所有文化熔鑄一體，越多元越健康，文化是需要一種胸懷去建設的。”[1]這是一種積極向上、具有發展性的文化觀，所以，我很欣賞這樣的多元“文化”說。
    作為一個傳播學的身體力行者，於丹深諳傳媒之旨；作為一個擁有瀟灑飄逸心態的學者，于丹將自己對於生活的體悟用於她對經典的理解中。這在當下是普遍的，所以，反而那些將經典高高供奉的人顯得那樣狹隘。接受美學的深入人心、深入生活，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無意識。電視媒體傳播的是大眾文化，而精英文化確實只在極少極少的一部分人中間傳播，所以，面對電視媒體，我們關注的應該是大眾文化，而不是以學者的眼光去審視身邊的精英文化，誤以為這便可以是大眾文化的代言，那就錯了。
    站在一個傳統文化擁護者的立場來看，經典確實是經過時間的檢驗的，它的深厚內涵值得我們細細體味，用一生去體悟也並不誇張。如果，我們是靠研究經典著作作為畢生事業的話，那麼對於學問的態度必然要以“嚴謹”作為大前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等莫不是在這個大前提下提出的。大眾傳媒沒有必要將這種本就屬於少數人的精英研究“熱化”，因為它本身就是要坐“冷板凳”的。而假使，我們以一個普通百姓的身份渴求拜讀經典著作，那就只能憑藉個人的閱讀經驗來做了，這屬於大眾文化層面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心得，但僅僅是心得，不可能也沒必要上升到學術層面。正如陳思和先生所言：“電視文化屬於大眾文化，討論電視就要在大眾文化的平臺上討論，不能用純學術的要求去衡量。”[2]而《百家講壇》做的就是這些，無論易中天還是於丹，他們站在這個角度來講歷史，講經典，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因為我們需要豐富大眾文化。看當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為著生計忙忙碌碌者終究多，他們在非工作時間需要給他們的精神充電。書店書架上那些面對大眾的讀物是完全可以作為一種途徑來給他們的精神生活添加養分的。當然，假若囿於這些“心得”而將其奉作經典的本意，那就是鑽牛角尖了，最可悲的莫過於此。
    從個人專業（漢語言文學〈師範〉）出發，對於當下的傳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碰撞恐怕不得不加以思考。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對於一個從事中文教學的教師來說，這種需要尤其顯著，因為我們承擔著傳播傳統文化，培養學生審美意識的責任。在這個前提下，閱讀經典是一條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必要途徑，當然這將涉及到文言文教學，此處暫且不提。
    金志浩老師認為上海中考高考需要加強文化含量[3]，這固然是很可貴的一個想法，但未免有點不切實際。我們都知道，最新的小學課標要求低年級（一、二年級）不佈置家庭作業，而需要認識的生詞量卻是大得可怕，這本身就存在著矛盾，假若這一課標真正投入實踐，那麼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將更加重，老師不能佈置作業，家長可以，但不可能所有家長都有老師那樣的把握與客觀的衡量標準，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要求每個家長都是老師。而其結果就是小學生擁有更少自由閱讀的時間，他們的文化積澱便必然不可能在啟蒙時代和小學時代得以健康培養。而沒有這一積澱的基礎，那又如何進而吸收更多更精深的文化呢？
    當然，對於我這樣一個出生農民家庭的學習者來說，我的父母都沒有太高的文化水準，父親小學畢業（地主出生，成分太高，不允許讀書），母親上過一年高中，而我個人最終是解決了這一矛盾，但如我這樣憑藉著自身的修習與外在的傳授（身為語文教師的叔叔對我產生的影響）解決了這一矛盾者恐怕真的屈指可數了，至少從我身邊的同學來看，是這樣的。中文系的學生文化積澱不足是一個普遍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要回歸到啟蒙與小學時代。所以，教材改革與課標改革都需要小心再小心，而如現在這種充滿矛盾，三年一大變的情況是可怕的，我們的學生是可憐的。
    基礎教育必須狠狠地抓，但一定要根據客觀情況適可而止，我們的學生不可能一口吃成一個大胖子，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最終投入到精英文化研究的隊伍中去。所以，基礎教育要重視文化傳播必然要把經典以文言的形式首先傳播給我們的學生，他們自然不可能讀懂讀透，但文本的灌輸是有必要的，因為隨著閱讀經驗的增加，他們可能成為經驗讀者，會看懂這些文本的。換言之，我支持古代私塾先生將“四書五經”的文本傳授給他的學生們，也就是讓他們剔除雜念先將文本背熟。這種死記硬背做法不僅可以培養學生的記憶能力，還可以使他們了然文本於胸，為以後的大量閱讀與理解做好了鋪墊。當然，我們不可能苛求我們的學生像古代的應舉學子那樣刻板地背誦指定的篇目，現代的最佳做法，在我看來，經典文本《論語》是必需的，《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需要，但內容太雜可選部分，其他可以有選擇地要求我們的學生背誦文本，相信這在基礎教育階段對學生認字和語言學習也有好處。當然這些只是我個人的淺\顯看法，自然沒有那些專家來得精通，一家之言罷，作為我對於傳統文化傳播與教學的一點思考。
    文化呈現多元，這是不可遏止之勢，可喜也可畏。如何調和好傳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媒介的干擾，有學者的呼號。這一討論恐怕確實才剛剛開始，而它也一定將延續很久很久。

注：
[1]《文匯報•近距離》第128期《於丹：不敢妄言“通透”》。在“本期人物”一欄中，貫以於丹的頭銜是“文化學者”，值得探討。
[2]師孫遜、師詹丹（主持）《文匯報•爭鳴》之《電視與公共文化面臨的危機挑戰》，討論者包括我院院長孫遜先生、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我系楊劍龍教授、我系薛毅教授、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華東師大歷史系許紀霖教授、華東理工大學城市管理學院鮑宗豪教授、華東師大社會學系陳映芳教授等幾位上海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專家、研究員。在這個大問題下，他們討論了三個小問題：（1）如何看待今天的電視節目；（2）正視公共文化背後正在流失的價值；（3）當電視成為核心文化陣地時，如何完成學者的文化擔當？
[3]《“金庸作品未收入語文教材”——專家呼吁：搞好文言文教學指導學生傳承傳統文化》。